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
简论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
简论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摘要】《史学、史家与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有深刻论述，尤其在东汉后期表现出严重的不足。
首先是士大夫独立人格的丧失；其次是对颓废政治的漠视。
【关键词】余英时士大夫东汉《史学、史家与时代》是余英时先生的12篇论文和演讲稿，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有深刻论述。
所以，在阅读时着重研究了他关于两汉至东晋南朝时的几篇文章，获益颇多。
赵翼《廿二史劄记》论“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气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余英时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赵氏看出了两汉开国君主的性质不同，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然而他把这一重要事实单纯的解释为‘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与‘性情嗜好之相近’而不能以历史的与社会的背景上看问题，却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之后，余英时分析了西汉强宗大族“士族化”的过程，说明汉武帝和士族的形成、王莽改革和士族势力的增强有莫大的关系。
相反地，士族化程度的深浅与政权之建立亦有关系。
赵翼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其更深一层之意义尤当于此求之。
但这并不等于说，东汉王朝完全是代表士族大姓利益的政权，“东汉中叶以后的历史，便逐渐显示出此政权在本质上与士大夫阶层确有矛盾之处”。
“借着士族大姓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东汉后期，士大夫与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余英时先生在《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一文，列举了八点。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曰：“……诸将且出。
”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
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名号，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
论东汉隐士之不应征辟
（ 二 ）东汉 隐士不应 征辟 的理 由
不配合统治者的邀请 ，隐士们通 常也要给 出一 个适 当的理 由。 １ ．最常见的理 由是称病 如 《 后汉书 ・ 周燮传 》 ：“ 举孝廉、贤 良方正 ，
无道则隐 。 ”［ ４ １ 但是儒家又讲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要独善其身 ，更要兼济天下 。这些被征辟 的隐士 ， 面对统治者 的盛情邀请 ， 面对 “ 出” 与“ 处” 的选择 ， 有些人响应了政府 的征辟， 如《 后汉书 ・ 方 术 列传》载郭宪，在王莽篡汉时拒绝王莽的官位 ， 并逃走 隐居起来， “ 光武 即位 ， 求天下有道之人 ， 乃 征拜宪博士 。再迁，建武七年，代 张堪为光禄勋 。 ” 《 后汉书 ・ 儒林列传 》载刘 昆，“ 继而天下大乱 ，
除” 、“ 辟 召 ”等 ，是高级官员任命下属的一种制度 。征辟 制度与察举制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征辟 是 自上
而 下地选 拔人才 ，而察举则是 白下而上地选 拔人才 。征辟 尤其是辟除往 往与察举联系在一起 ，但征辟这种 选 拔方式 ，最重要的是在于它能体现 出统治者对所 征辟人的重视 程度。对隐士的征辟 ，尤其 是皇帝亲 自征 召，是对 隐士的极大礼遇。对 于寄情 山林的隐士而言，他 们的社 会声望 和影响并不随着他们 的隐逸而销声 匿迹 ，反而更容 易获得 世人 的好评 。统治者 若想将 他们请 出山，往往 需要采取较之一般仕进途径更 为尊荣
的方式 ，以 显示其诚 意。
东汉隐士不应征辟现 象
收稿 日期 ：２ Ｏ １ ３ － １ ２ － ０ ３
作者简介：史 静 （ １ ９ ８ ８ － ） ，女，河南漯河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秦汉史。
历史论文——东汉消亡的特殊性(新观点课题)
从这段话可看出，曹操并不反对篡改皇权，而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时机不成熟，权势不够格。曹操的想法与当时一位大思想家的看法相同，仲长统在《昌言 法戒篇》：“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
总的来看，就是集权于一人。观看曹操后来的政治演出，基本上都是走拥护皇权路线的。荀彧就这样评论：“自天子播越，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16]政变的态度，结合他后来的做法以及仲长统的言论，可见曹氏本人有种想法：拥立天子，进而集权，做伊尹、霍光，掌握废立皇帝的大权，最终革新换代。
先看“齐桓之功“。不难发现，这就是春秋时期盛行的“尊王攘夷”。我们已经讨论过，给与现任皇帝足够的尊重，承认东汉的主权地位，仍然是乱世政治发展的主导方向：所以安全的势力成长点也就是在尊重天子的大前提下努力扩张自身实力。这样一种思维需要从过往历史中寻求神圣的论据，才能在现实中展开，于是“尊王攘夷”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在三国实际政治行动中，经常被替换成另外一种说法“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一种被后世经常诟骂的“口号”，然而在三国风流人物眼中它却异常神圣，不管倡导“尊王攘夷”的政治家是否潜藏着险恶的用心。神圣的理由是“尊王攘夷”反映的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在原始儒家看来，分封制度本质上体现的是对君主的高度忠诚。在君主专制横行的时代里，蕴含如此忠诚精神的制度显然相当神圣的。
曹操集团
毛阶
“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功业。”[20]
袁绍集团
沮授
“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21]
应该注意到，这三个集团在讨论时，都强烈主张把王霸理论作为该集团的核心政治路线。从现有资料来看，曹操集团上上下下都是赞成，高度一致，而袁绍集团在激烈争吵后放弃王霸，坚持原来的另立皇帝的路线。袁绍集团从来都是反对“王霸“理论的。不管是最初的册立韩馥还是这次的大讨论，都是如此。袁绍发动官渡之战，沮授以”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为由劝阻，并”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断定战争的成败。袁氏一意孤行。[22] 可以推断袁绍是“王霸路线的反对者。官渡之战实际决定了王霸理论是否能够成为未来政治的主流思想。显然曹操的胜利，使时代终于认可王霸理论的可行性及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浅析汉代士大夫的忠君观
浅析东汉士大夫忠君观赵墨（渤海大学历史系，辽宁锦州120013）摘要:随着“三纲五常”伦理意识的不断加强，汉代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也有一个逐步的加强的过程。
本文从汉代士大夫忠君观的体现中，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从多种角度认识汉代士大夫的忠君理念。
关键词：士大夫；忠君观；原因作者简介：赵墨（1982－）女，渤海大学历史系06级硕士研究生，从事秦汉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4,2收稿日期：2008～07～08士大夫出现于战国，战国之前称“大夫士”，后称为“士大夫”。
士大夫直至汉代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固定的阶层，他与皇族相区别，独立与皇室之外，同属于统治阶层。
作为知识分子的特定出身与其在政治中所表现的特殊心态，逐渐在汉代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官僚心理。
最显著的体现即表现在士大夫们的忠君意识之中。
汉代士大夫均言忠君，东汉尤为突出。
在士大夫看来，“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请，行之美也”。
［1］“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至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之义，有不可得也”［1］。
东汉时期士大夫的忠君观的体现与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
