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刘富斌

指导教师刘保亮

摘要

童年经历作为个体成长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人类在这个阶段所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往往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认知对于个体的影响深远而巨大。作家是一个依赖于自身认识进行艺术创作的群体，童年经历对作家的影响直接融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阎连科自幼生活于穷苦的豫西乡村，封闭的农村环境，加上革命的时代背景，以及长久的笼罩在整个家庭的贫穷和病痛，使得阎连科对于穷困、疾病、权利、城乡差距有着直接的感受，也正是因为家庭的贫困使得阎连科很早便辍学打工，这些独特的童年经历，使阎连科对于社会底层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而广泛的底层话语也成为其核心的创作价值所在。阎连科赖以成名的“瑶沟系列”“耙耧山脉系列”也正是来源于其童年农村的生活经历，童年对于苦难和病痛的深刻认知也成为其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主题构件。可以说，这种童年经历在直接影响着阎连科自身人生道路选择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融入到其文学创作过程中，成为其文学创作重要的主题来源和创作风格形成的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阎连科；童年；创作主题；创作风格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Yan lianke's impact 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BSTRACT

Childhood experience as a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growing up of the first stage, at this stage of human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ends to be ingrained, the effect of the cognitive for individual deep and vast. The writer is a dependent 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art creation,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the writer's influence directly into the literary creation process,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 Lianke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poor western countryside, closed rural environment, plus the time background of revolution, and for a long time over the whole family poverty, and pain, naturally makes for rights,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verty, disease, and there is a direct feeling, it is because of family poverty make lianke work very early drop-out, these unique childhood experiences, naturally makes for the bottom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and a wide range of the creation of discourse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underlying value. Lianke's famous "yao ditch series" and "series" palou area mountains is also comes from its rural childhood life experience, his childhood for suffering and pain deep cognition has become the very important theme in the literature of artifacts. Naturally, so to speak,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 a direct impact on their life path choice and formed its unique "world outlook, the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into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important source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style.

KEY WORDS: Yan lianke ；childhood ；Creative theme；writing style

目录

前言 (1)

一、童年经历对阎连科自身成长的影响 (2)

（一）童年经历对阎连科思想品格的影响 (2)

（二）童年经历对阎连科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 (4)

二、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创作主题的影响 (6)

（一）童年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7)

（二）童年经历中的病痛记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8)

（三）自幼形成的城乡差距认知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9)

（四）自幼形成的底层权力认知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11)

三、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创作风格的影响 (14)

（一）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叙事风格的影响 (14)

（二）童年经历对阎连科语言风格的影响 (16)

（三）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叙述风格的影响 (17)

结论 (19)

谢辞 (21)

参考文献 (22)

外文资料翻译 (24)

前言

作为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极具创作个性和独特灵魂自省能力的作家，阎连科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人物”，很多人更是直接认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势必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希望通过探讨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审视和分析阎连科的文学创作心理及其作品中的主体意蕴。

著名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童年阴影”理论，认为一个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对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广义的童年，是指人类的一个成长阶段，人类在该阶段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个体意识尚不成熟，年龄可视为0~22岁。狭义的童年，在定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医学家根据生理学将人类0~14岁视为童年阶段。教育界普遍认为童年期是人类学前幼稚期及小学阶段的总和，中学阶段被称为青少年期，大学则被称为青年期。本篇文章为求更加系统、科学的研究阎连科的相关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采用的是广义的童年。

关于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很早之前是无法做系统的研究的，因为对于阎连科的童年经历没有一个详尽的表述，仅有的一点信息也只是在其创作谈、对话录中如白驹过隙般的只言片语，直到2009年，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回忆性散文作品为我们了解阎连科的童年经历进而发掘其童年经历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

本篇论文便依托阎连科回忆性散文《我与父辈》以及有关的创作谈和对话录从童年经历对作家自身成长的影响、对作家创作主体的影响、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对作家创作的约束等角度探索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童年经历对阎连科自身成长的影响

