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历史的天平——读《日本的战争责任》

文章编号:1006-5342(2001)04-105-03

摆正历史的天平

Ξ

———读《日本的战争责任》

吴志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关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也是日本战争遗留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右翼分子,企图为历史翻案,拒绝承担侵华战争历史责任。若　泰雄作为一个具有理性与良知的日本学者,针对这股反历史潮流之风,在其著名的《日本的战争责任》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应正视历史的责任,战争根源于天皇与天皇制。此言既出,冲击了日本国内出现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使日本民众从更高的理论角度认识那段历史、去认知战争的性质与责任。

关键词:战争责任;天皇;天皇制;军国主义中图分类号:K 265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来,随着日本逐渐成为经济强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右翼分子,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否认日本侵华行径,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承担战争责任。此举引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正义人士的愤概,群起而攻之。日本原玉川大学教授若　泰雄的《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完成的。对于该书的学术观点、学术价值、基本特征分析如下:

一、学术观点

其一,天皇、天皇制与战争责任。该书的基本观点是: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在于天皇与天皇制。若　先生以此为论点,全面的分析了侵华战争时期,在天皇、天皇制统治下的日本社会是如何备战、参战的。作者通过对日本当时综合实力的分析,指出日本并不具备发动战争所需的足够的物质基础。他认为这场战争所依靠的更多的是天皇、天皇制强加给国民的侵略意识形态以及一种盲目的“尚武”精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皇、天皇制是侵华战争时期一切罪恶的根源:颠倒是非的国民教育使民众盲目地孝忠天皇;野蛮的军事训练使士兵的人性被极度的扭曲,变得“强捍好战”、残忍而无人道,成为战争机器的零件。在天皇制的独裁统治下控制一切社会舆论,大众传媒不得反对战争;政治家、官僚们兴风作浪;学者、评论家们无言论自由,要么被迫就犯,要么被迫害。在天皇的号召下,国民为孝忠而备战;在天皇制统治下,全社会投入到“圣战”之中。若　先生将天皇、天皇制视为战争的

罪魁祸首,认为其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该书最后结论中主张:“必须废除天皇制,在真正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对日本国家、日本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从根本上进行重构”;并认为“天皇制的废除将成为建立生气勃勃的新日本的新起点”。

其二,军国主义与战争责任。若　先生在分析天皇、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时,主要偏重于其罪责的种种表现,而忽略了进一步分析在其表象背后的实质问题:天皇何以发动战争?天皇制何以动员全民族投入“圣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与军国主义传统有关,军国主义传统是日本近代天皇制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近代日本发展过程中,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与军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是因为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效仿西

方列强、侵略软弱邻国的民族主义理念上的”。[1]

此说有史

为证: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就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口号。自1894年中日战争起,大约十年就发动一次战争,每次战争的结果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1876年《江华条约》,朝鲜成为日本工业发展原料基地;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日本兴起第一次产业革命高潮;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兴起第二次产业革命高潮;1914～1918年参加“一战”,日本由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可见,对外侵略扩张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之一,军国主义传统也随之形成,成为日本近代天皇制政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日本的军国

Ξ收稿日期:2001-05-01

第21卷第4期 咸　宁　师　专　学　报 Vol.21,No.42001年8月 Journal of Xianning T eachers College Aug.2001

主义传统还根植与日本近代启蒙思想之中。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其论著《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类:野蛮、半文明、文明。中国、朝鲜、日本皆属于半文明国家,但其中只有日本具备进入欧美国家之列的条件。随着日本吸取西方文明的成功展开,福泽渝吉把日本定位为“东洋文明之魁”、“亚洲文明中心”,负有将亚洲他国带入文明世界的历史使命。[2]由此可见,在分析天皇和天皇制应承担的战争责任时,不能不进一步分析天皇、天皇制所具备的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这样才能深入地揭露出当年那场战争的孽根之所在。但是若　先生在这方面分析不够深入。