一、东汉士大夫忠君观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一）在野以“清议”等方式评议时事“清议”作为东汉中后期政治批判的基本方式，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也为政府选拨人才、奖惩官吏、修订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范晔“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阄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1］若没有士大夫们忧国忧民的忠心，即会形成“万马齐喑”的状态。
东汉士大夫的“清议”活动，体现汉代知识分子官员的忠君忧民的情怀。
与后朝君主专制逐步加强，臣子们只能唯君王是瞻的懦弱状态相比，汉代士大夫的所表现出来的忠君观要加入几分诤诤铁骨，荡气回肠之感。
从实际效果方面来看，在野士大夫们及太学生的“清议”活动，能够抵制君主思想专治的滥用，也是汉代士大夫们忠君观的一个重要体现。
东汉的文学衰落与学术衰退
东汉的文学衰落与学术衰退在东汉时期，文学与学术曾经有着辉煌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动荡与政治腐化的加剧，东汉的文学与学术逐渐陷入衰落的状态。
本文将就东汉文学衰落与学术衰退的原因展开探讨。
一、社会动荡与政治腐化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频繁发生战乱与叛乱，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社会动荡导致人们的生活无法安定，精神压力重重，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也逐渐消退。
同时，政治腐化现象也不断加剧，官员的贪污腐化、权力的滥用等问题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得文学与学术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
二、儒家经典僵化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在东汉时期达到了顶峰，儒家经典的教条主义态势日益明显。
权威人士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越来越僵化，不允许有任何的创新与发展。
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使得学术界缺乏创造性的思维，限制了学术讨论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的衰退。
三、文人士大夫的墨守成规东汉时期的文人士大夫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追随传统，对于个人才华的追求与发展存在严重的困扰。
重视声誉与虚名的他们墨守成规，严格遵循传统的文人行为准则，对于独立思考和创新的开展缺乏兴趣和动力。
这种态度使得东汉文学的发展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四、地方政治与文化偏重东汉末年由于政权的衰弱和地方势力的兴起，地方政治的发展逐渐凌驾于中央政权之上。
地方政治的兴盛导致各地的重要精力都放在了地方政治之上，文学与学术的发展遭到了忽略。
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东汉文学与学术的衰落。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的文学衰落与学术衰退主要源于社会动荡与政治腐化、儒家经典的僵化、文人士大夫的墨守成规以及地方政治与文化的偏重。
这些原因共同作用，使得东汉的文学与学术无法继续繁荣发展，衰落成为了该时期的现实。
我们有必要从中汲取教训，促进社会稳定与政治廉洁，为文学与学术的发展创造更加积极的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文学与学术的再次衰落，推动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
东汉宦官之祸根本原因是什么
东汉宦官之祸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东汉恒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东汉宦官之祸根本原因，欢迎阅读!东汉宦官之祸根本原因宦官专权是与皇权同时并存的畸形社会现象，特别是在外戚用事，皇帝与朝臣隔绝的情况下，他们尤其为皇帝所重用，借以夺回旁落于外戚之手的皇权。
同时，易得宠信也是宦官能以专权的重要因素。
1皇帝集权是形成宦官专权的适当气候。
作为封建皇帝总是要集权的，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往往利用宦官而排挤臣僚。
汉武帝吸取汉初藩国叛乱的教训，开始重用外戚。
皇帝一旦发现他们有碍皇权加强，就会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从而重用宦官，这也更明显地反映了皇权加强的需要。
2外戚宦官专权是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的反映。
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一方面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更有利于地主和商人兼并土地。
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各地出现了武断乡曲控制州县的大小豪强。
他们希望出现更加腐朽的政治，以便为所欲为，放肆掠夺。
外戚宦官政治恰好迎合了他们的要求。
到元帝时期，豪强势力恶性膨胀，这就为外戚宦官政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3皇帝昏庸无能，年幼无知。
封建帝王的继承原则是传子不传贤，其子弟多执绮“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
”给外戚宦官造成了专权的机会。
东汉刘秀，对外戚严加防范，“尊奉建武制度，無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皆奉尊绳墨，无党势之名。
”而章帝则对外戚宦官以宽厚待遇。
自章帝死后冻汉便进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黑暗时期。
这些外戚宦官更是利用皇帝年幼无知，千方百计制造稚童皇帝在位的局面。
中常侍孙程斩刘安，迎立年仅十一岁的顺帝。
灵帝十二岁即位，好登高眺望.日寸宦官大起第宅。
他们唯恐灵帝发现，便让赵忠等谏日：“天子不登高，登高百姓其虚散，”宦官正是利用了皇帝的无知.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禁。
宦官专政造成的影响“东汉末宦官之恶遍天下。
”在宦官集团的残暴统治下，宦官们在经济上“竭泽而渔，政治上暴决专制。
东汉末年党锢时期士人的生死观
东汉末年党锢时期士人的生死观作者：郭晨光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07期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汉末婞灵之际，两次党锢之祸带给士人巨大的影响，面对昏暗的局势士人多样化的选择：一，一部分士大夫选择恪守传统的儒家道德，以不惧牺牲，敢于直谏的“婞直之风”：二，由于惧祸而且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转向隐遁，独善其身保全性命；三以隐逸为名，实则以退为进，自由的选择各地豪强，匡扶社稷或者建立新的功业。
关键词：儒家思想婞直之风隐逸之风老庄以退为进[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4-0235-02一、以“婞直之风”为代表的儒家生死观东汉一朝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浊乱朝政，而士人们则在与外戚与宦官的不断斗争中逐渐自觉，并结成群体，正如余英时所说：“东汉外戚之祸极于梁冀之专权，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团似亦肇端与此际，至其后与宦官争斗时结党，则是更进一步之发展耳。
”作为代表社会清流的封建士大夫之有意识的自发结成党人是针对汉末宦官的“专树党类”而使“纲纪大乱”的情形，《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婶直之风，于斯行矣。
”他们纷纷从繁琐的章旬中走出，以对国家和天下苍生的责任感，投身于现实政治。
而相互之间以声明相高以及对“公卿”、“执政”的“品核”和“裁量”实际上既是一种斗争的工具，也是一种社会监督。
由于士人本拥有的社会名望，看似无用的“党议”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可惜，这些士人留下的作品少之又少，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蔡邕、赵懿等人为数不多的作品，其中以蔡邕《述行赋》和赵懿的《穷鸟赋》为代表。
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日：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
诚以常待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
