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
徐康宁
中国经济已连续高速增长了30年以上，国内外舆论对中国能否继续保持更长时间的高增长开始表示出怀疑的态度。

虽然国内有专家（如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未来20年还可以保持8%的经济增速，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近年来经济运行下行、增速放缓是一个客观现实，而且世界上能够连续半世纪以上高增长的国家样板也极其罕见。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今后一段时间保持一定的增速仍然十分必要。

因此，未来20年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是一个理论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发展决策问题。

一、世界上有没有长达半世纪的高增长周期
自1978年开始算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历了35年的长周期，刷新了当代世界的纪录。

在这期间，除1989年和1990年这两个特别年份外（这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1%和3.8%），其他年份均保持5%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

其中最高年份是1984年，为15.2%，增速实现10%以上的累计时间为17年，8%至10%之间为10年，5%至8%之间为6年。

1978年至2012年间，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97%。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奇迹。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经历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了社会的富裕，但这些国家多数只能保持5%左右或更低一些的增长速度。

例如，1820年到1870年是英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半个世纪，但平均增速只有2.05%。

美国在同时期的经济增速高于英国，但也只有4.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迎来了真正高增长的时代，但持续的时间很少达到30年以上。

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在1950年到1973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5.68%，但1973年之后降到了1.76%。

从1950年到1998年的近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增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50年到1973年的前23年，日本实现了9.29%的超高速增长，但后25年的经济增速只有2.97%。

（以上资料均来源于安格斯·麦迪森所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

）
为了说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的特殊性，我们依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把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保持20年以上实现增速7%以上的国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排列，发现主要集中在东亚国家。

其中连续时间最长的是泰国，持续了35年，时间是1961年到1996年，年平均增速7.74%。

其次是印度尼西亚，持续时间29年，时间是1968年到1996年，年均增速7.49%。

表现最好的是韩国，从1963年到1997年，除了中间两年外（1979年和1980年），前后两段共34年经济增速平均在8%以上。

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曾经出现过年均增长10%左右的经济高成长期，但时间均没有超过20年。

当然，世界上并非中国一国做到了长期高速增长，实际上，博茨瓦纳高增长的时间比中国还长，从1961年到2008年，博茨瓦纳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3%，时间长达41年。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能够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平均8%
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可以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二、影响中国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经过长达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也开始逐渐呈现出增长乏力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保持8%左右的增速越来越困难，所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大。

当然，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乏力（官方统计部门用的经济下行压力是另一种语言描述）具有明显的内容差异，多数国家是争取3%或5%的增速，而中国则是努力保住8%或7.5%的增速。

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以及一些政府部门认为下列因素将成为制约中国未来20年继续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瓶颈，经济学家将许多的研究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化解这些制约因素的对策和方案上，政府部门则努力发挥政策的影响作用，力求实现在克制这些制约因素作用的过程中继续实现高增长。

资源与能源供应的瓶颈。

资源与能源的短缺满足不了中国长时期的高增长，这一制约因素似乎是被普遍接受的道理。

过去30多年中，中国耗用了大量的资源与能源，中国国内的资源拥有量和能源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出的需求，中国已经开始到国外寻找资源和能源供给，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巨大这一国情特点，加上国际资源与能源供求牵涉到国际政治关系等敏感问题，利用国际资源与能源也无法保证中国未来的长期增长，中国继续增长的空间最终会被资源与能源的短缺所限制，高速增长的步伐最终会停顿下来。

人口红利的终结。

中国有巨大的人口规模，长时间以来年轻人口占据人口结构的主体，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无尽的劳动力增量。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过去30多年中向经济生产部门投放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劳动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大大激活，使中国享受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红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现在，这种“红利”收获期已经结束，劳动力已经由无限的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劳动成本已经变得比较昂贵，无法支撑新的经济增长。

出口的增长动力开始萎缩。

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其他的生产要素价格偏低（过去很长时间中国的土地和资本的使用价格低于世界水平），加上政府的鼓励政策，中国的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出口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以及国际市场的波动，中国的出口已经遭遇30多年来最大的挑战，不少外资企业已经迁往越南、印度、斯里兰卡等劳动要素价格更为低廉的国家，出口已经不大可能维持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或至少不能带动与历史上相同比例的经济增长。

投资机会逐渐减少。

一定的投资规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助动器，没有较大的投资规模，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十分困难。

至今为止，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由于缺少资本积累，形成不了一定的投资规模，经济始终进入不了起飞阶段。

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是长期依赖较大规模的投资，投资驱动已经成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在基础设施以及工业上的大规模投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

所以，今后的20年，相对于过去的30年，中国的投资机会显得相对不足，至少继续保持大规模的投资已经变得比较困难。

三、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以及为了要实现富裕强盛之国这一宏大目标，中国需要再有20年左右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加上已有的30年，这样就可以维系半个世纪以上的经济高增长，基本奠定强盛富裕的基础。

假如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中国就可以在2030年左右的时候，实现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两番，稳居世界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7万美元左右（以今日美元购买力衡量），跨入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行列，提前实现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如何实现又一个20年的高速增长？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这是学界、政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新动力和经济结构三个层面去分析。