每个人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独立个体，拥有其独有的个性特征、价值取向及人生经历。个性特征的形成是先天遗传及后天环境作用的结果，在中国民间有一句古俗语流传至今叫做：“三岁看大，七岁见老”，意思就是：一个人长大之后什么样在他三岁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年老之后什么样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话有点夸张，但是不难看出，智慧的中国人在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个性特征及价值取向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童年时期作为个体成长的一个阶段，如同建造房屋一般，遗传就像是地基，童年就是整栋房屋的一楼，“一楼”的面积大小、布局方向直接影响着整栋房屋的建造格局，童年经历作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为童年期以后的其他阶段做了铺垫和承接。

因此，要想研究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首先要认识到其童年经历直接作用并形成了其独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对其童年期以后的人生走向具有直观的重大的影响。

（一）童年经历对阎连科思想品格的影响

童年时期是人类性格发展定型的关键时期，童年的经历直接影响并决定了人类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作家作为一个群体，童年经历尤其是创伤经历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影响，直接或间接的融入其文学创作的过程，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成为其文学创作思想的来源。

阎连科的童年大致的时间段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那个时代，自然灾害加之政治上的人为灾难使得穷困和饥饿长久的蔓延在中国的土地上。阎连科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从记事起，记忆中的自己和一家的兄弟姐妹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贫穷与饥饿成为阎连科童年记忆的主旋律，这种温饱缺失性的童年经历成为阎连科“城市崇拜、健康崇拜、权力崇拜”的前提条件。

从阎连科的文学作品、创作谈和对话录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阎连科对

纲常伦理的恪守，对家族情感的感念和对生命、生活的真诚与严肃。这些与阎连科的童年生活的大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在那样的时代里，在阎连科成长生活的偏远的嵩县田湖镇，有比饥饿更长久存在的，那便是“山区人”、“乡下人”的传统、勤劳与质朴。

在《我与父辈》中阎连科数次提及了“打”，这“打”有父亲对“我”的打，也有大伯对书成哥的打，不论打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自己是不是受着委屈，在打的过程中，“我”与书成哥乃至因书成哥无辜受牵连被打的大伯家的兄弟姐妹们都只是跪着，决然的不忤逆更不会反抗，这种“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以及传统的“长兄为父”思想，在阎连科的文学创作中随处可见。

除了尊卑长幼，阎连科对于亲情抱着极大的感念，这种感念源于其自幼生长的生活环境。在阎连科童年的记忆中，家庭、家族间的守望相助时时刻刻存在着，这种守望相助源于同门同族同血缘的家族情节。可以说，亲人之间的相互忍让，相互关心与照顾是阎连科在其苦难的童年经历中收获的最大的幸福和宝藏。作为家族中年纪偏小的一个男孩儿，阎连科自幼感受到了相较于他人更多的关心、照顾、包容和爱护，所以对于亲情阎连科抱着极大的感念，从面对小学升初中唯一的升学名额时二姐的忍让；到给大姐治病时，大哥毅然决然的超额献血以及大姐为了让一家人过一个好年而选择的忍受巨痛；到大伯每次织袜回村分发糖豆时先外后内的顺序；再到四叔毫不犹豫的送“我”的确良衬衣……正是这一件件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使阎连科被幸福包围着感动着，所以我们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奉献与忍让。

阎连科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于生命的思考和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一直以来都是其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这种发于心底的真诚的写作，正是源于阎连科对于苦难病痛、生老病死的萦萦思索。大姐自幼患病，本就贫苦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一家人围绕着大姐的骨痛病，长年累月的奔波着，父亲因长久的拼命的劳作而患上哮喘病、肺气肿，每每发病，父亲痛苦的咳嗽声和因呼吸困难憋胀到青紫的脸色都成为阎连科抹不掉的记忆，痛苦无助的情绪长久的存在于这个家庭。这些使得阎连科自童年起对于生命的无奈和脆弱有着最直接的体会。

在《我与父辈》中，阎连科不仅仅只是对往事进行回忆，而是通过对

父辈的追忆去思考他们兄弟三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生活的意义。

“我萦萦思索，日想夜问，去追究我父辈们的人生和命运，去追究我的少年和童年，去查找那段岁月中的痕迹和落尘，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苦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和病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和苦痛。”①

