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复习资料

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

三个等级的矛盾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金融资本雄厚。

资产阶级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

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

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地位。

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国王路易十六。

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

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

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

资产阶级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革命的爆发和君主立宪派的统治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

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革。

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

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

7月14日群众攻克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

资产阶级代表在起义中夺取巴黎市府政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

J. S. 巴伊当选市长，M.-J.-P.-Y.-R.de拉法耶特任国民自卫军司令。

制宪议会此时实际上成为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

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

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制宪议会于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规定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贡赋。

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

10月5～6日巴黎人民进军凡尔赛，迫使王室迁到巴黎，制宪议会也随之迁来。

巴黎出现一批革命团体，其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在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法国大革命·乌托邦·上帝之国——奴役与自由的思考之一作者：思路暗黑的历史中，自由和奴役，象是两条首尾相啮的蛇，追逐着，撕咬着。

一个命定的圆，固执而封闭地在原地打转。

——题记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从一句名言开始，又以另一句名言结束的。

前一句是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另一句是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中发出的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一前一后两句话，便是以集体自由名义发动的法国大革命的最好注脚。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随着启蒙思想的推进，民主自由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欧陆及英伦三岛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宗教或世俗革命，以争取天赋的自由。

法国大革命，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奴役的抗争运动和自由实践。

十八世纪中叶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在沙龙和市井迅速传播，启蒙思想家主宰了当时的话语中心。

即便是法国贵族的书橱里也摆满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著作，你也不必为在贵妇人的床头发现一本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而惊讶。

相反，这几乎是潮流了，甚至连安东奈特王后也参加了极具煽动性的《费加罗的婚礼》的排练，在其中扮演罗西尼。

而卢梭更是其中的宠儿，虽然屡被驱逐，也曾被启蒙运动的主流所抛弃所辱骂，但那句自由呐喊，曾经震撼了多少渴望自由的心，罗伯斯比尔便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政治经济面临全面的困境，下层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上层则是一片混乱，财政更是一团糟，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改革。

在这一背景下，法国三级会议开幕。

随后，第三等级单独组成国民议会，准备制定宪法。

1 789年7月14日，革命者和群众佩带着红白蓝三色徽，挥舞着武器，冲进了巴士底狱，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正式爆发。

次日早晨，国王路易十六听到这一消息后，焦急地问：“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古尔公爵无情地纠正道：“不，陛下，是革命。

”是的，是一场革命。

叛乱只是为了颠覆并取得权力，而革命则是为了自由。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自由”的时代。

演讲是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连空气似乎也是自由的，虽然空气里时常弥漫着枪弹的烟雾。

这样的自由振奋了欧洲，甚至远在美国的托马斯·潘恩也著文讴歌自由的诞生。

热情的革命者在国民议会和俱乐部里更是通宵达旦的辩论着，1791年，共和国宪法制订完毕并由路易十六批准。

1792年，国民公会成立，宣布废除王政实行共和。

然而，历史竟被在革命爆发后不久的一句话所不幸言中，“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

悲剧果然诞生了。

悲剧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的，那就是恐怖，用恐怖来造就美德。

1792年9月2日数千犯人的集体屠杀，掀开了革命血腥的帷幕。

就在两年前还专文著述来反对死刑的“不可腐蚀者”罗伯斯比尔，现在却公开地宣称：“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悖异？但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几年前还在呐喊着自由、抨击着暴政的革命者们，现在，为了建造一个所谓的自由王国，却在理直气壮地屠杀自由。

他们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处死保王党与贵族；以共和国的名义，控告吉伦特党人；以救国的名义，处死进攻巴士底狱的发动者德穆兰；以道德的名义，处死丹东等曾经的战友。

就这样，自由的狂欢成为一场血腥的狂欢，每天有近五十人作为对革命的献祭死于断头台，即便是小红帽的海洋也掩盖不了满街流淌的鲜血。

这正印证了卢梭的名言：“在广场的中央，树立起一个鲜花环绕的长矛，把人们集合在那里，你们就拥有了一个节日，至善不过如此。

”不过长矛被替换成断头台，被屠杀的从特权阶级转化为人民。

自由，成为一场杀戮的自由。

在雅各宾派眼中，只有战友和敌人，而战友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

血在巴黎流淌着，塞纳河都染红了，宽容已不必再提，自由更是遥不可及。

到1794年热月革命前，自由已被彻底异化成一场奴役，一场比先前惨烈千百倍的灾难。

在罗伯斯比尔最后一次演讲中，他似乎也有所感悟：“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

”“日光之下无新事”。

这样的历史，并不是偶然。

这样的悲剧，一次次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重演着。

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是自由梦想勃兴的三个时代，也是革命勃兴的三个时代，革命者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出现过，各种颜色的旗帜依次飘扬，旗帜下同样是激情的人们、口号和枪声。

