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笔下的近代中国_以德富苏峰的两部中国游记为视角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11年第1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198期）专题研究日本人笔下的近代中国———以德富苏峰的两部中国游记为视角赵苗摘要：日本近代著名社会评论家德富苏峰曾于1906年和1917年赴中国考察，其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

德富苏峰在其所撰写的中国游记中，披露了日本实行海外扩张的战略思想，体现了日本人十分复杂的中国观。

游记中不乏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记载，同时也有对中国政客的访谈及对中国时政的分析，从当时日本主流阶层的视角透视了纷繁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

关键词：近代；日本；中国游记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1－0129－05收搞日期：2010-11-20作者简介：赵苗，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北京100089）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数量十分丰富，这些中国游记的性质大致分为三种，一是纯粹的有关中国文化与风土人情的旅行游记，二是具有明确政治军事目的的勘察记，三是旅行见闻与军事勘察相结合的杂记。

在这些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中，德富苏峰（1863 1957）的《七十八日游记》与《中国漫游记》是两部代表性作品，两部游记分别写于1906年和1917年，是德富苏峰亲自赴中国考察游历的记录。

通过游记可以看出，当时德富苏峰“海外雄飞”的战略思想与舆论导向已经完全形成，事实证明此后日本的海外扩张战略与德富苏峰的思路完全吻合。

德富苏峰1863年1月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一个纺织商人兼村长家庭，1886年他以《将来之日本》一书一举成名，从此开始在日本的新闻界与政界崭露头角。

1887年1月他创立了民友社，2月创刊了《国民之友》月刊杂志，当时仅创刊号就发行了7500册，第10期后销量达10000册。

1890年德富苏峰创刊《国民新闻》，1892年著有《吉田松阴》，1893年发表《大日本》一文，1894年出版了宣传其海外扩张理论的重要作品《大日本膨胀论》，逐步成为把持日本舆论动向的核心人物。

德富苏峰在近代日本受到了广泛的追捧，被称为继福泽谕吉之后的第二大思想家、史学家，对日本统治阶层的决策和普通日本国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与《七十八日游记》两部游记为主线，对这些游记中的北京形象加以阐释，借此考察近代日本对中国观的变化与演进。

921一、对中国的双重印象首先来看德富苏峰两次游记中的行程安排。

第一次是1906年5月25日，德富苏峰在民友社同事伊藤源一郎的陪同下从日本的东京出发，由朝鲜的平壤进入中国。

时值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德富苏峰选择在这个时候出行，主要目的是考察日俄战争后朝鲜及中国的情况。

德富苏峰自北向南先后去过中国这些城市：奉天、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天津、北京、上海、南京、长沙、武昌、汉口、杭州、苏州，于8月4日由上海返回日本，共计两个月零十天。

时隔十二年之后，德富苏峰再次踏上中国之旅，于1917年9月15日在秘书山崎猛和记者玉生武四郎的陪同下出发，途经奉天、长春、哈尔滨、吉林、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天津、北京、张家口、大同府、北京、汉口、九江、南昌、南京下关、镇山、扬州、上海、苏州、南京、曲阜、泰安、济南、博山、潍县、坊子、青岛，于12月6日回国，共计两个月二十一天。

两次行程中北京都是必去的地方之一。

在第一次行程中，德富苏峰游览了紫禁城、雍和宫、天宁寺、白云观、十三陵等十三处北京的名胜古迹，时隔十二年后他不但重游了这些地方，有些地方还去了两次、三次。

他说：“孔庙、国子监、雍和宫、天坛实在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

郊外的黄寺、天宁寺、白云观也都有必要一去。

至于玉泉山、万寿山等名胜就更不用说了。

”［1］（p.402）1917年抵达北京的第一天他便急于游览北京的名胜，以至于“拜访了公使馆后马上就经东华门去往紫禁城”。

从这样的行程安排上，不难看出德富苏峰对中国历史文化所怀有的强烈兴趣。

他在游记中用这样的笔触形容北京：“用一句话概括北京的话，就是它首先是中国的首都。

它不仅是辽、金、元、明的古都，再往前追溯的话，这里还有隋朝的古迹，而且还有唐太宗征伐高丽经过此地时的遗迹。

再往更远的时期追溯的话，它还是燕国的首都，‘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易水就在这附近。

”［1］（p.399）在游北京的孔庙时他说：“周宣王的石鼓虽然已经破损了，但是石鼓的形状还保存完好，现在还好好地放在这里，真是难得。

韩退之、苏东坡一定会高兴得禁不住作诗咏之，如果那样的话就更难得了。

”［1］（p.403）类似的历史典故在德富苏峰的游记中随处可见，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于古代中国的敬仰之情。

因此尽管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后极力宣传对外扩张的舆论，但是在他的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情结。

德富苏峰所成长的明治时代，尽管中国的影响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但是汉学仍然是当时的学者普遍具有的文化素养。

德富苏峰自幼跟随其母亲学习唐诗、《大学》、《论语》，十岁前后进入兼坂止水家私塾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唐宋八家文》、《资治通鉴》等，具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底蕴。