阎连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除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伏案耕耘，他对于写作的辛勤与执着和这种超然世外的沉稳在这个浮华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而他的这种品行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他自幼成长的生活环境。在阎连科所生活的时代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因此兄弟姐妹众多，如何将众多的子女养育成人直至婚配嫁娶，被父亲他们兄弟三人视为终生的责任，而婚配嫁娶的前提是建房，于是生活的方向便是在日日夜夜的劳作中，在养家糊口的同时靠额外的劳作去拼着命建起一座座房来。父辈们的这种对生活的追求和对责任的担当，这种对待生存的勤劳和坚韧，对于阎连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因此阎连科兄妹几人自懂事起就做着力所能及的劳作，及至后来阎连科的辍学打工，无不印证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总的来说，不论是“城市崇拜、权力崇拜、健康崇拜”的世界观，还是真诚的严谨的人生观和传统而朴素的价值观，这一切的起源正是阎连科童年农村的生活经历。

（二）童年经历对阎连科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

每个人的人生走向都是由许多的偶然和必然共同决定的，阎连科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孩子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同样是很多偶然和必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1958年8月，阎连科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的田湖镇，正赶上中国大事记中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和贫困成为阎连科童年记忆的主旋律，但是封闭的农村环境并不会使他立刻意识到这种持续的纯粹的苦难，直到

1965年左右，阎连科入读小学，并在二年级偶然遇到了跟他同时代却又决绝的不同命的一位张姓的城里来的女生同桌，“她穿着整洁，皮肤嫩白，人胖的完全如了一个洋娃娃……城里人自然奶甜般的细音……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①这使得阎连科第一次清晰的感觉到了“城乡差距”，也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明白了自己生存环境的苦难，并在这真真切切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卑。

1968年，阎连科十岁，上山下乡运动由“农场模式”转变为“插队模式”，阎连科所在的村镇迎来了一批“城里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他们穿着光鲜干净，每日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最多最多是在田头看看庄稼，举起柳枝轰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他们每天干很少的活儿，却可以得到顿顿白面的“派饭”，他们可以明目张胆的“偷鸡摸狗”，也可以因为受到威胁而使一个乡下人被枪毙，更可以在侵害并致死一个乡下人的情况下，逃回城里，依靠这样那样的关系使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城里人特权一般的存在使童年的阎连科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城乡的不平等差距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城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②

这样的经历使阎连科对于城乡间的不平等有了直接而深刻的体会，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使得阎连科内心产生了对乡村苦难的厌倦及逃离和对城市的崇拜及向往。

1975年前后，阎连科在大姐的床头书库中偶然拿到了一部长篇小说——张抗抗的《分界线》，书的故事情节阎连科已回忆不起，但在那部小说的封底上的作品简介中，却明明白白的写着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她写了这部小说，由于她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张抗抗就从北大荒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里。正是这样一篇作品简介，使阎连科惊喜的发现了一个逃离穷苦乡村、逃进多姿多彩城市的方法，这使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喜悦。如同一个将死之人忽然间得到了长生的灵丹一样，靠写作来逃离苦难的这样一个“狂妄的野念”如种子一般在阎连科内心死死的扎了根，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①阎连科．我与父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0-11．

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提起了他最早的文学积累，这文学积累起源于大姐的因病辍学，因为病痛大姐长年卧病在床，为了挨日度月，消磨时光，就总是看些那时在乡村可以找到的小说，看那种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印刷品。就这样大姐的床头成为阎连科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正是因为这些最早的革命文学，填补了阎连科少年期心灵的空白，对小说的痴迷，让他不再对学校同学中那些身份地位、学习长相、言辞行为和人与人之间那些所谓的城乡之差，存下因为嫉恨与羡慕而长久蓄生的自卑与烦乱。也正是这样的童年经历，为其以后的文学之路做了重要铺垫，自幼形成的对文学的热爱也成为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必然因素。

