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薄葬的汉文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薄葬的汉文帝一、皇帝富有天下，如何能薄葬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帝是第一位生前亲自定下薄葬方针，并且，死后确实也真正薄葬的皇帝。

(见《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古语云：“富不学奢而奢，贫不学俭而俭。

”贫穷的老百姓，饥寒交迫，生犹不易，死后只能薄葬，实属自然；皇帝“富有天下”，要什么，有什么，因此，皇帝薄葬，毫无疑问，极其不易。

况且，封建社会的汉代，是一个鬼神迷信极为盛行的历史年代，人们包括皇帝在内，只要相信鬼神，就必然要考虑死后的“享受”问题，汉文帝要薄葬自己，这个关口又怎么过？古史记事简单，史书本纪中，叙汉文帝薄葬事，语焉不详。

不过，如果仔细地读历史，这才看出，汉文帝的薄葬决策，乃是一个艰难的复杂过程。

二、与薄葬有关的两件事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一次，汉文帝游上林苑，皇后、慎夫人随行。

慎夫人乃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妃子。

平日在宫中用餐时，慎夫人总是与皇帝、皇后同席而坐。

这回，在上林苑用餐，需要由上林苑值班的官员安排筵席。

其时，袁盎为中郎将即皇家禁卫部队的将军，负责此事，便将慎夫人安排在一般妃嫔的席位上，不与皇帝、皇后同席。

这样的安排，相对于慎夫人在宫中的用餐习惯，等于是降了一级。

慎夫人因此发了火，在袁盎引她入妃嫔席时，当场拒绝入座。

汉文帝看到袁盎怠慢了自己的宠姬，也火了，马上离席，准备回宫。

一般而言，袁盎得罪了皇帝的宠姬，兼及皇帝，这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大事；但是，袁盎全不在乎，岂止不在乎，而且不依不饶，紧随在汉文帝后面，谏劝汉文帝说：“臣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

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乃是妃嫔，按皇家礼制，皇后是不应与妃嫔同席而坐的。

臣既奉命安排席位，就不能不按礼制办事，陛-喜欢慎夫人，则可以厚赐之。

陛下一旦因为爱慎夫人而失了尊卑之序，则适足以害之。

陛下难道忘了汉家历史上‘人彘’之事吗？”(按，汉家历史上，吕太后刑戚夫人为“人彘”之事。

)汉文帝听后，转怒为喜，召慎夫人告之。

慎夫人也觉得袁盎之语，对自己甚为有益，于是，慎夫人赐袁盎金五十斤。

另一件事情，则见之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有一次，汉文帝驾临自己未来的陵墓霸陵。

霸陵北侧近于灞水，汉文帝站立在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不免伤感。

其时，前述慎夫人，从行于霸陵。

汉文帝登高望远，指着山下的新丰道，对慎夫人说：“这是去邯郸的道路啊！”于是，汉文帝命慎夫人鼓瑟，自己则依瑟音而歌，“意凄惨悲怀”；歌毕，汉文帝对随行群臣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旧棉絮和以漆，嵌在石缝里，如此建成的陵墓，岂可动哉！”左右都说：“皇上说得真有道理！”此时，中郎将张释之上前一步，对汉文帝说：“如果陵墓中有可欲者，哪怕把整个南山全部用铁铸起来，终于还有缝隙可乘；如果陵墓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汉文帝称赞张释之说：“说得好！”关于他们君臣间的这段谈话，需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汉皇期是建立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

在我国历史上，凡农民起义的乱世，往往伴随着大量的盗墓活动。

一方面，农民军一哄而起，军饷缺乏来源，盗墓所得往往就成为解决军需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社会秩序混乱时，一般缺衣少食的民众，也往往会自发地成为盗墓者。

据《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向谏劝汉成帝厚葬的上书中说：“秦之惠文、武、昭、庄襄等王，皆大起坟丘，埋藏金宝，结果均遭发掘暴露，甚可哀也。

”秦国在战国时期乃是强国，国内生活一直富足、稳定，且又实行法家的严刑峻法，所以，秦国历史上诸王陵墓被盗之事，只可能发生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期间。

这就确切地说明了，在秦末的盗墓热潮中，秦国诸王之墓均难幸免。

汉文帝君臣，多是经历了那场农民大起义的人，对此当然记忆犹新，说不定一些参加过起义的人，自己就盗过墓。

所以，他们才会谈及这样一个既尖锐而又伤心的敏感话题。

至于张释之的话，则是从老子《道德经》中的“不见可欲，其心不乱”，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化用于帝王陵墓的葬礼原则上，从而明确提出了薄葬的思想。

