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繁荣原因探析

宋代文化为什么繁荣

宋代文化异彩纷呈、成果丰硕，是我国文化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文学、艺术、史学、理学等领域成果繁盛。文学方面，代表人物有柳永、李清照、周邦彦、苏轼、欧阳修、陆游、辛弃疾等，以“词”为著，形成一代风貌。史学方面，不仅宋代政府重视编撰史书，私人修史也颇为盛行。书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书法艺术名家辈出，蔡襄、米芾、苏轼、黄庭坚号称“北宋四大家”。理学方面，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其“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宋代在文化艺术上成就突出、人才济济。

一、以儒学为主，佛道并存的政策为理学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北宋建立之初，尊崇孔子及其弟子；统治者对传统儒学至为推崇，表现出强烈的尊孔崇儒意向，主要体现为恢复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宋太宗、真宗时，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科举取士强调“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这种官方经学教育导向，使得宋代推崇儒学重视教育的风气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同时，宋代统治者还提倡崇佛、崇道。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太宗时期，在东京设译经院，大量翻译佛经，并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地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成为宋代佛教最盛、佛徒最多的时期。宋太宗时曾召见华山道土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在京城、苏州等地，修建道观。宋真宗时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理学的产生是宋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宋代统治者，比过去那些主张灭佛、灭道的统治者智高一筹，他们主张实行以儒学为主，佛、道融合的思想政策，这样做不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形成一种支配宋、元、明清思想界的新儒学，即理学。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他们的诗风相近，文艺思想偏重说理与传道，提出“天理”、“至诚”等哲学理论，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以及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概念，后世把他们称作理学家。

宋代王朝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吸取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权臣悍将篡位的教训，以文治国，成为宋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方针。宋太祖明确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宋太宗则主张振兴文教，抑制武事。这种以文治国政策，很快在宋代形成风尚，并对宋代文化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办官学、兴科举，为宋代文化繁荣储备了人才资源

以儒学为主，佛道并存的政策得以弘扬，还有赖于学校教育的重视，因此，在学校教育方面，北宋曾有三次大兴官学之举，分别是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

宋代继续发展并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七世纪初，发展至宋代，开科取士，比隋唐有更大的发展，宋代俸禄之厚也超过前代。科举制度更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石戒撰《庆历圣德颂》描述：“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可谓描述了当时的盛况。王安石修撰《诗》、《书》、《周礼》，并定位官方教材，庶族有了更多的仕进机会，天下形成“文质彬彬”的风气，培养了大批人才。

宋代新法盛行，其中不乏对民生、教育有利的举措，虽然种种新法遭到旧势力等其他因素的阻扰，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某种程度上也促成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同时，政府加大对地方官学的管理及投入。官方还为地方学校建设在物质条件予以保证，分拨学田为州县学校维持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上的保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管理当地教育的官员，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

由此，宋代也呈现出具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为一体的士大夫群，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如范仲淹曾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主持推动庆历新政，散文、诗等文学作品也颇丰。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国忧民的文化精神；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诗学思想；黄庭坚“自成一家”的创作论；大文豪苏轼更是开启了豪放词风的先河，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赤壁赋》等千古名作。

三、重视聚书、编书、刻书，为宋代及后世科学研究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宋代官方器重读书人，提倡读书，同时，对书籍的收集、保管、整理和印行，也放在了突出重要位置。北宋征集古书，成绩斐然。其中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的合称“三馆”，经过宋初的聚书、收书、献书、由宋初“三馆”藏书仅有12000余卷，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馆藏书增加到80000余卷。由此可知，国家藏书渐具规模。

宋代编有《太平广记》、《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文苑英华》》等小说、类书。其中，《太平广记》编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我国古代的小说、笔记得以保存和流传的重要载体，全书将先秦两汉到宋初的小说、笔记、野史，照原文节选编入，总分为五百卷，共引书475种，约7000则。太平兴国二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修成《太平总类》1000卷，名为《太平御览》，称为中国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人奉命编修了一部政事历史类书《册府元龟》，分为三十余部，一千多门，记述了君臣事迹，给后世留下珍贵的资料。

宋朝初期，从宋太祖到宋真宗期间，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社会秩序暂时安宁，这就刺激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经济的聚荣，为了点缀太平景象，歌功颂德，统治者采取聚书、编书和加强文化设施等措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及其以后，展开大规模的修书、编书，工程艰巨浩大，涉及面广博，虽在体例和文字方面受当时时代的限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客观上确实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其贡献不可磨灭，使我国古老的文化在宋代放射出新的光华，使历史的文脉得以延伸，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供了宝库。

宋代文教政策重视典籍的集聚，加上宋代刻书业发达，书籍易得，私人藏书也真正地发展起来，无论是藏书家的数量还是藏书的数量都大大地超过前代。杨万里《杨氏挥塵录》就曾提及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李公择藏书于庐山五老峰下，有9000余卷，其他如晁公武、叶梦得等藏书亦在万卷以上，可见当时风气所致，从者甚多。

宋代的文教政策虽说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产生了悠远的影响，它促使宋代成为我国历史上文化昌盛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