东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东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东汉，又称后汉，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与西汉合称汉朝。
本文是东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东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朝末年王莽改革失败，并引发内乱，其时身为汉朝宗室的光武帝刘秀乘势而起，在绿林军的协助下推翻新朝，即位改国号汉，史称东汉。
当时光武帝亦从前朝西边的长安改为建都东边的洛阳，因洛阳为其军事根据地，而长安亦逢多次战乱而日残。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史称光武中兴。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
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
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
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间，为东汉的黄金时代，史称明章之治。
外戚政治的勃兴(88年-159年)汉章帝是一个贤明的皇帝，但他却开东汉大力任用外戚之先河。
在他死后，刚登基的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
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
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刘隆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
政权当然又到了外戚的手中。
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
汉殇帝只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去世。
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
邓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
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
宦官拥立汉顺帝。
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
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
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汉桓帝即位。
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
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摘要东汉后期女主临朝，皇帝多不永年。
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政、交相秉权，使得朝纲紊乱，制度失缺，政治秩序被严重破坏。
正直的官僚和太学生联合起来与宦官进行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
本文主要对这两次党锢之祸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党锢之祸发生的背景。
东汉末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加剧了社会矛盾，东汉政权摇摇欲坠，这使得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们自发联合起来，试图去挽救东汉政权。
同时，由于进仕渠道被宦官集团垄断，大量士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央政权，这就使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矛盾愈加尖锐。
第二部分分析两次党锢之祸起因的异同点。
总体来说，两次党锢之祸都是因为党人集团要从宦官手中夺取中央权力而发生的。
但两次党锢之祸发生时，党人的心态经历了从淡定到绝望的转变，从而对党锢之祸的起因造产生了影响。
外戚势力的介入也让宦官集团有更好的借口去打击党人。
第三部分对比分析两次党锢之祸中的党人、宦官与皇帝。
出身贫寒的党人，在两次党锢之祸中的表现比其他党人要理智，出身官宦的党人的政治态度则较为激进。
在党人分布的地域范围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要大于第一次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时宦官集团的势力大小不同，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了“佞猾”和“专权”的不同的特点。
汉桓帝的“集权”和汉灵帝的“无知”也影响了两次党锢之祸的结果。
第四部分分析两次党锢之祸影响的不同。
第一次党锢之祸因事发突然，宦官集团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再加上汉桓帝的控制，致使对党人造成的打击并不是很沉重。
第二次党锢不但加重了部分士大夫对时局的绝望情绪，促使他们走向隐逸自保，而且冲击了士大夫对皇权的迷信和对皇权的依附，使部分士大夫成为分化东汉政权的力量。
关键词：东汉；两次党锢之祸；党人；差异性ITHE COMPARA TIVE STUDY OF TWO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ABSTRACTDuring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empire governed by empresses. Most emperors died early. Dukes and eunuch control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power of an imperial government alternatively. The political order was seriously damaged.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Huan.Eunuch complete control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is phenomenon seriously blocked the normal way for the scholars to enter the official career. Representative of the orthodox power of the landlord class and the imperial college students make an alliance. They slam the eunuchs' brutal rule. They use many means to preserve their own interests.But the move was frantically retaliated by the eunuchs group. They look for an opportunity to use the emperor and launch two large-scale persecution activities called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in 166 and 169.The first suppression of the conspiratorial cliques happened suddenly.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the eunuchs group is not strong enough and the e mperor’ control, the blow to the party is not very heavy. After this event, the people begin to support the party. Its reputation has been raised. At this time,the emperor Huan has died. Dukes control the power of imperial government who stand by the party.