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

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

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倍。

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

很多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

我一边耐着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钢管焊成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

但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那么多钢管嘛。

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

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

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

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

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

不信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

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２０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

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

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

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

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

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

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是，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

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

没有人往别人前边乱插。

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

但中国人不然。

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

但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

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

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

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

２１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９寸到背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

什么是贫困基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

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因"。

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

这在食不果腹时，是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

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长期贫困的生活能给人培育出"贫困基因"，那么，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

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

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

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

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

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

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

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

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

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己的。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人有旦夕之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

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

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

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

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的，顾及一点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

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

我们今天看广东、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坚固如堡垒，这正是客家人恐惧基因的物化形态，反映出当时生存环境之残酷。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变化。

没发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

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自己吃亏。

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

落后就要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恐惧基因与现代文明很难相容。

那么它能否改造呢？我认为可以。

西方国家，在１５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

长达１０００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

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野。

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

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

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背包挂在胸前。

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

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

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

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中国人不喜欢排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

上公共汽车要抢，上火车要抢……这些还都可以理解，中国人太多，汽车上火车上的座位少，不抢就可能没有座位。

但是就是人人有份的事情，他也要抢。

比如乘飞机，那是绝对要对号入座的，不可能因为谁迟到一步就没了座位。

恰恰相反，谁要是迟到了，飞机时常还会等等他。

可是许多中国人偏偏会在这类问题上表现得“勇往直前”。

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

有一次，蔡世新在温哥华乘中国“国航”的飞机，就亲眼看到了让他非常难堪的一幕。

其他的航班，乘客大都是外国人，人家显得十分有教养，有风度，从办理乘机手续到登机，上百的乘客，井然有序，没有一个人争抢。

轮到中国“国航”，中国的乘客就不一样了。

机场广播室先用英语广播：各位乘客，1点45分，去北京的911次航班就要起飞了，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请按顺序在1至20号办理。

这时，懂点英语的中国乘客开始出现骚动。

接着是用汉语广播。

立刻，几乎所有的中国乘客都哗地一下拥了过去，像打冲锋一般。

一群外国人都用惊奇和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

蔡世新作为华人，感到脸上热辣辣的。

一个加拿大人打量着蔡世新，问：“你怎么不抢？”蔡世新说：“我不用抢，不急，反正有我的座位。

”那个加拿大人大概觉得他有点“与众不同”，就和他探讨：“中国人到哪里都不喜欢按秩序排队，这是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蔡世新以前曾和他的老板海登先生探讨过，结论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上的，一个是法律上的。

蔡世新那次问海登：“你们欧美人总是按次序排队，没有插队的，为什么？”海登说：“在英国，200年前曾经有个法院判例。

当时闹饥荒，大家排队去领面包，一个人因为要插队，排队的人一怒之下把他打死了。

后来法庭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法官判定打死人的那些人无罪。

法官的理由是，如果判定打死人的人有罪，那么，就会助长社会上不排队的不良风气。

因为有了这个判例，所以英美法国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排队，不然被人打死白死。

英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以后，我们也都知道，即使发生饥荒，也不能去乱插队。

所有的父母亲在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知他们乱插队的危险性。

”蔡世新明白了，为什么外国人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也不敢闯红灯。

他们有一种法律的连续性，同时养成了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的文明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多少年来，中国几乎一直是处于人治的社会状态之中，人们很少有法律意识，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拉关系，而不是求助于法律。

即使是到法院打官司，也要托人到法院里去找关系。

过去人们企盼的是“明君”，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包青天”津津乐道，企盼身边出现包大人那样的“清官”，而不是企盼健全的法制系统。

由于没有法律的连续性，就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为的胡折腾。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有重大贡献，但是他在新中国法制建设方面却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破坏法制建设的极其突出的例子。

中国到现在才开始重视法制建设，这也是邓小平在吃尽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苦头之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

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法治的历史很短。

在短时间内，人们很难适应那些法制的东西，也很难一下子改变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