但历史总是嘲弄着人类，人们一次次所尝试建立地上的上帝之国，竟无一例外地堕落成人间的地狱。

这正被诗人荷尔德林所言中：“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

”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便是本世纪最大最美丽夺目的一个肥皂泡。

自由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曾经被多少欧洲左派知识分子所心驰神往，但其实在那里，自由和货柜上的日用品一样稀少，所有的真相都被掩盖在宣传的下面，所有的脸孔和微笑都只是机械的重复，每一个人，都被强力的意识形态和契卡所控制着，只能“奴性地忍耐”（索尔仁尼琴语）。

这个历史的骗局，直至俄罗斯伟大的非官方作家们的地下作品被流传到西方时，才为人所知晓。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细致得令人颤栗的描写揭露了在自由名义下的深重奴役。

自由，只是一个政治幻象，只是报章社论中一种修辞，而苦难和奴役却是如此的真实，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又在呻吟。

八十年后，刷满歌颂自由标语的铁幕，终于无奈而黯然地降下。

人，通过集体自由来抗争奴役的努力一次次地失败了。

人，作为一个个体被孤零零抛到这个世界，无助和孤独便笼罩着他的生活，客体世界的强大和坚硬也使单个的生存变得无比困难，于是，对奴役的恐惧和生存的渴望使他走向“他们”。

在世界上，“他们”或者“我们”也便成为最直接的庇护所，集体、社会作为广义的“我们”也自然而然成为个体所向往的一个庇荫之处。

在那里，人可以用集体来担当部分的孤单与恐惧，用对观来消解痛苦。

但同时，当词汇“我”渐渐地延伸出“我们”，一个个体将“我”的言说权向“我们”交出，并且由另一个个体以“我们”的姿态来代替所有涵盖下的个体来发言、思考、决定时，潜在的奴役就产生了，一种“我们”对“我”的奴役。

这就是社会的奴役、政治的奴役。

于是，个体的奴役也便潜在地转化为一种群体的奴役，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纠缠延展了群体奴役的普遍性。

政治奴役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发生着，或许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丧失生存权、经济权、行动权、言说权、思想权等都可以看作是对自由的剥夺和奴役。

对这一点的感悟，也便成了古往今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思考的命题。

对自由的向往，对奴役的抗争，也就成了不同思想阵营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理想。

其实，从人类社会开始之日起，这样的抗争便没有间断过，起义和叛乱此起彼伏，年号和权位不断更迭，但奴役依然如故，最多形式有所改变罢了。

然而，社会奴役下的个体依然渴望着自由，渴望着通过群体的自由来解脱奴役，实现自由。

理想的自由王国也便成为地上的一个恒久梦想，如《诗经》中所写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是他们地上所寻求的王国，然后终其一生建造这个王国，人们企望在其中实现完全的自由。

诚然，这样的理想是美好而诱人的。

但是，人终究无法靠己之力建造这样的国，腐烂和崩溃潜伏在墙根底下，在还没有完工前便将其夷为平地，倒塌声嘲笑着所有曾经的努力。

这样的国，终究只是“理想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乌托邦”。

它只存留在臆想之中，正如托马斯·莫尔当初用古希腊语虚造该词的用意，这是一个“乌有之乡”。

在《圣经启示录》中许诺着这样的一个上帝之国，那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而且“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在黑暗、苦难、奴役中的人们，无不渴望着光明、喜乐和自由，于是他们渴望着这样的上帝之国能在尘世降临。

但是，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乌托邦是上帝之国在人的意识中的一种扭曲。

实际上，所有世俗理想社会的理念都是“上帝之国”的现世扭曲投影。

这样的国在人的意识中被扭曲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卢梭眼里或许是一个完美、自然、理性的秩序，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或许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工业化奴役的乐园。

罗伯斯比尔的法国大革命便是卢梭理念的一次实践，而列宁和斯大林则在俄罗斯大地上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国。

但是在他们的国中，上帝都被逐出，只有骄傲的人居住在上帝的宝座上，实践着他们的“自由”。

上帝的缺席和此时此世的现世期盼是乌托邦的两个主要特征。

但是，真正的上帝之城，不在此时的此岸，乃在末世的彼岸。

将近两千年前，当犹太人拥着耶稣让他作王时，他却离开那地方；当撒旦将耶稣领到山顶，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耶稣却用上帝的话加以抵挡；耶稣在最后更是坦言：我的国不属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