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arty Douwu is preparing to eliminate the e unuchs. But because the plan is not well planned, the eunuchs group first attacked the party. A large number of Party members were killed.Because of the fame of party is still be remembered. Eunuchs falsely accuse the party, set off second suppression of the conspiratorial cliques.During the second suppression of the conspiratorial cliques.The eunuchs group is powerful and the emperor was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m.The party is not enough to fight the eunuchs. So the second suppression of the conspiratorial cliques hit the party heavily. It aggravates the despair of some party member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motes their seclus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duces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scholar bureaucrats on the imperial power. Make some scholars become the power of against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Han Dynasty.KEY WORDS：Eastern Han Dynasty；political persecution；party；differenceII目录绪论 (1)（一）选题意义 (1)（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6)一、党锢之祸发生的背景 (7)（一）汉末社会矛盾加剧 (7)（二）士人阶层的扩大及取士渠道被垄断 (8)二、两次党锢之祸起因分析 (10)（一）两次党锢之祸起因的相同点 (10)1、权力的争夺 (10)2、政治主张的分歧 (11)（二）两次党锢之祸起因的不同点 (12)1、时机与党人的心态 (12)2、外戚势力的介入 (14)三、两次党锢之祸人物比较 (17)（一）党人的对比 (17)1、出身与党人的政治态度 (17)2、党人地域上的扩大 (18)（二）宦官的“佞猾”与“专权” (19)1、第一次党锢之祸时的宦官 (19)2、第二次党锢之祸时的宦官 (21)（三）汉桓帝的“集权”与汉灵帝的“无知” (22)四、两次党锢之祸的影响 (24)（一）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影响 (24)1、党人失败的原因及分化 (24)2、宦官集团的妥协和党人影响力的扩大 (26)（二）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影响 (26)1、党人集团的绝望和世风的转变 (26)2、党人的政治分流 (28)3、东汉政权的衰败和宦官集团的覆灭 (30)结语 (32)参考文献 (33)致谢 (36)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37)IIICONTENTS Introdoution (1)1.The Basis of Topic (1)2.The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1)3.The Methond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6)1.The background of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7)1.1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7)1.2 The expansion of the stratum of the scholar (8)2.The reason of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10)2.1The same point of the reason (10)2.1.1Power contention (10)2.1.2The disagreement of the political opinion (11)2.2The difference of the reason (13)2.2.1Opportunity and mentality (13)2.2.2Intervention of Dukes (14)3.The people of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17)3.1The contrast of the party (17)3.1.1The different attitudes (17)3.1.2Regional expansion (18)3.2The cunning and power of eunuch (19)3.2.1Eunuch in the first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20)3.2.2Eunuch in the second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21)3.3The centralization and ignorance in different emperor (22)4.The result and influence (24)4.1The result and influence of first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24)4.1.1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party (24)4.1.2The expan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y (26)4.2The result and influence of second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27)4.2.1The hopelessness of the Party group (27)4.2.2The political diversion of the party (28)4.2.3The decline of the Eastern Han regime (30)Conclusion (32)Reference (33)Acknowledge (36)Papers the writer published (37)IV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绪论（一）选题意义党锢之祸指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不满，与宦官发生的政治斗争。
东汉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
政治 基础
道 ” （《 后汉 书 ・ 范陈 贾张 列 传 》 ） 。他 “ 仅 接受 了士大 夫 郑 不 的基 本 文化 学养 并尽 可 能体 之于 行 ，还 自觉 地站 在 学术拯 救 者 、
两 汉 之 际 ，群 雄 并起 ，刘 秀集 团 以 其 宗 室背 景 为 依 托 ， 以 弘扬 者 的立场 之上 ” “ 。 士族大 姓 为政 权基 础 （ 于 东汉政 权 的建 立 与士 族大 姓 的关 系 ， 关 明 帝 不 仅 继 承 了 其父 在 朝 廷 庄 严 的政 治 场 合 坐 而 论道 的作 余 英 时先 生在其 《 与 中国文 化 》一 书 中有专 章 论述 ，此 处 不加 风 ，还 利用 皇帝 之便 ，将他 亲 自参 与 、主持 的讲 论经 义 的学 术活 士 赘 述 ） ｕ Ｉ ，加 上刘 秀 本 人卓 越 的领 导 才 能 ，使 得这 一 集 团在 动 ，扩 大到 前所 未 有 的盛大 规模 。永平 二年 ， “ ｊ 飨射 礼 毕 ，帝正 纷 争 中迅速 堀起 ，并 重新 实现 了全 国的统 一 。在 经历 西汉 末 君权 坐 自讲 ，诸 儒执 经 问难 于前 ，冠 带 缙绅 之人 ，圜桥 门而 观听 者盖 旁落 、王 莽专 权 的政 治动 乱之 后 ，东 汉前 期 摆在 统治 者 面前 最迫 亿 万计 ” （《 后汉 书 ・ 林列 传 》 ）。 儒 接 下 来 的章 帝 “ 宽容 ，好 儒 术 ” ，在 位 期 间 ， “ 、大 少 将 切 的任 务便 是巩 固皇权 。 《 汉书 ・ 长 统传 》载 其所 著 《 后 仲 昌言 ・
文 史 哲
东汉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大 夫 阶层 的形成
何 国正 刘蜀子 （ 云南保 山学院 中文 系 保 山学院校 办 ６ ８０ ） ７０ ０
困在学术与皇权间的东汉大儒
第18卷第5期2019年9月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18No.5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Sept.2019【历史研究］困在学术与皇权间的东汉大儒曹瑞涛（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1121）［摘要］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许多人往隹具有官员和学者两重身份，然而其学术与皇权的关系却并不总是珀谐，当皇权与学术发生冲突.时，尤其在强而有力的君主面前，作为学者的官员多会委曲S己的学术观点。
以东汉帝国的缔造者光武帝为例，其为人处事素有谨慎、宽厚之声誉，但因对谶纬之学格外喜好，从而与当时天儒观念不合。
通过考查郑兴、桓谭和贾逵三位学者在那种权力氛围内的学术取舍，可窥见古典帝制时代皇权与学术关系之一斑。