首先从传统动力层面分析。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依靠的是要素投入这一传统动力，即投入生产的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持续扩大，形成生产力边界线不断向外延扩大，最终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考虑，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利用要素投入这一传统增长动力源泉维系经济增长仍有一定的空间。

换句话讲，即使没有新的动力引入，在资源和环境可以承受的边界内，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继续通过投入更多的要素获得实现，时间至少在10年左右。

舆论普遍担心中国劳动力的供应已经出现了瓶颈，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其实，这种担心即便不是多余，也至少是被扩大了。

至少在10年之内，中国还不会出现真正的刘易斯拐点。

中国还有近一半的人口和与之相对应的劳动力在农村，其中大部分处在非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资源仍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如果中国到203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万美元，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下降到5%以内，届时，最多只要有2亿农民就可以保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基本匹配，这样就有超过4亿的农业人口（其中一半左右是可用劳动力）被吸纳到城市的产业体系中。

韩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7万美元的时候，农业就业人口仅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6%，这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接下来的问题是劳动要素的成本问题。

的确，近年来我国劳动要素的成本大幅上升，造成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产业的竞争力。

应当看到，这种劳动要素成本迅速上升主要是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补偿性因素，即相对于产业利润和税收，我国劳动要素报酬长期过低，因而出现了一段时间内的快速上升；二是政策性因素，即各种要求提高工资标准的国家性政策短期内密集出台，提高了工资的市场预期，市场工资的议价机制发生了改变，推高了整体水平。

长期来看，劳动要素的报酬水平最终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市场会调节这种报酬的过快上涨。

也不用过多地担心中国工资上涨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问题。

虽然现在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周边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但由于中国劳动力的质量也明显高于类似国家，所以依旧可以保持相当的竞争力。

同样，今后20年中国的新增资本要素也不会枯竭，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投资国。

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宏观经济的管理体制决定了投资需求的扩大仍然有相当的空间，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级政府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都会从扩大投资需求中寻找增长的空间。

仅城镇化一项战略就可以创造出无比巨大的投资需求，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20年最大的投资需求，其规模不会小于过去30年我们所吸引的外商投资规模。

传统的动力可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与事实表明，这种增长的效益很低，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未来20年的增长必须寻求新的动
力。

新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技术进步，以新技术的使用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入。

可恰恰是在技术进步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与之保持距离，真正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较小。

在经济学界，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衡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

据在美国出版的最近一期《中国经济研究》（China’s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中国过去30年TFP的增长很少超过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不到20%，而西方发达国家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都在80%以上。

由于体制的原因，再加上创新文化的长期缺失，我们还不可能在未来20年内做到经济增长主要以技术进步为主，但在政策的调节下，TFP的贡献率是可以提高的，如提高到50%左右是可能的。

经过努力，依靠真正的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率贡献3个百分点是可以做到的。

再来看出口的作用。

最近有文章依据2012年中国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2.2%就认为中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已经没有贡献，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从单一年份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净出口贡献率没有直接关系，只要净出口增加额少于上年，也就是说贸易顺差减少，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就可能出现负数。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出口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即便是在贸易差额始终处在逆差的美国，出口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飞机、汽车、医药以及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美国的经济增长早就停止了。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深化发展的今天，扩大出口和利用国际市场依然是多数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虽然中国的出口规模已经很大了，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规模的继续扩大，出口仍然是促进增长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动力。

要防止一时的经济运行矛盾而误伤出口的倾向，应当在努力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继续扩大出口。

今后20年，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小于过去的30年，但仍然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今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新动力将会来自于体制变革下的经济结构再造，即通过大规模持续的体制改革，要素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整体的重新塑造的过程，巨大的经济活力有望在这场结构的重塑的过程中再次焕发出来，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从要素结构看，土地、私人资本、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尚未在财富生产中发挥充分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活力。

假如土地在产权上深化新的改革，如土地使用权长期或永久所有，承认土地的要素价值，不仅可以大大增加投资机会，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地、节约土地。

现在有大量的民间资金闲置，形成不了私人资本，投资渠道狭窄，生产与财富的空间尚未全部打开，如果在一定范围内鼓励培育私人资本，必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从市场结构看，最大的希望在于扩大国内市场的边界和进入全球市场体系。

前者重在借助城镇化形成更大的市场范围，把处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状态的人口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融入到统一的大市场内。

后者重在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产品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中国的企业能达到现有韩国跨国公司的水平，中国经济的活力将会有明显提升。

同样，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显著改善也会为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如果未来20年中国能过通过持续的体制变革促进经济结构的再造，仅要素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改善而造就的增长空间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传统增长动力的不足。

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还可以保持20年的8%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是一个相当乐观的判断，这种增长世界也无先例可循。

然而，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自身特
点做出认真分析，在外部环境和国内社会形势不出现彻底性不利的情况下，中国还是有可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实现高增长，也许没有8%，但仍然明显高出其他国家。

我们既要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空间的消失，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有其自身的基础和多元动力机制。

如果说经济增长无法跨越目前人类所能认识的历史，那中国增长的故事早就结束了，而不会等到现在。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会部分继续来源于传统动力，部分来源于技术进步，还有一部分会来源于新时期的结构重塑，而结构重塑的前提是持续性的制度变革和体制再造，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延续新的20年的经济增长。

（作者是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