汉初自汉高祖用儒生陆贾之言，实行儒、道结合的无为政治，至曹参为相时，进一步向道家的无为思想倾斜。

皇帝与大臣们大致都熟悉道家之学，汉文帝亦精于儒、道两家学说。

所以，对张释之的话汉文帝一听就明白。

关于汉文帝指着山下的新车道，对慎夫人说“这是去邯郸的道路”一语，也要稍作说明。

慎夫人是赵地邯郸人，邯郸乃战圉时期赵国的都城。

《史记·货殖列传》，述及赵地风俗时说：“女子则善于鸣琴鼓瑟，穿着拖鞋、踮着脚走路，游媚贵富，入后宫，偏诸侯。

”汉文帝在当皇帝之前，曾为代国的分封王，代国即处于原赵地，估计慎夫人当是此时选入后宫的，鼓瑟自应是她的出色当行。

汉文帝为什么指给慎夫人看去她家乡的道路呢？史书上没有说，其实，这一动作，颇有深意，容后补述。

三、汉文帝取消诽谤罪前面说的两个故事，全部引自正史，意译成为白话，并无丝毫加工。

袁盎在汉文帝面前，顶撞汉文帝宠妃，且其谏劝之语又涉及汉文帝死后宠妃命运，甚至语及“人彘”，此语对皇帝、皇后、宠妃三方面，都是大忌；张释之所论，亦为汉文帝死后葬礼大事；且俩人讲话中，都明确批评了皇帝的观点。

何以俩人讲话，如此了无顾忌？这是因为，汉文帝治下的汉家朝廷，虽然确是封建朝廷，然而又是一个由汉文帝自己公开下诏书取消了诽谤罪的封建朝廷。

所以，在汉文帝治下，大臣们对皇帝上书、说话，十分随便、自由。

为了讲清楚我们所述事件来龙去脉，先说一说汉文帝取消诽谤罪之事。

此事源于汉初大思想家贾谊的一封上书。

这封上书，后人称之为《治安策》。

汉文帝即位后不久，就下诏要求大臣们推荐士人到朝廷，由汉文帝出题目考试，选拔人才。

这一做法，称为对策。

策，即皇帝所下的提出问题的诏书；对，即被推荐上来的人们，回答皇帝问题的上书。

由此，选拔出了一批在治国问题上确有高明见解的战略人才，贾谊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贾谊的《治安策》，提出了许多有远见的治国方案，对汉代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稳定、巩固作用极大，因与本题无关，从略。

只讲《治安策》中有一段话，先是提出问题：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统治时间都相当长久，而秦代却是二世而亡呢？自己回答说，这是因为，三代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注重对太子的道德教育，所以太子长成而为君主后，普遍道德水准较高；而秦代否定礼义，在整个社会风俗上，提倡刑治，反对道德教育，所以秦代的皇帝没有道德修养，亦即无道。

文中强调说，三代官职中，有太保、太傅、太师，还有少保、少傅、少师，“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选天下的正派±人中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辅佐之”贾谊打比喻说，太子经常与正人君子生活在一起，自己也就不可能不正派，犹如生长于齐地就不能不说齐语一样；如果经常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就不可能成为正派人，犹如生长于楚地也就不能不说楚语一样。

《治安策》中还有以下一段话：“及太子既冠成人(古代男子年二十，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史官要记载太子的一言一行，当然也要记载太子的一切过失)，撤膳之宰(厨师长看到太子有过失，就撤去应该供应太子的膳食，以表示提醒之意)，进善之旌(传说帝尧时命使者以旌旗引导民众提出好的建议)，诽谤之木(解释见后)，敢谏之鼓(朝廷设鼓，谏劝君主者可以击鼓进谏)，瞽史诵诗，工诵规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

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悔；化与心成，故中道(中庸之道)若性。

”贾谊所说的，关于皇帝、太子要受到周围的人们一系列监督的观点与制度，都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国语》、《左传》等书。

其中隐含了一段历史公案：原来，三代是并没有诽谤罪的，诽谤罪乃是秦代增加的酷刑。

在我国远古的夏、商、周三代时期，“诽谤”二字，原是个褒义词，意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

《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都曾说到，远古的帝尧时期，曾经在皇宫门口，竖起一根“诽谤之木”，木头上钉有一块横板，专供百姓在上面书写对国家政事缺失的意见。

那时期的“诽谤”二字，就是指对政事提出的批评意见。

据汉代大儒郑玄之说，诽谤之木，即后来皇宫门前的华表，亦即今日天安门前的华表，所以华表上仍有一块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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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二字，从褒义词转化成为贬义词，则是从秦始皇当政时期开始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得天下后，丞相李斯上书说，皇上已经统一天下了，但是，还有许多治私学的人，对皇上的诏书不服气，“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心里反对诏书，即所谓腹诽)，出则巷议(在里巷中群集非议诏书)……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不禁(如果不禁止私学对于政事的议论)，则主势降乎上(就会使皇帝的威信下降)，党与成乎下(下面的臣民结党成派)。

禁之便。

”秦始皇批示：“可。

”从此就有了诽谤罪。

秦代犯诽谤罪者，按法，当死；在斩首之前，还要先割去舌头。

(见《汉书-刑法志》)“诽谤”二字，也就从此成了贬义词。

汉承秦制，汉皇朝建国伊始，诸事草创，基本上模仿秦代政治制度。

相国萧何将秦法稍加删减，就成为汉法。

所以秦代若干严刑峻法包括诽谤罪，在汉初都保留进汉法了。

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意见，于汉文帝二年五月，下了一封取消诽谤罪的诏书：“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臣民对治国的意见可以通达地进入朝廷)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怎么能做到吸引远地的有才能的人来朝廷参与政事呢)？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民众起先共同咒骂皇帝而后又相互揭发出来)，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