［关键词］谶纬之学；光武帝；郑兴；桓谭；贾逵［中图分类号］K234.2［文献标识码］A一、“仕一学”之间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许多人往往同时拥有两种身份:学者，官僚。
对于这些戴着官帽的学者，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研究清中后期官员情况时曾不无感慨地指出：“他们的学问水准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教养领域。
例如著作《十七史商榷》百卷,在史学界留下了巨大足迹的王鸣盛（1722—1797）,是官至内阁学士的大官僚；刊行《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而对经学作出贡献的阮元（1764—1894）,也历任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的大官僚。
就算他们事例著名，也决不是例外的事例。
这样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官僚层的持续存在，以历史的眼光看，即使在19世纪后半期这一历史时期，除了中国之外，也仅仅只有朝鲜可以相提并论。
”m官僚队伍的学者化不唯清季如此，历朝历代大多一样，甚至天下大乱之际，学问不退反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中竟能涌现出不少学问大家，这与将近路易十三时代的欧洲宫廷里掌权的贵族老爷们大多还是些文盲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
当然，做官并非需要大学问才行，否则文盲治下的欧洲早就集体破产，或被有学问的教士阶层篡了权才合理，只能说在中华帝国的文化背景下，学者被特别鼓励出来当官，官员则又格外以当学者为荣。
士大夫所掌控的舆论力量最终击败了东汉末年宦官的事例
士大夫所掌控的舆论力量最终击败了东汉末
年宦官的事例
士大夫在东汉末年所掌控的舆论力量最终成功击败了宦官的事例是广泛被历史记载的。
在东汉时期，宦官通过掌握皇帝后宫的权力，逐渐获得了许多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
然而，宦官的专横和腐败行为引起了朝廷内外的不满。
士大夫阶层一直被视为社会的精英，他们凭借着文化修养和道德观念的高尚，拥有舆论的强大影响力。
面对宦官的专权统治，士大夫开始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社会正义。
他们通过发表诗文、文章，撰写告状表白等方式，揭露宦官的腐败丑态，抨击他们违背儒家思想和道德准则。
同时，士大夫还借助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将宦官的罪行反映给皇帝，告发他们的贪婪和欺诈行径。
这些士大夫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得皇帝对宦官的认识逐渐加深，认识到他们对朝政的负面影响。
皇帝开始逐渐削弱宦官的权力，并放宽对士大夫的限制，赋予他们更多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
士大夫的舆论力量和对宦官的批评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汉灵帝时代，士大夫对宦官的揭发和抵制达到了顶峰，宦官的权力被削弱到最低点。
虽然宦官在后来的历史中重新崛起，但东汉时期士大夫所展示的舆论力量给了后世一个重要的启示，即舆论的力量可以扭转错误和不公，并对社会进步和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东汉的医药退步与疾病流行
东汉的医药退步与疾病流行在东汉时期，医药的发展经历了一段相对较为停滞的时期，这导致了地方病和其他一些疾病的广泛流行。
本文将探讨东汉时期医药的退步和疾病流行的原因。
一、医药知识的倒退在东汉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乱频发等原因，使得科学知识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医药学科也不例外。
许多著名的医家和学者因为战争和社会动荡而流离失所，导致医学知识无法传承和发展。
二、传统经验的束缚东汉时期，传统经验在医药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限制了新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发展。
人们过于追求经验积累，而忽视了对疾病本质和机理的深入研究。
因此，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医生的治疗方法往往陷入盲目和保守。
三、医学教育的衰退东汉时期，医学教育水平明显下降，医学院校几乎停止招生，医学知识的传承出现断层。
与此同时，由于战乱频发和社会动荡，人才流失严重，导致医学领域的人才匮乏。
四、疾病流行及防控不力由于医药水平的退步，东汉时期社会中频繁爆发各类疫病。
人们缺乏对疫病的深入了解，也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因此，流行性疾病在东汉时期蔓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五、地方病的流行东汉时期，由于经济落后、环境污染等原因，地方病在某些地区频繁发生。
特别是饮水污染、食物中毒等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地方病的流行。
六、饮食习惯与疾病东汉时期，人们普遍追求豪华的饮食，常常食用高糖高脂肪的食品，导致肥胖症、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流行。
同时，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导致了多种疾病的发生。
七、社会环境和人口流动东汉时期，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人口流动增加，使得疾病易于传播和扩散。
此外，生活环境恶劣，饮食卫生条件恶化，也为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总结：在东汉时期，由于医药知识的倒退、传统经验的束缚、医学教育的衰退等原因，医药水平明显退步。
与此同时，疾病在东汉社会中广泛流行，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东汉社会需要加强医学研究和教育，提高医药水平，加强对疾病的防控和治疗，以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
中国封建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论文资料）
中国封建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隐逸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园林：隐逸文化的最基本载体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统一的宗法帝国和君主集权制度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始终延续不断，就是社会形态中的所有因素，不论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抑或文化艺术的，都被始终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
集权制度对士大夫的绝对制约是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点之上的，因此它也就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力量所能超越和摆脱的。
中国封建制度对士大夫的绝对制约与对其他阶层的制约相比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关系的链条中，士大夫阶层是连接皇权与“溥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关键环节，离开了对这一环节的控制，大一统的宗法制度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必须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封建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必须具备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集权制度要求对士大夫进行绝对的控制；士大夫要求具有相对独立的意志、道德、情感、审美等。
士大夫阶层的相对独立既然是社会机制必然的客观要求，而集权制度的性质有决定了凭借直接和积极的方式实现它的程度只能事十分有限的，只就迫使士大夫阶层必须寻找和创造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和消极的方式，以保证自己的相对独立达到社会机制所必需的程度，这种方式就是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隐逸文化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保证士大夫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等，而所有这些在隐逸文化发展的初期就都集中表现为出与处、仕与隐的矛盾。