德富苏峰的汉学功底颇受梁启超推崇，梁启超说：“苏峰长于汉学，其文辞只须删去日语之假名而易以虚字，便成一篇绝好之汉文。

任公之日文程度仅粗知门径，尚能转译成文，据为己有，则苏峰汉学之湛深，可见一斑。

”［2］（p. 208）。

然而德富苏峰对中国的敬仰只限于古代的中国，并不包括现实的中国，这就牵涉到对中国的“双重印象”的问题。

即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古代的中国是值得尊敬的，现在的中国则是另外一回事。

与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德富苏峰对中国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此吉川幸次郎在《中国印象记》中概括到：“把现在的中国与古代的中国区别看待，还导致这样的看法：古代的中国是值得尊敬的，现在的中国则是另一回事，只宜遭到蔑视。

是否有应遭到蔑视之点暂且不论，这种想法的结果是以光看到宜遭蔑视之点而满意，作为一个大国之民，因此产生了这种不好的态度。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弊端，这些弊端的根源就在于把古代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切成两半的做法。

”［3］（p.191）德富苏峰的游记中往往就交织着这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德富苏峰赞赏中国人创造的辉煌历史，他说“中国人不是从某个星球上降落下来的人种，他们是有着四千年悠久历史的大民族。

”、“中国人是出现过老子、孔子那样的世界性大师的国民，是出现过管仲、唐太宗那样的大政治家的国民，是出现过六经、四书、诸子百家等重要思想哲学的国民，是修建了长城、开凿了自江南至燕赵的大运河，成就了世界性大工程的国民。

”［4］（p.336）另一方面则充满了对现实中国的蔑视，衰败的中国社会现状进一步加强了德富苏031峰的野心，他在游记中充满自信的断言日本必须要抓住机会“海外雄飞”，而所谓的“海外雄飞”其实质就是发动侵略战争。

他总结说“这次漫游给了我莫大的希望。

”［4］（p.335），所谓“莫大的希望”，其含义自然不言而喻。

德富苏峰坚定的认为当时的中国必定失败，他举例分析中国失败关键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统一”。

即“没有统一的国民精神、没有统一的军权、没有统一的财政”［4］（p.287）、其中“没有统一的国民精神”被德富苏峰排在首要的位置。

德富苏峰在游记中围绕“统一”的问题多次进行论述：“不幸的是，在中国社会舆论得不到统一，而且也没有能够让舆论统一的精神上的目标。

”［4］（p.287）、“中国人具有民族自负心，当然至于国民精神，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没有形成一股气候。

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关系到国家危亡时刻，也只有李鸿章等北洋派视之为战争，长江流域的刘坤一、张之洞之流不是一直保持局外中立、袖手旁观吗？”、［4］（p.288）、“没有精神上的统一，没有财权的统一，没有军权的统一，没有这三个统一，却想扶植中央集权制，加强统一政治。

即使管仲来了，诸葛亮来了，唐太宗来了，谁来了都不可能做到。

”［4］（p.292）德富苏峰的两部中国游记都是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当时日本的《国民新闻》上，所有的稿件都是德富苏峰在每天的旅途中挤时间写出来的，他在《七十八日游记》的著者前言中说“这些文章有的是在火车上写的，有的是在船上的饭桌上写的，有的是在车站的椅子上写的，有的是在旅馆里写的。

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够在记忆犹新的时候记下来，并且一边写一边就寄了出去，因此文章的修辞就不免粗糙了些，内容也浅显了些。

”［1］（p.349）然而正是由于较少的修饰和润色，我们可以通过这两部游记感受到德富苏峰最真切的想法。

长期以来作为日本右翼思想代表的德富苏峰的言论一直为中国人所回避，但是不得不承认德富苏峰对中国的评价有其冷静深刻的一面，他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有着相当深刻的洞察力。

对此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一书中阐述到，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

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御用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二、北京的西洋化与儒学的衰落德富苏峰的两部游记分别写于1906年和1917年，这段时期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急剧变革的时期。

1906年正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清王朝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1917年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及军阀混战的时期。

德富苏峰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中国儒学衰落和西学兴盛的情况，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德富苏峰看到当时从中国南方到北方的都市，各地都涌现了西方思潮。

1906年来北京时他感慨道“大体看一看北京，清国当今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就可以窥见一斑。

北京实在是有些西洋化的地方，那道路整修的情景就是在东京也比不上，地上铺满了碎石子，然后用蒸汽式压路机把上面压平，并且一直延伸到宽阔的大陆上。

”［1］（p.401）、“如果去拜访中国的大官们，在他们那里几乎看不到纯粹中国式的客厅。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西洋式的椅子、桌子或者沙发等。

喝的酒是三鞭酒，吃的点心是饼干，行礼也是握手礼。

而且中国商店里的东西，也在义和团事件以后全变了，里面摆的全是由中国人制造的西洋杂货类的东西，而且在不断地增加。

”［1］（p.401）与此同时儒学的影响在中国日益衰落，由于一味追随崇拜西洋的一切，导致了中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断裂与扭曲，代表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古迹残败不堪，而对文物的漠视甚至令日本人都感到触目惊心。

1906年德富苏峰去汤山康熙帝的离宫，目中所见“非常破旧，就是我们这沾满泥土的鞋子也不想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