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摘要】近年来中国整个社会表现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件，反应中国在社会层面上的不理性状态，这种状态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按照《乌合之众》中的观点，这种不理性和群体本身的性质有着很大的联系，而群体本身的特性基本受民族特性的控制。中国社会的绝对平均思想是引起中国社会如今不理性的最重要原因。

【关键字】社会理性群体民族

这个学期的毛概课，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我的课堂展示做的裸官专题，使我对于中国的官员制度现状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我在课后阅读了《凯歌行进的时期》和《大动乱的年代》，加深了对于建国阶段中国历史的认识；最后在诸多同学的推荐下，为了寻找中国各种群体性时间的深层次原因，我翻阅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开始学着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社会将何去何从。

我的管理学老师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现在需要社会理性。日本核电站泄漏之后，中国大地，抢盐成风；中国和法国发生政治纠纷时民众纷纷抵制家乐福，风波一过，一切照常；而更严重的是各种仇富心理，国人见到富人就认为其必然发家自不义之财。这种理性的缺乏不仅仅发生在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即使是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也可以看到这种不理性的心理。前段时间发生的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被杀事件，在第一时间的报道中，相比于两名同学不幸被杀，国内很多媒体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了这两名同学所驾驶的宝马车，造成人们极容易地误解这两名同学是富家子弟或者官宦子弟，网上的骂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发出了死不足惜的言论。虽然后来一些媒体i作出了一些解释，但是其对中国社会的不理性反映的淋漓尽致。即使这两名同学真的开的是最新系列的宝马车，难道他们就理应遭此横祸；即使这两名同学真的是富二代，难道他们就应该被枪杀？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只能为之感到惋惜。

其实不仅仅是媒体，即使是有一些相当官方正式的场合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件，跃进文革暂且不说，2012年的两会，很多提案就得到了“雷人”之名。比如有代表提案让盗贼去沙漠治沙，发行千元面值人民币刺激消费，用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ii。难道发行千元面值的人民币就可以刺激消费，那为什么我

们不印制一万元面值的人民币？显然这些提案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而这种十分不理性提案，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提案人个人一时的糊涂。这些代表都是从全国各地选举获得的，理应代表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思考最为充分的群体，但是每次两会，总会出现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提案”。追根究底还是中国整个社会层面缺乏足够的理性支撑，这样，当这些代表在提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把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不理性因素反应在提案之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最为世界上仅存的文明古国，已有泱泱5000年历史，为何依然会如此不理性？一直以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很多的答案，比如贫富差距使很多人的理想和现实严重脱节，比如中国社会有很多潜规则，发生任何事件大家就联想其中是否有潜规则在作用。但是在看完了《乌合之众》这本书之后，我有了新的想法，或许，问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

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藏动机的结果。iii这就是这本书最基本的理念。在我们个体的单独活动中，我们会因为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比较理性地处理和分析问题。但是，当许多人凑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些约束不存在了，群体就以一种原始人似的方式存在着，冲动、急躁、缺乏理性。还好，即使是原始人，也拥有自己的习惯，所以，一个群体的最终会做些什么，只有一个因素可以影响，那就是民族。除此之外，法律、道德、契约，一切都不复存在。

当我们站在影响群体的唯一因素只有民族这个前提之下，再去看中国社会不理性现状，或许就可以看到一丝端倪。中国社会的不理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往往纠结着公平与平均的思想。简而言之，大多数中国人不管过程如何，希望获得比别人更好的结果，至少自己的结果不能比别人差。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公司中，如果甲看到乙的薪水比自己高一些，即使乙比甲要做的辛苦得多，甲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感到不公平。中国自古以来认为天下一统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从不饱暖”的朴实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构想曾吸引了无数农民为之奋不顾身。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不会去管过程如何，它只关心最终的结果怎样。就像我们的科研不会认为证明一条

路走不通是一个成果一样。因此，当大家知道有两位同学被枪杀在宝马车里面里之后，第一个反应不是惋惜和震惊，而是对于两名学生就能开得起宝马车的愤慨。很多人表示出这种愤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事实上真的是不公么？那些富起来的人，有很多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智慧和勤劳打拼出来的，那些整日坐在电脑前面的宅男宅女们有什么资格谴责这些富人。

但是群体不会管这些。勒庞认为，群体只有本能的功能，他们只能接受最形象而直观的印象，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思考。因此，无论那些富人们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还是偷盗抢骗得来的，对于群体来说都是一样的，富他们是富人是唯一的特征，而我比他们穷，这就是不公平。于是，在中国历来的平均主义思想和群体非理性的交织之下，仇富产生了。但这还只是开始，当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群体是只能接受最直观的印象的，还是以上面留学生被枪杀时间为例，人们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看到了宝马车。当只有一两个个体的时候，或许这并没有什么，这个个体会立刻转向理性的思考整个枪杀案件，但是群体不行，群体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的思维在看到宝马车三个字之后就已经截止了，于是，各种愤慨声音呼啸而出，即使开始的时候有那么少数人能够保持理性，但是在群体的包围之下，他们立刻就是投向群体的怀抱。其实，上面两个环节是融合在一起的，仇富心理的形成是群体表现的间接因素，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存在社会之中，以至于我们对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人会从群体的角度去思考它，留学生被枪杀是直接因素，群体的非理性表现出来之后就体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理性。

上面是用勒庞的理论分析留学生被杀的这个事件，中国的其它的非理性群体事件都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来进行解释。比如文革，在群体的鼓动之下，整个社会已经无视规则的存在，人们只能用自己的本能看到最表面的东西，这个时候，讲道理无疑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再比如日本核电站时中国的抢盐事件，现在，即使是一个普通市民看起来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在群体的大环境之下，中国人这么容易就被忽悠了。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有多差，丧失理性是所有人类组成的群体的共性，只是中国人因为对于绝对公平的向往和对自己落后于人的恐惧，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性更容易发生而已。

可是，我们怎么走出因为群体的劣根造成的非理性的泥潭呢？很多人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