东汉中期以后皇权控制能力的衰弱和士大夫阶层的离心使得以前受到皇权强烈抑制的隐逸文化开始迅速发展。
隐逸文化开始自觉以老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隐逸已经不仅仅是士大夫“屈节以全乱世”的遁身之法，而且具备了全面容纳士人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宇宙观、审美观等等文化内容的基本发展趋势。
东汉中后期开始的隐逸之风在魏晋以后的士大夫阶层中，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这也是士大夫园林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文化背景。
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作者：任聪颖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2年第06期【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传承者。
士大夫在产生之初便具备了沟通上下的“言说者”功能。
在随后的经学时代、玄学时代、理学时代、心学时代乃至西学东渐时代，士大夫精神不断充实与完善，呈现出淑世与修身、礼赞自然与人性、传递中华文明薪火等意涵与特质。
特别是在中华历史与文化发生危机的转捩点，士大夫往往能以“国身通一”的姿态担荷起贞下起元的重任。
这些精神特质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士大夫；儒学；文化自信【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6-189-04【本文著录格式】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J].中国民族博览，2022，03（06）：189-192.基金项目：本文是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文化自信视野下的清代山西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W276）阶段性成果。
士人群体对中华民族品格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塑造和成型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筑起来的“四民社会”。
士作为四民之首，实是沟通民众与统治阶层之间的阶梯，发挥着上学而下达的重要作用，成为言说主体而拥有话语权力。
士大夫精神中的积极因素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对当下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有着借鉴意义。
一、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产生士，产生于东周以前，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独立的特质，其精神意涵在后世历朝历代中得以充实完善。
先秦时代是士人群体的形成期，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明肇始至西周制礼作乐之前，此时社会阶层尚未有细致的分野，士的概念也未真正出现。
《尚书》中有《多士》篇，乃是周公训示殷商旧臣的诰令，其中“用告商王士”“尔殷遗多士”云，皆以士泛指殷商大臣和遗民。
此“士”但愿为政治术语、职业代称，而非后世具有文化担荷意义的独特阶层。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模拟试卷121(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模拟试卷121(题后含答案及解析)题型有：1.1．论述东汉末年的清议与党锢正确答案：背景：(1)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朝政混乱，社会黑暗，引发部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的强烈不满；(2)汉桓帝之后，察举制日趋腐败，有德有才之士难以举荐，士人心生不满；(3)东汉末年，太学生多至3万余人，太学生议政成为风气。
清议以部分开明士大夫为主体，还有一些太学生与郡国生徒参与其中。
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抨击，是为清议。
其中以太学生议政效果最著。
名臣朱穆打击宦官赵忠僭用天子葬具，而被治罪，太学生数千人诣阙上书，使朱穆获释；皇甫规因拒绝贿赂当权宦官而被诬治罪，太学生300余人随同若干高级官僚诣阙陈诉，使其得到赦免。
太学清议，是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史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正义，打击了黑暗势力。
士大夫不仅议论朝政，品评人物，还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
李膺曾任司隶校尉，因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而捕杀之。
延熙九年，宦官党羽、术士张成之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处死，于是被诬告与太学生、士夫“共为部党、谤讪朝廷”，李膺等200余人被捕。
后虽赦免，但却被禁锢终身，不得人仕。
是为第一次党锢。
建宁元年，大将军窦武与名士陈蕃共同执政，启用李膺等人。
众人密谋诛杀宦官，但宦官集团抢先发难，窦武、陈蕃殒命，李膺等百余名士也被捕入狱，被折磨致死，党人门生、故吏、亲属皆免官禁锢。
是为第二次党锢。
直到黄巾起义，党人才被赦免。
士大夫保持节操、与宦官势力抗衡的行为显示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对社会风气有着极大的引导作用。
涉及知识点：中国古代史2．试评王莽改制。
(兰州大学2000年中国古代史真题；北京大学2001年中国古代史真题；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中国古代史真题；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中国古代史真题；河北大学2006年中国古代史真题)正确答案：(一)主要内容。
公元8年，王莽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掌权后，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颁发诏令，进行改制。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
冲突
李春青
【期刊名称】《船山学刊》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
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
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总页数】9页(P74-82)
【作者】李春青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1
【相关文献】
1.诗意地栖居——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理想 [J], 刘斌元
2.篆刻艺术家与传统文人士大夫风范的身份标识 [J], 陈振濂
3.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古代传播体系中的作用
——基于民本思想的发展沿革 [J], 蒲信竹;王新雨
4.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古代传播体系中的作用——基于民本思想的发展沿革 [J], 蒲信竹;王新雨
5.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修身” [J], 勾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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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士德和士大夫精神
略谈士德和士大夫精神作者：温克勤伦理学研究2019 年06 期[ 中图分类号]B82-051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671-9115（2019）01-0024-04士德一般指读书人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士大夫精神一般指从政者应有的道德操守。
此二者是相通的，说士大夫精神泛指读书人和从政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亦无不可。
由于士德和士大夫精神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又由于士和士大夫阶层自身良莠混杂的复杂性，故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士德特别是士大夫精神或避而不谈，或作过度批判，而对其中包含的有价值的因素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讨。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关探讨文章开始见诸人文期刊。
