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十年最低谷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经济进入十年最低谷的深层次原因

2016-01-18

来源/《新政机遇》自序中信出版社

作者/邵宇

本文是邵宇博士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分析，很多地方在2015年都得到了印证，现在重读仍有很多借鉴意义。

当前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还不用说令人疑惑的平减指数问题），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分别是增长断层、改革断层和全球化断层。

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

第一重是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

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

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

应当说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措施，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制作用也正在显现。据观察，目前基层官员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消极怠工的状况，这与党性无关，而是人性。

现在官员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也不方便戴表，那他们也就不积极推动项目进展了。传统的GDP锦标赛，明显是亲投资的，特别对于系统内的成员来说是所谓“激励高度相容”的。

因此，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上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未充分激活，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难。

更重要的是，中期来看，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即第五个现代化）。

这包括但不限于：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这将最终牢牢约束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以透明预算和全口径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以及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

加上适当的网络监督，这些将构成“制度的笼子”最坚固部分。笔者坚信上述改革会从根本上重塑中国成长的动力源泉，使得民间资本在未来拥有最大的空间和舞台，也同时让政府变得清正廉洁、高效和精简。

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难免，也许这才是当下以致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可能始终会不太给力的根本原因。

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

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

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的稳定性都还差强人意。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

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致，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改革不配套的风险最终可能会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症状。

例如一直被外界所诟病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化解过高债务杠杆问题的措施里面就涉及很多的慢改革。

如预算透明化以后市政债的发行改革，地方和中央的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匹配，国有资产的变现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究竟如何推进，如何形成足够量级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池等。

由于大部分投资者比较短视和囿于自己的认识框架，要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特别是去理解和量化户籍、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释放的红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对于海外投资者。

全球化进程的阻断

第三重断裂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本质上讲，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大危机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元结构，全球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代表是中国）、资源国（中东的石油国，还有金砖国的巴西、俄罗斯等，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构成，通过现有的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

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在这个夹心层中的难度就体现在“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一波不

断袭来。首先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危机（银行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然后变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而变为货币体系危机和新兴市场的连带伤害，全球经济随之进入了长期的消沉。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即GDP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期、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期，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特别是在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会看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自我实现式的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如果再叠加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

这其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55万亿元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地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用长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短期前景高度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违约是一条长长的光谱，最上端的是上游的原材料。例如涉矿的大宗产品，包括铜、大豆，铁矿石，煤炭等，然后是中游的过剩产能，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