试论二仙庵印经院文化息义初探

试论二仙庵印经院文化息义初探(论文关键词)二仙庵;印经院文化传播
〔论文摘要〕文化传承有赖于于书籍的保护，古代书籍能够流传下来，大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手抄，一种是刻本。

在道教文化研究中，我们的视角多集中在研究抄本和刻本本身，而对印经院的研究相对缺乏。

二仙庵印经院，作为川西较为有名的道教印经院，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印行了诸多道教经书，对道教文化及巴蜀文化的传播和继承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道经是道教文化的主要载体，道教文化有赖于此，方能流传广布。

因此，道教徒众将道、经、师合称为道教三宝，可见道经在道教中的重要性。

在道教里，道经不但是修学道法之门径，而且诵读经典也是成仙飞升之法门。

如《灵宝度人无量上品妙经》卷一云:“而好学至经功满德就，皆得神仙，飞升金胭，游宴玉京也。

上学之士，修诵是经，皆即受度，飞升南宫。

”经之功德可谓无量。

因为重要，所以道教徒众对道经的尊重又显得特别突出，道戒中有云“不得毁谤道法，轻泻经文。

且对抄写经书做了严格规定，如有错漏，其罪殃及七世祖或九世祖。

所以，遗留下来的敦煌卷子里，书写道经的纸张是最好的，书法也是最为工整的。

道教尊经，护经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道教典籍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据新近出版的《增补
新修道藏目录》一书估算道经数量“除去互见重复，也有五千数百种、几万卷之多”，历代也曾多次编纂“道藏”。

据《道藏说略》一书所述仅古代就有郑隐藏书、陆修静《三洞经书》、孟法师《玉纬七部经》、唐《开元道藏》、《大宋天宫宝藏》、《万寿道藏》、《大会玄都宝藏》、《大元玄都宝藏》、《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等。

近代现代又编有《重刊道藏辑要》、《敦煌道藏》、《藏外道书》、《庄林续道藏》、《道书集成》、《道藏精华》等道教丛书。

且不论近现代所出版的道书，古代这类大型道书多以帝王之力刊行，并颁赐天下宫观。

唯《大元玄都宝藏》是以全真教之力所编。

这些大部头的编撰、刊刻、流通因为耗资巨大，多赖封建帝王相助方能完成。

宫观自行刊刻印行经书之事鲜有记载，唯有写经、抄经之说比较盛行。

直至金代撰作《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经时还单列有“写经品”专述写经事宜，可见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抄写经书依然是道众传播道教文化的一种方式。

基于此，我们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对大型道教丛书和抄本道经的研究之上，而很少注意到:以某些著名道观为主导，刊刻印行道教经书的一些情况。

由此，今天我们将目光转向成都二仙庵印经院，以此一斑管窥道观印经院的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佛教有南京金陵刻经处、德格印经院等著名印经院，而道教印经院却鲜有被提及者。

今天我们所说的二仙庵印经院，从成立的时间上来说有些许不明朗之处，但是作为川西著名
的印经之所，却为保存和传播道教文化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

现在所能够知道的最早有关此印经院开始印经的时间，大约是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仙庵阎永和方丈发起刊刻((重刊道藏辑要》一书始。

虽然这个时间颇有模糊之处，且当时并未专名二仙庵印经院，然这一切并不碍二仙庵以后的印经事业。

直至今日，二仙庵当时的刻板仍在青羊宫印经院印行经书，为道教文化的传播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他的作用。

这也许是当时开办印经院的阎永和方丈所没有想到的。

现从青羊宫二仙庵印经院所印经书，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简单论述，以为抛砖引玉，望能引起各位学人对道教印经院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并能对此类刻本进行分类研究。

二仙庵刻板中最为著名者，当数《重刊道藏辑要》。

重刊道藏辑要的闪光点不在于它刊刻所用时间之长，亦不在于这些年来刻板保护之不容易。

而在于两次增补的《道藏》未收道书赖此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所补并非全为珍品，但当时所出道经之风貌和明清道教文化之情状借此可得一观。

蒋氏增补了“如题‘孚佑帝君’、‘八洞仙祖’、‘三山留史韩湘’、‘文昌帝君’等等乱仙之作，及清张持真辑《忏法大观》、《阴鹭文注》、柳守元撰《道门功课》等。

”阎永和方丈增人的《青城山记》和《二仙庵碑记》又对研究四川地区道教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因此，《青羊宫·二仙庵志》有云:“《重刊道藏辑要》不仅集中保存了不少《道藏》以外的道教经书，而且，在明本
《道藏》奇缺的那些年代，为道门内外阅读道教重要典籍，提供了相当方便，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吕〕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的刊行，保存下了明清道教文化，使之不至出现断层。

此是对二仙庵印经院之设最好的历史回报。

二仙庵印经院，除了刊行《重刊道藏辑要》之外，((广成仪制》也算是二仙庵印经院所刊刻的又一宏伟巨制。

《广成仪制》共290卷，1911年成都二仙庵刻板，1913年重刊。

是书乃当时“川西地区流行的科仪经本”，是川西地区明清时期全真教广为使用的斋醇道书，其中收录的“《关帝正朝全集》、《文昌正朝全集》、《川主正朝全集》科本，反映清代道教民间信仰的盛行。

)而《川主正朝全集》透露出的巴蜀地方文化特色，为研究明清时期的巴蜀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召请神抵中有如“万天川主左垂右相崇应护国救民大帝玉洞长春天尊。

等神尊，则显示出地方信仰神抵进人道教神系的痕迹。

由此可见，二仙庵印经院对文化传承，以及对地方文化资料保存的功劳。

将视线从这些大丛书上移开，二仙庵刊刻的一些小书也保存了诸多的道教文化信息，如现在还能在青羊宫印经院购到的《难字典》，便是其中之一。

《难字典》一书，收录了部分道教中常用的难字，异体字和俗字，这对翻阅手抄本道书有一定的帮助。

其中，有些难字为道教专用，不借助此书，
恐难识别。

故其传继文化之功亦不可小视。

青羊宫印经院时至今日仍在印经，所用刻板皆是保存下来的二仙庵刻板。

虽然传统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相当发达的今天青羊宫印经院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的意义相对减弱，但是历史上印经院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经者，圣人垂教、叙录，流通、劝化。

诸天出生众圣，因经悟道，因悟成真，开度五亿天人，教化三千国土，作登真之径路，为出世之因缘。

”经之于道教之重，可见一斑。

经书之重，故而历代都有抄写、刊刻之事。

现在研究经书多着力于版本、手抄经书之类，而将道教宫观印经院作为一个整体，或以印经院为一个文化传播中心来考察，并以其印行的经书为线索，追溯印经院在当时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化传播作用和对文化传承起到的承上启下之功的研究似乎关注太少。

青羊宫二仙庵印经院可以作为一个研究范例，以深人探究印经院文化对四川道教文化发展影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