本文拟就这个话题谈些粗浅之见。
一、“士”阶层的崛起和士德“士”在商、西周、春秋时指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末士阶层崛起，逐渐成为读书人的总称。
在士人中，有一部分入仕作官，未入仕作官的则归入庶民，其地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
由于士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其道德品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据《论语》载，孔子及弟子曾参、子张等曾论述过士的道德品质。
孔子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里仁》）又讲：“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 （《宪问》）杨伯峻译曰：“读书人而留恋安逸，便不配做读书人了。
” [1]（P145）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张讲：“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子张》）他们强调士人应具有勇于承担、勇于牺牲和重义轻利的道德精神。
另外，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子路问“何为士”时，曾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切切偲（si）偲（互相责善的样子），怡怡（和顺的样子）如也。
” （《子路》）杨伯峻《论语译注》曰：“互相批评，和谐共处，可以叫做士了。
” [1]（P143）从上述孔子及其弟子对士的论说看，所谓“士德”主要包括志道乐道、仁以为己任，见危授命、见利思义、行己有耻、勤奋治学、相互勉励、和睦团结等等。
关于物质诱惑的真实事例
有关物质诱惑的真实案例诸葛亮廉洁一生得益于口碑监督我们读历史，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史上那些圣贤的美德是与生俱来的，却忽略了圣贤当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诱惑和堕落机会。
他们能达到人品的高峰是如何地不容易？而且，他们的伟大人格又是由哪些元素铸成的呢？例如诸葛亮，后人往往赞叹他的清廉自守，却并不知道他当时面临多大的物质诱惑，他又何以能抵御这些诱惑，成就高尚的人格。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们才能真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吸取正面的元素。
蜀相诸葛亮曾时时面临巨大的物质诱惑自从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掌握了蜀汉大权，后主刘禅尊他为“相父”，蜀国的军政和经济都是他在经营。
我们在《三国演义》里只看到他在军事上的传奇经历，却不知在这些传奇战争的背后，是海量的物质供给，包括粮草、兵器、帐篷、舟车等——大家最熟悉的木牛流马就是军粮运输工具，这一切都要经过诸葛亮亲手操作。
在《诸葛亮集》里，就有几则关于他负责兵器供应的例子。
公元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用斧头去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鹿角，结果导致一千多把斧头损坏。
不是敌人的防御工事太坚固，而是蜀国的武器太豆腐渣。
为此，诸葛亮写了一篇《作斧教》，严肃批评这些军用斧头质量不过关，“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
幸亏敌人已经被击溃逃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诸葛亮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自己亲手设计了一批战斧，并且监督生产，结果用了一百多天，这些斧头不见损坏。
于是诸葛亮说，“余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我知道这是那些主管生产的人没有用心，应该抓起来追究责任。
此事一则可见诸葛亮做事之细致，二则可见诸葛亮既是前方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后方军用物资的生产供应负责人。
还有一则手令名为《作钢铠教》，具体内容为：“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
”大意是命令生产部门（作部）生产一批“五折钢铠”和“十折矛”供应前线。
所谓“五折”和“十折”，是说铸造过程要经过五道和十道程序。
这样精打细造的铠甲和长矛，也是诸葛亮一手操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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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06第35卷第2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35No.2■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张保同(南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南阳473061)摘 要:东汉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阶段。
在皇权政治的运转中,东汉士大夫未能固守“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先儒宗旨,表现出忠于皇权、追求功利、附趋世俗、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和治世实际才能不足等诸多缺失。
东汉后期的政治衰败,士大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专制皇权的强化,儒学政治化的禁锢,选官制度的弊端和宗族、经济的羁绊,是造成东汉士大夫缺失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东汉士大夫;专制皇权;儒学中图分类号:K23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2-0025-06收稿日期:2005-06-03作者简介:张保同(1955—),男,河南南阳市人,南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东汉时期,随着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真正确立,自战国以来的官僚政治日益儒学化,士大夫阶层经数百年的演生,基本完成了与专制皇权的结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正式形成。
在专制皇权政治机器的运转中,东汉士大夫充当着儒家“道统”的持守者、政令决策的参与和执行者、文化的传承者、衰败政治的拯救者和社会正义力量的代表者等多重角色。
近些年来,学界对东汉士大夫的研究,颇多精当著述,但对其缺失却很少有人专门讨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人对东汉士大夫的全面认识。
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局部探讨,以期求得大家批评。
一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武、宣以来“霸道”为体、“王道”为用的政治方针,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专制皇权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以儒术润饰政治,标榜“柔道”,通过察举征辟制,大量吸收经术之士参与政权,把儒学和士大夫纳入皇权政治的轨道。
阳儒阴法的政治体制和儒学的政治化,虽然为士大夫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政治理想提供了舞台,但是也导致了士大夫的一系列缺失。
统治者的崇儒用士,形成了极大的向心力,吸引着士大夫对仕途的向往,大大增强了士大夫对皇权的依附性,严重影响着士大夫对“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持守。
在士大夫看来,“主得圣道,天基允臧”的刘姓政权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和政治理想提供了天赐良机,因而表现出对刘姓政权的耿耿忠贞。
“忠”在先秦儒家那里,本指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宪问》。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八佾》。
士之于君,无忠之义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2]《离娄》但在东汉士大夫的概念里,君主与社稷已混而为一,忠君已是士大夫必须具备的政治伦理道德。
“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3]《诛伐》。