贫苦生存环境下偶然遇到“城里人”的刺激，使阎连科决绝的要逃离苦难，又是偶然的接触到《分界线》，使他决绝的要靠文学创作来逃离，童年的文学积累也有了，可他还缺少一次机遇，一次将自己的写作展现出来的机遇，辍学打工、高考落榜这些经历使他与自己的“逃离”越行越远，于是阎连科就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决绝的当兵去了，并在军营的环境中逐渐展露，直至现在的成功。因此，我们可以说童年经历对阎连科自身的人生走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创作主题的影响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上的大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著名的“童年阴影理论”，认为人类个体的创伤经历，尤其是童年的创伤经历对人的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童年阶段是人类个体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定型阶段。有关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在三岁左右就已完成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成长，到了十六岁左右，经过十几年的人生经历，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也已基本定型。所以，人类的童年经历对于个体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

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作家的生活体验，没有生活体验的文学创作很难取得成功。在作家的生活体验中，童年经验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是相当深远和广泛的，它可以影响作家的创作倾向、创作基调、创作风格以及价值取向。有的甚至直接进入作品中成为作家创作的主体意向。这些在阎连科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童年的农村成长经历使阎连科的主体创作根植“耙耧山脉”源于土生土长；童年记忆中大姐的病痛、父亲的哮喘，化形为阎连科创作中的残病主题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自童年既已认知到的深刻的“城乡差距”，构成了阎连科文学创作中逃离和反抗的命运主题；自童年形成的对于权力的底层认知，化形为阎连科文学创作中的权力主题。

（一）童年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被视为一个成熟作家的显著标志，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贾平凹的“商州”一样，阎连科所拥有的独特的艺术世界是具有明显的个人主观化烙印的“耙耧山脉”。

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耙耧山脉为主的乡土小说，二是以农民军人为主的军旅小说。其中以耙耧山脉为背景的乡村小说被认为更能体现阎连科的文学创作成就，阎连科也被普遍认为是当代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具有极其鲜明的主题特征，这种乡土创作对于童年成长于农村，青年发迹于军营，中年成功于城市，如今游走于世界各地的阎连科来说，很明显的来源于其童年的农村成长经历。在《两程故里》、

《日光流年》、《耙耧天歌》、《年月日》、《受活》等等这些作品中，阎连科以耙耧山脉的地域环境、地域文化为背景，展现了乡民们苦难的生存境况和顽强的精神状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境内，是阎连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他在小说中这样描述耙耧山脉:“耙耧山脉为伏牛山系的一条支脉……蜿蜿蜒蜒八十里，多为低山与丘陵。在这山脉间，山间和谷地相隔岭梁与河沟相汇，海拔在250米至400米之间，土地有陡坡地、梯田地、川台地、沟平地，总计3.4万亩。”①耙耧山脉被阎连科称为“被遗忘的山脉”，山间褶皱里的村庄有些甚至在县里的地图上都无法找到。

作为生养阎连科的故土家园，耙耧山脉饱含了作家的童年记忆，虽然这些记忆更多的是痛苦与无奈，但是，阎连科在自己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却一直深深眷恋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少年时代生活过的耙耧山脉成为他创作的摇篮和源泉，即使现在身在异乡，他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和那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可以说，对乡土世界的魂牵梦绕，是贯通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血脉。”②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阎连科以耙耧山脉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从最初的《两程故里》、《年月日》到《日光流年》、《受活》等等，他的创作再离不开那片生养他的土地，他在贫瘠的“耙耧山脉”中搜索着，品悟着生活并继续从这故土中汲取精神上的成长，最终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小说世界。

可以说，耙耧山脉是阎连科生命的家园、精神的故土，这使他的文学创作显著区别于其他乡土作家。阎连科说：“作家精神的故乡，就是产生一个作家独有的一种精神的那块土地。我们只有找到了那块土地，才能使我们的种子在那里种植和结果。”耙耧山脉就是阎连科精神的故乡，是阎连科一直寻找的那片土地，它贫瘠、封闭、落后，却在这贫瘠、封闭、落后中孕育了阎连科丰饶的精神世界，成为他写作源泉。他将自己融入自我的精神世界，纵情于这块土地，肆意的寻找和发掘，发掘千百年来耙耧山脉的文化积淀，感悟耙耧乡人的生存和死亡。

