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民族观念

《礼记•王制篇》曾以生活和文化方式解 释华夏与周边民族即“夷夏之别”的差异。 • 在《礼记》作者看来，国有不一，族 （血缘种族）有所别，各族间“语言不通， 嗜欲不同”，但“中国”与四周戎蛮夷狄 的区别，正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先进性。 • 且不说殷周时代人们以文化价值论判 别夷夏之别的大量文献记录，即使在春秋 战国时期，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和识 别的基本准则仍无变化。 •
这种文化优势品格在早期中原地区各 族群你进我退、你出我入中成为该地域主 体族群炎、黄部族的经脉、血液，从而贯 穿流淌于炎、黄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及华 夏国家组织中。 • 这种文化品格经久沉淀，则使史前华 夏中原地区的原始宗教、规范、风俗早早 进入到一种准制度化社会层面中，这就是 “礼”品性。 •
也就是说，自我们民族诞生之日起，就 实际存在了一套以宗法血缘为核心，以社 会控制和整合为目的的华夏“礼仪”性文 化。 • 这种文化的特色是融合当时各大族群 多文化因素的综合体，它来自各族群生产 生活方式，又通过杂交、嫁接而提升为一 种更先进的文明。 • 随着国家与民族的演进加速时，这种 “礼”品性的文化系统则被有意识地渲染， 固化为一种民族认同与民族识别的基本标 准，超血缘而升华为华夏民族的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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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的安全性。 在华夏族与周边各族人民的意识中，作为主 权的“中国”国家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 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国家的职 责与民族团结的责任往往紧密相联。 • 在民众看来，国家对民族的安危存亡有着极 大的政治责任，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们就将 救亡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将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 寄托于国家身上，期望执政者能领导民众，担负 起救亡与救国的责任。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 有无数的例证可以说明。
民族、国家与文化“三维”合一的认同意 识，形成了我们民族、国家、文化在思想认识上 的重要特点。 • 1，族别上的兼容性。 • 自春秋以来，民族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血 缘界限越来越淡化。自春秋到近代，在华夏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在几经沉浮的王朝更迭中，许多 氏族、部落与周边民族融合入华夏民族这一大家 庭，成为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 尤其是春秋战国、魏晋、宋元明清等时期几 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加速了华夏民族的发展 与壮大。事实上，在中国，不论朝野，或士农工 商各阶层，都承认并注重民族的兼容性，而淡化 血缘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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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的灭亡与以徐夷为首的东方夷人 的反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所谓“纣 克东夷，遂殒其身”的说法，西周王朝也 始终为徐、淮夷的不断反抗所困扰。在商 周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强大的徐夷集团 始终是一支足以与其抗衡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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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徐淮夷在先秦时期常被中原人士视为叛逆 的典型，如《左传·昭公元年》有这样一句话： • “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 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 其又可壹乎？” • 作为夷人势力代表的徐国，其之所以在商周 时期屡次与中原正统王朝发生冲突，除了经济上 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
自夏建立后，国家（夏朝）、民族 （华夏族）、文化（夏礼）三者同体而异 用。此后，国家的政治称谓不断带动民族 与文化称谓。 • 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四方 之人称华夏民族为秦人。曾被华夏集团视 为夷狄的秦人（《史记•天官书》：“秦、 楚、吴、越，夷狄也。”），却摇身蜕变 为华夏的正统。 •
