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变革

新军事变革

这个概念原来是一个英文词缩写叫RMA，全文叫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及世界一些战略学界开始大量出现关于RMA的论述。1994年1月份，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在国防部成立了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美国有关RMA的研究工作。这是美国官方最早承认和使用RMA这组词的。新军事变革的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网络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网络化引发的革命”和“网络化带来的新战争”。

由来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之为“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原来是一个英文词缩写叫RMA，全文叫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及世界一些战略学界开始大量出现关于RMA的论述。1994年1月份，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在国防部成立了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美国有关RMA的研究工作。这是美国官方最早承认和使用RMA这组词的。新军事变革的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网络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网络化引发的革命”和“网络化带来的新战争”。

新军事变革产生的原因

一，对核武器毁灭性后果和战争残酷性的认识

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美国的积极促进

三，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四，来自新兴空间的军事威胁

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

一是武器装备智能化

其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PGM，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在历时14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只占使用弹药总量的0.2%，当时使用的只是命中精度较高的灵巧炸弹（Smart Bomb）。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增至8%，当时主要使用的是“战斧”

（Tomahawk）式巡航导弹。而这一比例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更分别上升到35%和60%。

二是编制体制精干化

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为2794.66万，1999年降为2187.59万，减少607.07万，减幅达22%。通过裁减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等措施，军队规模更趋精干，战斗力普遍增强。

三是指挥控制自动化

自20世纪60至70年代起，为使指挥控制实时高效，世界主著要国家军队纷纷着手开发CI系统（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把情报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通信这条生命线用于指挥部队和控制武器装备。8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CI加上了Computer（计算机），变成了CI。90年代后又进一步发展为CISR系统，增加了Surveillance（监视）和Reconnaissance（侦察）。目前这一系统又发展为CKISR，增加了“Kill”（杀伤）。指挥控制自动化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水平，要得益于Data Link （数据链）的发展。它是整个指挥自动化的“神经中枢”。

四是作战空间多维化

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而制信息权又离不开制天权。据统计，美国等国在海湾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33颗，在科索沃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50多颗，在阿富汗战争中也先后动用军事卫星50余颗。

五是作战样式网络化

网络化的联合作战将是信息时代的主要作战样式，美军称之为“网络中心战”。俄罗斯军方的主流观点认为，未来战争将具有立体化、空地结合、海陆空合成同步作战和精确打击的性质。英军强调“网络化作战能力”(NEC)，即在数字化通信网络中将各种武器和传感器平台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在所有的作战级别上充分利用情报、监视、目标捕捉和侦察(ISTAR)能力。我军提出的“网络化集群作战”，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高度分散的多元力量在多维空间上构成流动性很强的作战网络，通过灵活多变的“聚”与“散”，动态集中作战效能，实施并行攻击的广域机动作战。

新军事变革的影响

一是新军事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战争理念，改变了现代战争面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安全环境和战略策略，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已进行过三次军事战略调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1997年，又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战略。俄、英、法、德、日等国不甘落后，为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潮流，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在战略上也作出了必要凋整。可以预见，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并促进国际战略格局进行新的整合。

二是新军事变革有可能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可能会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军事系统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新的更大的"时代差"，从而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三是新军事变革不仅使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而且会刺激新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给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新军事变革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多样化的可能选择。如一枚导弹携带228枚精确制导反坦克子弹，攻击敌坦克群的能力与1000吨当量的核弹相当。现在，高新技术使战争的可控性显著增强，也使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进一步拓展。据统计，冷战时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为4次，而冷战后年均却达10次之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是处理国际危机的前提。自1990年以来，美国对外出兵达60次，占二战后对外出兵总数的一半以上。

四是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吸收和运用世界军事科技的成果，推动本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经验，使本国的军事改革少走弯路。但是，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顺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本国的军事变革，大力提高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发展上，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怎样决断，是一个关系重大、非常复杂的战略难题。

新军事变革的九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