①阎连科．坚硬如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8．

（二）童年经历中的病痛记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在阎连科的文学创作中，残病主题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其创作内容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残病主题，从《耙耧天歌》中的尤四婆的四个傻儿女到《日光流年》中因“喉堵症”活不过四十岁的三姓村人，从《受活》中的非残即病的受活庄村民到《丁庄梦》中的艾滋病村，令人绝望的残病贯穿在作品的始终，而这种创作主题的来源正是源于阎连科的童年经历。

阎连科的大姐自幼便身患“怪病”，“不清不红，却又不断地发作一种无缘由的疼痛，她由此而辍学，多数时间都躺在屋里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为阎连科一家人生活的重心，这使得本就贫苦的家庭雪上加霜。在阎连科的童年记忆中，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像一颗巨大蓬勃的树冠一样，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着那二分半的宅院，冬不见光，夏不见风。为了给大姐治病，哥哥十五岁起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十四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阎连科十三岁便跟随建筑队搬砖提灰。在变卖了家里的粮、菜、树、鸡蛋和牲畜后，由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的求医问药，从小镇的卫生院到农村人视如灾难之地的县医院再到传说中的洛阳地区最大的人民医院，在不知道走破了多少双鞋子、走尽了多少路途、流尽了多少眼泪、花掉了多少积蓄之后，得到的依然是如出一辙的医生的摇头和查找不到病因的无奈。这种对于疾病的束手无策在童年阎连科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在后来就化形为残病主题融入到阎连科的文学创作中。

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被认为是阎连科创作深度的体现，也是其作品被广为称道的一个重要因素。《耙耧天歌》中，尤四婆为了拯救四个傻儿女，不惜用自身的尸体来喂养儿女，在母爱的巨大升华中，去展现生命的意义，不禁令人灿然泪下。《年月日》中，先爷带着盲狗为了给后人留下生命的希望之种，将血肉之躯化作水分和营养来饲养玉黍。通过这样夸张的故事情节，展显了生命的不屈和顽强。《日光流年》中，活不过四十岁的三姓村人为了活着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正是通过对三姓村人求生经历的描写让人对于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有了深刻的体悟。

而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极端追寻很大程度上仍然起源于阎连科的童年经

历。在阎连科的家中，除了大姐的“怪病”还有父亲的哮喘病，但是大姐的病痛、一家人的生计以及他的两个儿子的房子和婚姻使他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去治好或者哪怕是缓解一下自己的病痛，直至因长久的劳累和疾病的发展而引发肺气肿，再到最后因肺源性心脏病于1984年黯然离世，年仅58岁。1995年，自持身体不错的阎连科也因长久的伏案写作身患腰脊椎病而卧病在床，这使得阎连科第一次如此直观的感知到生命的脆弱和健康的可贵，也引起了他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反思，之后的数年间《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等一系列有关叩问生命主题的作品陆续问世，并由此将阎连科的文学创作推至顶峰。

（三）自幼形成的城乡差距认知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阎连科自幼对于城乡间的贫富差距、生活差距和思想差距就有极其深刻的体会，而将这些差距归结起来之后便是人类个体命运的差距。出于人类本身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苦难的逃离和对自身命运的反抗便成为阎连科作品中普遍而真实的创作主题，并在其乡土题材和军旅题材的创作中普遍存在。

阎连科童年时期的穷苦的生活环境和辍学打工的苦难经历使他对于苦难和无休止的劳作有着最为直观的感受，这些也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阎连科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阅历，并逐渐注意到了同时代背景下，城乡间巨大的差距。这使他对自身的穷苦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感触，也使他感到极大的屈辱和自卑，并由此萌生了反抗命运、逃离苦难的想法。而在那时的阎连科看来，城市是远离苦难的乐土和天堂。“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日子’更多的含意是，‘一天加一天，天天都是那样儿’，它单调、乏味、无奈、消耗人的生命，而你又无力去改变；可‘生活’，却给人的感觉是丰饶，它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有明亮的路灯。”①关于阎连科的这种想法，他自己说是一种“城市崇拜”，而这种城市崇拜心理或者说逃离苦难的心理在其后来的军旅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