同样被视作蛮夷的楚人刘邦封汉中， 建立汉朝，于是四方民人称华夏民族为 “汉人”，汉官、汉军为“汉吏”、“汉 兵”。楚文化由此成为汉文化的基石，也 成了华夏的正统。 • 晋朝建立后，四方之人称汉人为“晋 人”。唐朝时又称为“唐人”。至今世界 各国都有的“唐人街”，便当得名于唐代 时四方对汉族的称谓。明朝时，又称为 “明人”。 •
《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 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尚书•顾命》中“华玉”与“文贝”并称， 可见“华”确有美好、文彩之意。“夏”通 “大”，除了空间之大，地域之大，亦作壮 大、伟岸之褒称。 • 《方言·卷1》：“自关而西，秦晋之间， · 1 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之，谓之夏”。《楚辞》 《涉江篇》、《招魂篇》有“夏屋广大”、 “夏之为丘”之说法。 • 而《说文》则将“夏”与中国之“人” 民相联系，“夏，中国之人也。”可见，不 论在地域空间、文化品性、国家定位，古人 均以同一性的理念形式将三者合而为一。 •
徐器之有铭者，虽多为春秋晚期时器，但文化 之发展，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因此 我们认为，徐在殷周之际应已具备相当发达的文 化了。杨树达先生上文中对徐器铭文的遣词用韵 还作过这样的评价，“文辞至简，用韵至精，可 知徐之文治殆欲跨越中原诸国之上，宜强邻之楚 忌而必灭之为快也”。 • 难怪当时楚伐徐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是： “徐即诸夏故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就 是说徐夷与华夏诸国靠得太近了。从作为夷人的 首领与华夏集团抗衡，到接受华夏文化，与华夏 诸国通好，至此我们认为徐夷已基本完成了华夏 化的转化。 •
我们可以用出土于江苏丹徒北山顶徐器甚六编 钟上的铭文“以夏以南”来概括徐国文化的特点， 徐人不但在音乐上兼容并蓄雅（华夏）音南（蛮 夷）韵，在文化上也融华夏、吴越和蛮夷文化为 一炉，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秀丽典雅的徐国青铜 文化，成为南系青铜文化之优秀代表。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夷在华夏化和不断迁 徙的过程中，不但为南方诸民族带来华夏文化的 因素，同时也反馈给华夏文化诸多南方蛮夷文化 的因素，促进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的融合。 •
据文献记述，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尧、舜、 禹时期，华夏大地处于一个水旱频仍的时代。 • 《淮南子•览冥篇》记当时“四极废，九州裂， 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焱而不灭，水浩洋而 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 同时这又是一个部族战争十分激烈的时代。 《尚书•尧典》称尧、舜、禹曾“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所谓流、放、窜、殛，实际上是对那些战败部落 的处置，可见当时部落间战争的频繁与激烈。 •
周人虽多次征伐徐淮夷，但始终未能 从根本铲除这一心腹之患，相反倒不得不 承认徐人僭号称王的既定事实。 • 《后汉书·东夷列传》： •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 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 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 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四夷的华夏化趋势开始 明显加速。如，春秋晚期的徐国受华夏文化的影 响之深可从铜器铭文中窥见一斑。 • 徐器金文不但在字体上有所创新，还在遣词达 意上还注意到韵律的运用，令人读之，朗朗上口。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收 录的七件徐器，每器铭文都有韵。杨树达先生在 《积微居金文说》中指出，“余前跋《王孙遗者 钟》，谓徐器用韵特精，证知徐文化之卓荦，今 于此器（指徐王粮鼎）复添一佳证也”。因为此 鼎之“铭文亦如《诗经》中若干篇，于句末韵之 外，兼有句中韵也。” •
论华夏民族观念中民族、 论华夏民族观念中民族、 国家与文化认同的一致性
李禹阶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在华夏民族观念中，民族、国家、文 化在内涵上往往相融互渗。从国家的功能 来看，它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又是社会 整合与稳定的工具。 • 历史上，国家的产生与演进，除了其 维护阶级利益和实行阶级压迫的功能外， 还承担着诸如治水、御侮、赈济、维护内 部规范等公共职能。 •
这种情形表现在华夏国家、民族、文 化称谓的概念、名称上，则均是以文化为 血脉，国家为外壳，民族为内涵而形成的 认同定义。 • “华夏”作为民族（华夏族、诸夏、 夏族）、国家（夏朝、诸夏）、文化（华 夏文明、夏礼）之相应的一体化称谓，是 当时一种新生的民族共同体在其国家、文 化品格上的一种自我定位。 •
