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全国与地方税收情况分析

近十年全国与地方税收情况分析
历经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规模快速增长，中国的财政收支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中国GDP为319515.5亿元，到2017年增长至827121.7亿元，十年间增长2.59倍，年平均增长率11.15%，创造了“中国奇迹”。

图1 2008-2017年度中国各类税收和总额的变化情况
图2 2008-2017年度江苏省税收及其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图1图2表现了2008-2017年中国各类税收和江苏省税收情况。

主要采用2008至2017年度中国税收收入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

其中总税收包括对资源类征税，财产类征税，行为类征税等，占所有税收的大部分，其余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关税。

2008—2017年期间中国总税收收入从54223.8亿元增长到144359.5亿元，
增长2.66倍，年均增速为11.5％。

很明显，此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速略高于GDP的11.15%增速。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2008年GDP增幅为9.65%，2017年仅为6.90%，下降2.75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低增幅，税收收入的增幅也从2008年的18.85%下降到2017年的10.74%，下降8.11个百分点。

税收收入的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为GDP的2.95倍，因此税收收入的降幅更大，也从侧面体现出政府的降税减税的力度与决心。

地方税收情况与全国税收相依相存，特别是江苏位于沿海，出口型企业较多，因此受国际影响较大。

国际事件对我国税收影响巨大。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是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经济巨大的打击。

作为全国制造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增长，欧盟和美国成为我国前两大出口市场，因此欧盟和美国的经济需求下降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影响。

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得我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率持续下降，直至金融危机达到最低值。

对当时我国许多出口企业而言，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外需减弱成为客观现实，订单减少、生产规模收缩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有大批的出口型企业倒闭。

从上图中也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关税增长率从23.55%将为负的16.17%，进一步体现了当时进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巨大考验。

另外，从图中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国家税收的影响很大，2008年总税收增长率为18.85%，2009年仅为9.77%，增长率减半，特别是增值税从16.33%降为2.69%，体现了我国经济运行遇到了巨大阻力，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增长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是，消费税却一反常态出现暴增的情况，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救市计划。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开始加速下滑，形式危急，因此政府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救市计划，总共所需资金大约4万亿人民币，主要用于基建、医疗，教育、节能减排及灾后重建等方面，造成消费税的大幅增长。

此后，世界的经济高速增长被经济危机打回原形之后，虽然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了各种大规模刺激政策，使得经济停止崩溃，并有部分回升，不过，刺激政策都是以时救急所用，无法长久，因此，这些政策退出之后，世界经济无法避免地将回到低速增长正轨。

我国也不例外，总税收增长率从2010年的23.0%一路下降至2016年的4.35%，6年间下降了18.65个百分点，直到2017年才有所恢复。

不过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和贸易量3%增长来说，还是有所超越。

世界不同经济体走向将拉开差距。

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恢复速度较快，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相对来说更加脆弱，因此恢复较慢，这主要是有国家综合国力有关。

例如，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与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对页岩气等新能源、新技术、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的加大，在经过一系列的经济结构性调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复苏。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他们的经济大多受能源，或者地缘政治影响很大，一旦石油等资源价格大幅下跌又或者地缘政治动荡，那么该经济体出现衰退将显而易见，俄罗斯和巴西就是如此，惟有人口大国南亚的印度仍可以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从高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税收方面看，体现在2011年之后我国税收增长的持续下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几近停滞，世界贸易量暴跌，因此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作用大减，但是，在此基础上也为我国的深化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弱化传统增长动力带来新的契机。

自此，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出口型企业持续亏损，最糟糕时出现过负增长。

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今年外贸出口稳增长仍面临不少困难。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寄希望于扩大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适应国际国内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更好发挥外贸进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第二，在技术产业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赶超竞争的机遇，不排除扩大与发达国家差距，利用技术消除传统产业的风险。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研发的投入，抢占了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新兴经济体也在积极推进结构调整，积极开展国际产业转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传统的制造成本竞争优势正逐渐减弱，在工业发展进程之前和之后都有封锁。

如果不能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

第三，商品供需格局的变化和价格的下降不仅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增加能源进口，而且还加剧了上游产业和企业的困境。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无论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是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总能耗都会增加。

因此，供需关系松散，低成本石油等商品价格普遍有助于确保能源供应安全，降低开发成本。

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缓慢，需求放缓，产能过剩，国际市场供应增加，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也给上游产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

中国能源的开发和加工以及生产者价格的不断下降将进一步加剧商业运作的困难。

第四，关于国际经贸规则主导地位的争论，不仅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为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开放提出了挑战。

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

为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必须积极参与制定多边经贸规则，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增强制度，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平等、公正、共赢的发展方向。

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际经贸体制改革，推动通过开放改革和发展。

第五，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不确定，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而且还扩大了中国关系动态博弈的回旋余地。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从经济，金融，科学，工业等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治理领域，全球战略游戏也应运而生。

全球利益格局越来越激烈，地缘政治关系和大国关系得到了深刻调整，全球恐怖主义浪潮不断加剧。

热点很敏感。

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必须坚持原则，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有效应对和控制风险，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施新一轮高层对外开放战略，推动施工。

在各条道路上，我们将创造一种开放合作的新格局，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必须确保经济安全，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11年，由国务院同意并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

从当年1月1日起，在上海开始试点“营改增”改革方案。

八个月后，“营改增”税改试点增加至8个省市：北京市、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天津市、浙江省、湖北省；此时，营业税的增长率由2011年的22.6%大幅下降至2012年为15.1%。

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范围已推广到全国试行，将广播影视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2013年的营业税的增长率继续下降至9.4%。

与此同时，政府减税降税的力度逐步加大，因此，总的来说，虽然营业税被纳入增值税，但增值税依旧收窄至2013年的9.1%。

随着“营改增”深化，范围继续扩大，2014年元旦起，我国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等方面也纳入“营改增”试点。

2016年5月1日，全面展开“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等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

在此时期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曲线一减一增，2011年至2016年，营业税的增长率由2011年的22.6%减至2016年的-40.4%，增值税由2011年的15.04%增至2016年的30.87%，充分的表现出了“营改增”的改革历程。

这十年，我国的税收变化见证了国家的发展，政策的变迁，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受住了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