不同于传统的军旅题材小说，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没有杀声震天的战场，没有尖锐的敌我矛盾，没有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没有壮志凌云的精神气概，也没有如火如荼的部队建设。从《夏日落》到《中士还乡》，从《和平雪》、《和平战》到《生死晶黄》，阎连科将整个的创作重心放在了逃离苦难的农民军人这一群体上。这一群体具有极其鲜明的共同特征，他们当兵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保家卫国，也决不是为了建功立业，更不是为了锻炼意志，而是为了转志愿兵、留城、提干、入党、回村当村长当村支书；他们思想狭隘，性格阴险狡诈，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他们为达目的不惜一切手段……他们出身农民却要比农民多了更多的复杂与追求。而考量这一群体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对于原来的农村生活有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抵触和逃避，哪怕有一丝机会让他们得以逃离苦难，他们愿意拿生命去交换，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这种对自我命运的反抗和对自我认识中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阎连科自身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逃离苦难和反抗命运的主题在阎连科军旅题材的创作中只是作为一条隐线存在的话，那么他的一系列乡土题材作品的创作则是将这一主题如耳光一样的甩在读者的脸上，只是这耳光让人感到的却是如剥皮抽骨的剧痛，然后在这剧痛中猛然醒悟了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命运。

从《耙耧天歌》中，为了拯救四个傻儿女，面对着不可抗拒的遗传基因，决然的做着不懈的努力，直至最后选择自杀，用自身的血肉之躯喂养儿女的尤四婆；到《年月日》中，带着盲狗为了给后人留下生命的希望之种，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毫无畏惧，与狼对峙靠鼠肉存活，直至最后将血肉之躯化作水分和营养终于成功保住一棵玉蜀黍的先爷；再到《日光流年》中，为了“活着”，倾全村之力翻土地、种油菜、挖水渠，在饥荒中弃杀残病的孩娃，用蚂蚱尸粉、老鼠、礓土、小鸟等来果腹充饥的活不过四十岁的三姓村人。命运给予他们的是一种不可抗的灾难，这种灾难使读者感受到的是猛击心脏的难以复加的沉痛的绝望，可身处这灾难中的他们却持之以恒的进行着徒劳而不懈的努力直至生命的终结，这种对苦难的逃离和对命运的拼死反抗如一曲高亢却又凄凉的悲歌令人从震惊、恐惧、悲悯变为寂静无声。

作品中的苦难来源于阎连科的童年的穷苦的生活经历，作品中的对于命运的反抗来源于阎连科自童年既已萌生的对于自身穷苦命运的改变，他

们共同作用便构成了阎连科文学创作中浓墨重彩的逃离和反抗的命运主题。

（四）自幼形成的底层权力认知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

对权力的剖析与批判是阎连科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从“瑶沟系列”到“耙耧系列”，从《两程故里》到《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再到《风雅颂》等等，“权力”作为一个主题贯穿作品的始终。而这一主题正是源于阎连科从小对权力的深切体会与认知。阎连科说：“我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中原农村的人们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从文的湘西那样的世外桃源。我家是农村的，从几岁开始，对村干部是什么、乡干部是什么、县干部是什么，都有直接的认识和领教。那时候，你的工分、口粮都控制在上边有权力的人手中、上边的人又控制在更上边的人手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权力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与你的生存密切相关，可以成为你比别人过得好的筹码，也可以成为改变你命运的筹码。”①正是这种经历，使得阎连科自童年便形成了一种缺失性的“权力崇拜”，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到后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阎连科步入中年，其对于权力的表现重心才从崇拜和向往走向恐惧和厌恶。

阎连科有关权力这一主题的创作意义，在于他独特的感知视角，早年农村的生活经历使得阎连科能够以一种底层视角自下而上的去审视权力意识的存在形态，并在他此后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给予毫不遮饰的揭露与批判。

阎连科笔下的权力意识形态，“如《乡间故事》所展示的那样，支书家大姑女是村长家大儿媳，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家的大妹子……如此接续起来，上上下下，凡有点权力捞点好处的各色人等，都扎扎实实是亲戚，而权力的大小和好处的多少又直接反映亲戚的远近。整个乡村社会就编织在这纵横交错的血亲权力网络之中。血亲权力也是一种野蛮的可怕的权力关系，非此网络的成员只能别无选择地充当一个局外人、看客的角色。”②

