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教学目的：树立公民的国防意识，同时也为大家提供理解当前政治军事问题的一个角度。

（《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孔夫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北宋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兵有所用……有所不用。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1.定义：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军事思想研究的是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原则和原理。

大致包括：战争观（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国防思想；作战思想；建军思想；军事哲学（对军事和战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各阶级、各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关于战争、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文明古国，我国传统的军事文化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自己的特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的战争经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这就为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

同时，我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道德理念等都对我国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和鲜明的特点。

时间: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丰富发展于秦汉至明清时期。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它的起源和发展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积累；二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三是文字的产生。

思想只有以文字作为载体才能流传下来，有了文字之后，人类才进入了历史时期。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

目前还没有发现系统的商代军事著作，我们对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了解主要源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开始。

载体: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载体主要是兵书，也包括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

在古代，“兵”字的意思非常宽泛。

它有兵器、军队、士卒、战争、军事、战斗、战法等含义，“武事之总名也”，中国古代常常将与军事相关的知识称之为兵法等，包括治兵、用兵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所以人们很早就把记录有关军事和战争内容的图书称为兵书。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

代表作：《武经七书》。

最早的兵书有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等，现存最早的是《孙子兵法》。

2.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现实意义（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提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一般指导原则，可以为我国的军事思想研究提供养料。

现在我们认为军事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它就有规律，就能为我们所认识。

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助于我们对三代领导人的军事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也可以为研究现实军事问题提供历史的材料。

（2）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造就杰出军事人才的必由之路。

吴下阿蒙。

范仲淹：“为将者不知古今，匹夫之勇”。

（3）开拓视野，广学益智，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一个智慧的宝库。

管理学。

一些日常用语，如“有备无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由于时代与传统的因素，一方面仍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它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我们去继承、批判、扬弃与发展。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军事思想史是军事史的一个部分，其任务是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军事行动的形态以及军事思想的沿革和发展，提示过去发展的规律，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托夫勒指出，我们制造战争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创造财富的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见课件）。

从军事史的发展分期来讲，前三阶段处于冷兵器时代，宋元以后出现了火器，才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时代。

（一）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夏商西周）——产生时期由石器时代进入到金属时代。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

甲骨文出现。

文字的出现，代表人类进入了历史时期。

在此前的史前时代，也发生了一些战争。

神农氏伐斧燧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大禹伐三苗等等。

通过这些战争，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华夏民族逐渐成形。

军事活动需要对双方力量作客观冷静的估计，同时也需要严密的组织和计划，国家机器的雏形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了，加速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化。

建立国家，也就是建立国家机器，而军队是国家暴力机器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有夏后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商汤攻夏的鸣条之战，周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等。

军事上的特点：（1）开始使用金属武器。

以青铜器为主，后期开始出现铁器。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夏代逐渐由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

夏代青铜武器还比较少，二里头发现了一些小工具和兵器，有矢镞及戈、戚等。

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都发现过商代的青铜的冶炼遗址和青铜器。

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武器，形制已经非常齐全。

西周已经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1972年河北藁城台商代遗址铁刃铜钺。

（2）车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恩格斯说：“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军队编组和队形，甚至作战命令的记载。

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等。

从其引文来看，其内容大致归纳、总结、记载了一些军事规律和指挥原则，类似今天的战斗条令。

如“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言不相闻，故为金鼓”（指挥系统）（《孙子》引《军政》）。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左传》引《军志》）。

（二）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春秋战国）——迅速发展时期春秋（BC770周平王东迁至BC453三家分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一个大变化的时代，传统的史学观点，这时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表现：《武经七书》中有五部在先秦。

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百八十二家”，《汉书•艺文志》著录53家。

时代特点：变。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周初1800个诸侯国，春秋初尚有1200个，见于《春秋》经传者170个。

“礼崩乐坏”的时代。

大发展的原因：1．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生产关系出现。

标志：铁器的大量应用。

铁制工具大量使用。

铁兵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铸铜既难，求铁甚易”。

铜铁兵器并用。

2.频繁的战争、技战术的进步和各国军事改革的兴起。

战争频繁，春秋大约有600多次，《左传》记载有483次。

军事改革。

管仲、吴起、商鞅。

共同的特点，注重耕战，扩大兵员来源，“作丘甲”。

适应封建主义的步、骑作战代替了车战，军队规模扩大。

战国七雄各有兵“名师数十百万”，秦有“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

步兵。

BC541年，晋国荀吴在与狄人作战时采纳魏舒的建议，“毁车以为行”。

《左传》：“郑不车战”。

BC505吴楚柏举之战，吴选“利趾”三千人作为前锋部队。

骑兵。

BC307年，赵武陵王胡服骑射。

但其实在殷墟遗址中已经发现过原始的马具，这时可能出现过一些个别的武装骑士，但成建制的骑兵部队还没有。

战国的骑兵数目比较少，BC244年，李牧在编组部队对抗匈奴时，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一万三千匹，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骑兵占8%。

秦军号称百万之众，但只有骑万匹。

没有马鞍和马镫，骑兵的主要作战兵器是弓弩，（快速步兵？）。

魏国武卒：1、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

2、身背五十支箭和一支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走一百里。

武骑士：身高七尺五寸（1.73），能在马上射箭，敢于以少击众。

武车士：四十以下，身高七尺五寸，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

军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弩，韩国的弩可射击600步。

筑城和攻城技术，秦赵等国筑北方的长城；攻守用的器械增多，比如云梯的使用等，使得城市的攻防战术发展起来。

战争的规模扩大。

BC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动用兵车700乘，士兵21000或52500人；BC484年，吴齐艾陵之战，吴军四军有众十余万，齐军一战损失兵车800乘，24000人；至春秋末期，用兵十余万人已属正常，《孙子》中屡次提到“带甲十万”等语。

战争的时空扩大。

以前的战争，一战就解决问题，到后来有打几个月的甚至经年不息的。

赵武灵王“以20万之众攻中山，5年乃还”。

齐相孟尝君攻楚，5年乃罢，继而又用兵西困秦3年。

柏举之战。

3.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逐步形成。

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集权的郡县制度代替了分封制（春秋），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代替了世官世禄制。

春秋时晋国已设县，后又在边境设郡。

赵鞅：克敌者上大夫授县，下大夫授郡。

4.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

儒、道、法、墨、杂、阴阳等家皆论兵，为当时军事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

（1）以初步否定“天命理论”为中心的唯物主义思潮勃兴而起。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荀子：“天行有常，不以桀存，不以纣亡。

”《尉缭子》：“先神先鬼，我稽我智。

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2）以努力揭示事物运动特性为宗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崛起。

兵家与道家之间的特殊关系。

老子：“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先秦兵家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首先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势篇》）。

既重视正确地配置和使用兵力，“以正合，以奇胜”（同上）；“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子·勒卒令》）。

更重视高明地选择和运用战术，“奇正相生”、“奇正相变”。

其次是要贯彻“避实击虚”的原则。

表现为在对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是要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是性命攸关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和制服敌人。

这用孙子的话说，是“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孙子·虚实篇》）；用《吴子》话讲，是“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用《孙膑兵法》话说，是“必攻不守”（《威王问》）；用《管子》话说，则是“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

在对攻击时机的把握上，是要避免马上同强敌作正面交锋，待运用各种手段使敌士气瓦解后，再乘虚蹈隙，一举破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军争篇》）；“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司马法·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