“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3]《朝聘》。
“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
[4]《杂言》“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讥刺贵臣,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之52义,有不可得已也”。
[5]卷43《何敞传》在与外戚势力的抗争中,士大夫代表李固为外戚梁冀所诬,临刑仍不忘表示对汉室之忠,“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5]卷63《李固传》;桓、灵之世“党人”救世运动中趋死不避的名节行为,亦是对汉政权愚忠的道德实践。
在东汉中后期的腐朽政治中,虽不乏耿直谏争之臣,但其谏争无不围绕维护刘姓王朝正常统治这一中心。
如乐恢为司隶校尉,“诸所刺举,无所回避,贵戚恶之”,其妻劝之,恢曰:“吾何忍素餐立于人朝乎?”[5]卷43《乐恢传》士大夫忠君观念的形成,强化了君臣之间的主仆关系,意味着其人格的局部缺损。
先秦士阶层和西汉士大夫对时政的批评,目标是君主专制制度,而东汉士大夫则是在承认专制皇权合理性的前提下,批评外戚宦官专权等非正常的皇权。
在朝士大夫普遍缺少了“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自由和洒脱,而多了些奴仆性格。
选举不实问题是东汉政治上的突出问题,也是导致东汉政治衰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士大夫阶层则在其中扮演了主角。
儒学的政治化使士人实现人生价值和政治理想成为可能,察举征辟制则是实现这种可能的桥梁。
对刘姓政权的信任和功名利禄的诱惑,极大地吸引着士大夫对入仕参政的追求。
“凡为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5]卷45《袁安传》,“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5]卷34《梁竦传》,代表了大部分士大夫追求高官厚禄的心态。
为获取官位和保证自身及家族的长远利益,往往采取有损于士“道”的非法行为,以致请托成风,贿赂公行。
早在东汉前期,选举不实问题就已十分突出。
明帝即位之初,就曾下令整顿选举:“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5]卷2《明帝纪》东汉中后期,权门请托、营私舞弊、相互荐引问题更为严重。
三公掌选,“每有举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
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5]卷30下《郎 传》,“左右党进者,日有迁释,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
[5]卷63《李固传》《后汉书》所载选举请托、不实之例俯拾皆是,如明帝时太仆梁松多次请托郡县,和帝时窦章、马融、崔瑗三人“更相推荐”[5]卷23《窦章传》;顺帝时,济阴太守胡广等10余人“坐谬举免黜”[5]卷61《左雄传》;虽忠正耿直的士大夫亦不免于俗,李固在职“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
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
此语虽出自梁冀同伙的飞章,但作为上奏,当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5]卷63《李固传》“党人”领袖之一的杜密“每谒守令,多所陈托”[5]卷67《党锢传》。
一些请托无门的士人则多采用更卑劣的手段博取高名,如许武以假分家而得举,官至二千石[5]卷76《循吏传》;赵宣为博孝名,居墓道守丧20余年而生5子。
[5]卷66《陈蕃传》时人王充曾深刻揭露选举不实的时弊:“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簿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方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6]《考绩》尽管统治者也曾采取措施试图解决选举不实问题,但无异于杯水车薪,丝毫未能改善其状况。
选举的严重不实,造成了吏治的败坏,“今之在位,竞相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5]卷30下《郎 传》,高官大吏,尸禄苟容,不堪其职。
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衰败与选举腐败密切相关,而士大夫阶层则负有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
修身本为士“道”所要求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东汉士大夫中虽不乏杨震之类的端直不苟、廉洁自律之士,但缺乏道德自我约束,贪污受贿的士大夫也比比皆是。
建武年间,耆儒欧阳歙为汝南太守,臧千余万[5]卷79上《儒林传》。
《太平御览》卷641引《三辅决录》载,马融任南郡太守时,受主计掾歧肃钱40万,融子强又受吏白向钱60万,布300匹,肃、向二人因此而得选为孝廉和主簿;为保身位和利禄,融趋炎附势,苟合于权贵梁冀,作书构陷李固[5]卷60上《马融传》;太中大夫盖升在郡受取钱数亿以上[5]卷51《桥玄传》,素有“宿德大儒”之誉的崔瑗为济北相,臧浊千万以上[5]卷63《杜乔传》;安帝时,一些官僚甚至“开门受赂”。
[5]卷63《李固传》在他们身上,个人价值的实现,转化为对名利物质的追求,完全丧失了士大夫应具有的基本道德,从内部蛀食着东汉政权的肌体。
韬晦苟合,固位取宠,或隐遁不仕,消极避世,是东汉士大夫缺失的又一重要表现。
自和、安以后,主幼国疑,外戚、宦官专权,朝政日坏。
在异化皇权的压力下,部分士大夫韬晦自保,固位取宠,放弃了社会政治责任。
“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5]卷30下《郎 传》,“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
[6]《考绩》和帝时,身居太傅、录尚书事的邓彪畏惧外戚窦宪之威,“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并承顺窦氏之旨,奏免敢于谏争的御史中丞周纡[5]卷44《邓彪传》;历事6帝、在公台30余年的胡广,“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
质帝死,广与赵戒慑于梁冀淫威,在立嗣问题62上动摇本义,曲意顺从,关键时刻陷李固于孤立,及宦官得势,又附合之[5]卷63《李固传》;马融惩讥谏外戚邓氏遭禁锢的教训,复出后为保富贵,为梁冀起草奏疏,诬陷李固至死,并作《西第颂》谄媚梁冀[5]卷60上《马融传》;段 “曲意宦官”,“党中常侍王甫”,承顺风旨,诛杀“党人”。
[5]卷65《段 传》面对外戚、宦官专权,士大夫多取明哲保身之术,“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
[5]卷61《左雄传》耿直士大夫在政治斗争中屡遭厄运的严酷现实,使一部分士大夫感到仕途的艰危险难,隐遁避世遂成为他们保全自我的处世方法。
“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
[5]卷62《荀韩钟陈列传・论》姜肱以“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为由隐遁不仕[5]卷53《姜肱传》;杨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
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5]卷79上《儒林传》;陈纪“四府辟命,无所屈就”[5]卷62《陈纪传》;钟皓“前后九辟公府”,皆不就,其侄隐居,皓称其“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5]卷62《钟皓传》;荀爽劝遭党锢免归的李膺“屈节以全乱世”。
[5]卷67《党锢传》对社会政治的绝望成为士人隐遁的借口,曾热衷于议论朝政的郭太在宦官势力鼎盛之时,以为“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累征不就[5]卷68《郭太传》;徐稚认为“大树将顷,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5]卷53《徐稚传》;魏桓以“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
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5]卷53《周黄徐姜列传・论》为托辞隐身不出。
晋人葛洪在评价东汉士人的隐遁之风时曾予以充分肯定:“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
”[7]《逸民》身为道者的葛洪肯定隐逸之风虽然无可厚非,但如与士大夫所标榜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看,葛氏之论则有失准确。
当代学者对此问题曾有精当论述:汉末士人“援引道家清静无为的哲学,来处置、调适自己与社会人际、利益得失等外部世界的关系”。
“在这里,老庄被作为缓解道德压力、文饰利害趋避的现成遁辞。
[8]5202521“党人”领袖之一的李膺批评隐遁者“无事非之心”[5]卷62《钟皓传》,杜密亦批评遁世士人“知善不存,闻恶无言,隐情惜工,自同寒蝉,此罪人也”[5]卷67《党锢传》,是切中要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