①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这是一种依托于血亲关系的权力垄断，如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一样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进行着暴力的奴役。

在阎连科权力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基层干部的作威作福以及平民百姓对于权力的恐惧、向往和谄媚的描写片段。如《天宫图》中的村长强行霸占路六命的老婆，而路六命在亲眼看到老婆被村长玷污后，不但不做丝毫的追究反而每日的“生火烧水”将自己的老婆洗得“白生生的嫩藕一样”等待村长的“临幸”，为的却只是让小舅子能讨上一房媳妇。再如《黑猪毛白猪毛》中，在镇长撞死了人之后，以刘根宝为代表的吴家坡人竟然争着去替镇长坐监狱，为此，刘根宝不惜向靠抓阄得到蹲监机会的吴柱子下跪磕头，在吴家坡人眼中，为镇长蹲监狱成为了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村人送刘宝根去坐牢时，一句“根宝兄弟奔前程了!千万别忘了你哥啊”，就像是其谋了很大前程一样。可是当他满心希望的要去替镇长坐牢之际，事情却发生了重大变故——“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呢，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就完啦！”使得整场的谋划成了一场闹剧。这样的故事情节设定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所展现出的基层平民面对权力时的恐惧、向往和谄媚却令人感到极大地震惊，而这恰恰是阎连科权力主题创作的意义所在。

三、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创作风格的影响

有人说：“童年经验作为创作素材进入作家的创作，是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的较浅层次，而童年的经验作为心理定势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则是深层次的，因而也显得更为深远而巨大。”①

这种因童年经验形成的心理定势对于作家所造成的深层次的影响往往是创作风格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童年经历对于阎连科创作风格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童年经历直接影响并促生了阎连科独特的叙事风格；童年经历直接影响并形成了阎连科独特的语言风格；童年农村生活中模糊的计日方式为阎连科“索源体”叙述风格的形成创作了条件。

（一）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叙事风格的影响

阎连科自上世纪90年代以一系列小说创作大获成功，并因此而引发了评论界的一股“阎连科热”。众多评论家在对其作品进行了反复的揣摩和总结后，将他的创作称为“荒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面对这些全新的名词，阎连科认为“都有点道理又都不够好”，于是，如何定义自我的创作风格成为阎连科一边创作一边持续思索的问题。终于，2011年，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神实主义”的创作概念。“神实主义，我想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它努力

①米学军．论作家的童年经验对创作的影响[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①

神实主义应该可以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唯心式创作”，阎连科认为好的创作不应该只是一种简单的“再现”，而应该是体现作者独立思考，发自于作者内心真实感受的“再造”。这种“再造”是对作者感知到的“被真实掩盖下的真实”的深刻揭示和展现。

以“神实主义”创作理论去审视阎连科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独特的伦理叙事和苦难叙事。正是这两种叙事风格使他脱离了传统的乡土题材创作，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阎氏风格的“再造”之路。而阎连科的这两种叙事风格的产生正是来源于童年经历在他内心形成的独有的“真实”。

阎连科作品中的伦理叙事作为一条隐线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当对阎连科及其创作展开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时却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阎连科的伦理叙事是其作品中一个无法忽视的构件。他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为价值体现，对父权的粗鲁、人子的篡弑加以揭露和批判，通过对父与子关系的呈现实现作品内在逻辑世界的抽象组建。这种伦理叙事对于阎连科来说并不是写实的“再现”，阎连科自幼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山村环境中，时代因素使得传统的伦理道德在这个环境中长久的存在着，他也因此形成了极为传统的伦理观，阎连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这种伦理观展开了存在合理性的思考，并认为这种伦理观不应只是简单的搬用到作品中，而应该放到作品中的世界，让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审视和摘选。这使得阎连科的伦理叙事成为一种“再造”的过程，通过这种伦理叙事构造出的人物和世界呈现出了“鲜活”的特点，并进而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状态。