其三,日本官兵与战争责任。日本普通的官兵作为战争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应不应该承担战争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几大热点之一。若　先生在其著作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了在天皇制的愚民政策、愚民教育笼罩下日本官兵的精神构造,其突出表现为个性不立、良心缺乏、道义不存。这种精神构造使其成为“只会惟命是从的动物”,其人性被极度地扭曲。因而,作者指出:“日本官兵在进行掠夺、暴行、杀害等违法行为时,既没有提到这是‘违反战时国际法的’,也没有讲这是‘违反正义和人道’的,而是讲因为它是‘来自陛下的爱心’而不得不进行的。”若　先生在谈到日本官兵与战争责任时,不否认官兵所犯的罪行,不过他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否应承担具体的责任。他认为一切的责任应由天皇与天皇制来承担。

对于日本普通的官兵与战争责任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年犯下滔天罪行的士兵及中下级军官不一定要让其受到直接的处罚,但其犯罪的事实是存在的,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们现在所应担负的责任是反省当年战争的罪恶行径,公正的对待历史,反对少数右翼分子的翻案活动及复活军国主义的意图。但是,在现实中仍有部分人不够正确地对待历史,不愿进行自我反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与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有关。很多日本人相信那场战争的确是一场解放亚洲人民的“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一种宣传的口号,而是“圣战’”的最高理想。还有部分日本人认为如果说当年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有罪的,那么,英、美等国也同样免不了战争的罪责。这种“解放战争史观”、“英美同罪战争史观”使有些日本人没有认清“圣战”背后的真面孔。二、很多日本民众是从自身的战争体验去认识那场战争的。正如日本学者藤原彰在《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一书中指出:“日本人痛苦的战争体验模糊了加害者、受害者之间的界限,致使其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3]三、战后,日本天皇没有废除,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日本战犯的罪行没有彻底地清算,这种“优待”反而使部分日本人对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

二、学术价值

日本学术界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问题的研究,论文成果较多,其理论分析较为深入,涉及面广,对于日本的政体特征、军国主义传统、官兵的罪行等都有论述。专著成果也不少,但涉及面不如论文广泛,其大多集中于揭露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他们对战争责任的具体认识等问题。如,日本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木坂顺一郎的《一亿玉粹———15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田正彰的《战争罪责》,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等。整体而言,从政治理论上分析战争责任的论著尚不多见,若　先生的《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为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项理论研究的空白。

该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为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例如,书中讲到:“日本人是来自不成熟阶段的人”,“它没有经过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改革和启蒙时代,也没有为自由和民主而流过血”。这段话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日本的国民性在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又如,书中提到:“这次战争是日本国家自身的时代错误”,“日本确信自己这种侵略行为是正当的,这在世界史上并不罕见。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似乎也是基于类似的神圣使命感”,“这种思想乃是前近代精神的产物”。这段话涉及到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天皇制特征(即军国主义传统)的形成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日本近代精神及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近代天皇制的相互关系提供有价值的素材。书中还提到日本帝国政体的民众基础问题,指出:“近代的(即英美的)、小市民的、城市的知识阶层,是日本政府最厌恶的,而唯政府之命是从的‘纯朴的农民阶层’才是日本国家的基石”,“国民的教养和文化素质一经提高,大日本帝国这种体制就不能成立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进一步探讨天皇制下的国民为何如此盲目地孝忠天皇。

三、该书的特点

其一,立论较高,角度新颖。如前所述,若　先生指出天皇、天皇制应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而天皇是政府的象征,政府是天皇制的实体,换而言之,他是从法学的角度分析,将责任归于近代日本政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很多学者将战争的责任要么归于某个天皇、要么归于某个利益团体,或者在日本官兵的滔天罪行上作文章,这种观点、立论及分析问题的角度难免有肤浅化倾向。

其二,学术性、思想性的统一。该书的学术价值在前文已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言。其思想性(即教育性)主要体现在它的认识价值方面。该书的立论观点有助于提高民众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战争结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日本

601咸宁师专学报 第2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