当时，凡服膺中原文化、礼仪的，则称为 “夏”、“诸夏”；凡服膺“夷”礼的，则称为 “夷”、“蛮”。 • 《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鄫犹 在”。即杞、鄫等国为夏之正宗后裔。但其后杞 用夷礼，故《左传》称“杞，夷也”。其后杞又 朝鲁，复用周礼，时人又称杞为“诸夏”之国。 • 吴与周天子同姓，其公族为周太伯虞仲后人， 服膺周礼，为周室正宗后裔。以后这一族到南方， 入乡随俗，接受当地蛮夷文化、礼俗，则被称为 “蛮”、“夷”之国。如《史记•天官书》即谓： “秦、楚、吴、越，夷狄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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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人的华夏化可以徐人为证。 在今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商周时 期曾存在过一个徐国，文献中称徐方或徐 戎、徐夷，相传是少昊氏后裔所建立的国 家。徐夷在东夷族中是势力最强的一支， 是商代晚期帝乙和帝辛的征伐对象和掠夺 财富的目标。西周时期，其势力向淮河流 域扩展，成为淮河流域夷人势力的首领， 作为东方夷人的代表与周抗衡。
夏国家与华夏民族几乎同时形成，国 家及其公共职能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外壳， 正逐渐成为学术界一种共识。 • 这种民族与国家的互生耦合关系，在 中国古代诸多文献中不难见到，夏王朝建 立的许多传说、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可以 直接证明这一点。从国家认同观念上看， 自夏以后，民族与国家就纠缠在一起。如 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 若线”。 •
但汉朝自大统一后立国久远，故“汉 人”之名称便源远流长而流传至今，汉文 化也作为华夏正统而代代递嬗。 • 因此，在古代中国，人们常将政治国 家、民族、文化三位一体，视作不可分离 的民族、国家之象征。 • 而华夏礼仪则作为区别“华夷”、 “夷夏”最基本的民族识别的价值标识， 三者紧密结合，表现出传统中国在民族、 国家、文化这三方面与其它各国不同的特 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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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方国家的历史演进看，国家内 部的阶级、阶层的冲突，与它在外部的环 境、生态、人口、种族等压力下各民族为 生存、发展而导致的族群的融合，是国家 形成、发展的重要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 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外在环境压力及 内在阶级冲突往往相互起作用，促使社会 矛盾的激化，并导致社会机制的一体化。
这一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就是“尊 王攘夷”，将周王朝与华夏族结为一体， 鲜明体现了当时政治与民族这两大主题。 • 而文献所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 华”；“内诸夏而外夷狄”；“德以柔中 国，刑以威四夷”，就是将“中国”与 “华”，“华”与“夏”并举，将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合为一体。 •
从文化认同看，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的 几大族群如炎黄、东夷、三苗等，在相互 争战与接触中，渐渐形成以炎黄族群为主 体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性格。 •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品性既是 基于抵御内、外压力所需要的一种共同的 生存理性及应力机制所致；同时也是一种 各族群相互交往中生产、生活方式杂交、 嫁接下形成的一种文化优势品格。 •
西汉、魏晋自不待言，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繁 荣盛大的唐王朝为例，其最高的统治阶层李氏王 族，就是一个典型的胡汉融合的混血家族。 • 据史载，李渊先辈世与关陇少数民族的贵族 家庭通婚。李渊之母独孤氏，李渊妻窦氏，即纥 豆陵氏，李世民妻长孙氏，均为胡族，应是世系 汉胡混血家族。而高祖、太宗依重的关陇贵族集 团中人，大多为西魏、北周以来之世胄或胡汉混 血世族。 • 正是因为这种胡汉夹杂的世系因素，才使大 唐统治者有着空前宽广的胸襟，吸纳各民族优秀 文化的精华，构成大唐文化的繁盛气象。 •
在“华夏”连称中，文化价值论倾向 是很突出的。同时，这种文化价值中心又 进一步体现了国家、民族观念上的一体性。 中国最早的阶级国家“夏”朝的建立者禹 及部族，本身不姓“夏”姓“崇”，但为 了表现出这种“天地之中央”的民族、国 家、文化的一体性，则改国名为“夏”。 • 这与当时以氏族姓氏名“国”是有很 大的不同的。故《尔雅》“夏，大也”， 《尚书正义》。“华夏，谓中国也”，都 与上述理念有关。当然，夏之得名亦与夏 朝中央政权初建在夏邑这一地域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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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的开放性。 华夏民族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大的开放性。 自秦汉以来，中国东西齐、秦的邹鲁、关中文化 的融合，楚汉文化的交融，不仅铸成了中华文化 的绚丽多彩，而且也影响了华夏民众的开放的文 化观念，即不限于一域，博采众长。 • 汉晋、唐宋，乃至元明清等王朝，来自东西 南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例如西域的音乐、 舞蹈、瓜果、技艺等）不断的传入中原大地，与 华夏文化所融合，从而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