残病和贫苦是阎连科苦难叙事的两个核心元素，这两个元素在其作品中往往是相伴相生的，因残病而贫苦又因贫苦而无奈于残病，在二者的交替中给读者以窒息式的暗无天日的绝望。从《日光流年》中使三姓村人活不过四十岁的“喉堵病”，到《受活》中受活庄人的普遍的残疾，阎连科有意规避对苦难存在合理性的表述，而将创作投向苦难中的人和这群人对苦难命运的反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苦难本身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阎连科将童年感知到的大姐与父亲的病痛以及生存环境的苦难，经过内心的思索与加工后升华创作出来的。因为大姐与父亲的病痛是“天生的”，

阎连科自身命运的苦难也是“天生的”，这些苦难本身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天生的”，所以阎连科在《日光流年》、《受活》中没有或者压根就没想过要给三姓村和受活庄一个关于苦难“存在合理性”的表述。

综上，不论是伦理叙事还是苦难叙事，都离不开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因此，可以说童年经历直接影响并促生了阎连科独特的叙事风格。

（二）童年经历对阎连科语言风格的影响

“作家作品语言风格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涉及表达主体、接受主体、表达对象、表达手段和交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既要从主观方面分析作家本身因素，也应该从接受、交际环境等方面分析其他因素对作家语言风格的影响。”①作品的语言风格形成的首要因素取决于表达主体即作者本身，可以说作品的语言风格是作者自身综合素质的体现，它是作者自身生活经历、语言修养、思想感情、审美追求在创作过程中共同作用的产物。

语言修养是语言风格形成的基础，这种语言修养来源于创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并在这积累过程中受到语言环境、文化程度和时代环境的影响。

从1958年出生于豫西洛阳嵩县田湖镇，到1978年离家进入军营，阎连科在河洛语境中生活了20年，这使得阎连科的创作语言架构在河南方言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大量的以口语、土语及少量詈骂语形式出现的河南方言，这也成为其创作语言的一大特色。阎连科善于通过大量河南方言语气词（如：哩、呢、啥、啦、呦等）的使用来将自己的写作语言口语化，这种口语化使得他的作品语言如自由对话般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大量河南土语（如：歇晌、玉蜀黍、顶儿、受活等）及少量詈骂语（如：操，操你妈，日他祖奶奶等）的融入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新奇的平实可亲。

阎连科自幼生活在农村，到了高二即辍学打工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同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苦工有了最直接的接触，这样的接触使他对于农民和工人的“角色方言”有着直观的了解。因为他知道农民和工人在面对一些事情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又会以怎样的语言去说，通过将这种“角色方

言”带入到文学作品中，使得他的乡土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异常丰满而富于特点。

阎连科早年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被“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知青插队”等等这些政治运动所笼罩的时代，由此阎连科创作语言中的另一个重大组成部分——“时代方言”应运而生。我们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具有时代气息的词汇（如：合作社、互助组、根正苗红、美帝苏修等）和语言（如：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革命不是为了请客吃饭；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等）。这些“时代方言”的融入使得阎连科作品中的世界有了时空感，让人感到更加真实可信。

不论是“河南方言”、“角色方言”还是“时代方言”都来源于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正是这些独特的语言形式构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使他的作品显得更加平实可信，因此，可以说童年经历直接影响并形成了阎连科独特的语言风格。

（三）童年经历对阎连科叙述风格的影响

一九九八年阎连科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出版，“小说本文由五卷组成，依次逆向地回溯故事进程，第一卷叙述主人公司马蓝的死亡过程，第二卷说司马蓝担任村长后的奋斗经历，第三卷说青年司马蓝如何当上村长，第四卷讲少年司马蓝成为同辈中的领袖，第五卷说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及其出生，中间穿插几位前任村长和其他有关人物的故事。”①这种新奇的叙述形式一经问世即引来了文学界的极大震动，许多人不仅惊呼：“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小说文体原来还可以这样设置？”王一川认为阎连科的这种通过逆向叙述来叩探生死循环的悖论以及人类原初本真的意义的新的文体，以一种全新的创作形式为探索人生境遇的深层奥秘，提供了一个奇异的充满想象力的深刻的象征性模型，他借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种的“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将这种倒放式的文体称为“索源体”。

而关于阎连科“索源体”的形成，我认为是与他童年农村生活中模糊的计日方式离不开的。“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里，父母计时，一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