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友CEO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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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02-14 13:35

2001年5月18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六。黄历上说“煞东”，“诸事不宜”。用友软件那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与黄历所说的正好相反，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家核准制新要求下发行的新股，用友软件创造了包括发行价、开盘价和收盘价在内的一系列纪录。它的控制者王文京因为间接持有用友软件5520万法人股，那天的身家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很多人向他表示祝贺，更多的人则是对他表示景仰、羡慕和妒忌。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也成为中关村新的精神诠释者。

王文京的故事是中关村最典型的成功故事之一；因为财富是最能打动人的东西。作为用友软件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王文京和他的公司能够最贴切地体现中关村的精神，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精神的话。

财富、声望、镁光灯、无线电波、印刷术和数字技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当日的那个年轻人。它们使他陷入到了对未来一望无垠的期许当中。在经历了一段熊市之后，他的财富开始缩水；然而大牛市还是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到来了，财富，更多的财富又一次造访他。

对于财富，这个已经算不上年轻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感觉。他最细腻的感触靠近内心。在经历了种种并不腾挪跌宕的生活情节之后，他学会了如何感谢当下的这个时代，也明白了当下的生活是最真实和最幸福的生活。他热爱他的村庄。他热爱现在。

梦想家

有时候王文京会在某家咖啡馆里对媒体访问者回忆往事，如果在夏天，他通常的装备据说是一件深蓝色的T恤和一个硕大的IBM电脑包。他热爱这样的生活，面对软件、数据和程序的时候，他会比面对人群更放松。

王文京出生在江西上饶，那是1964年12月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母亲则是一位耕耘农田的村妇。南方有一家杂志形容说，王文京的家在一个不知名的山村里，四周是山，还有一条弯曲优美的河。“那里有漂亮的白沙滩，小时候我就在河滩上放牛。”

事实上王文京的童年故事丝毫不值得炫耀，除了一点——他5岁半上学，15岁考入大学，当地人都叫他“神童”。他因此成为了家族的荣誉。

那是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可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三条：招工、当兵和考大学。“招工，我没有背景；当兵，成分不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大学。”王文京有一次说。

中国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情，那时候王文京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在他模糊的记忆里，他在那时候变成了一个梦想家。“当时第一次听说，哎，中国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了，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说以后做一个大学生最好。大学生在自己心里边就特别神秘，特别向往。”

两年后的9月，王文京到了省城。他投考西南政法学院未被录取，阴差阳错地进了江西财经大学。据说“时隔多年，王文京常常暗自庆幸自己当年与法律的失之交臂”，因为中国由此少了一个法官或律师，却多了一个IT英雄。但是在1979年，王文京却在自怨自艾，哀叹命运的多舛和苍天的不公。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那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虽然传记还不多，但是很多报纸、杂志会经常介绍一些国外企业家尤其是欧美和日本的故事。还有一些二三十年代中国实业家的一些故事。那时候印象就挺深的。”

只有亲历过1978年12月的中国人才会明白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王文京很幸运，他经历过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当他回头评估往事的时候，他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是大家可以选择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想做的方向去做。至少这个时代我觉得跟改革开放前不太一样。至少大部分人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事。”

一个全新的大时代使王文京拥有了自由意志，当他的法官梦破灭之后，他也因此拥有了全新的梦想。在他大学毕业之后的多年里，他的这个梦想一直在持续地蛊惑着他，直到有一天他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

“到了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我读了一套书。这套书我还一直保存着。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晰，那是介绍美国的十个企业家和日本的十个企业家的传记故事，一套共有20本，什么铁路大王、金融大王，还有像杜邦化工，日本的像三菱等等。现在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里面介绍的很多故事。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我觉得跟19、20世纪当时美国、日本的情形有很多很相近的地方。”他说，“那时候我就梦想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一个实业。如果这个实业对社会有所价值，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

王文京启动了自己的梦想脚步。

抉择

王文京在19岁的时候到了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从一个小村庄到省城再到这个国家的首都，这巨大的人生裂变使王文京恍然若梦又兴奋不已。“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说。

王文京在北京干得不赖。作为一名“毛孩子”，他得到了很多老家伙们终生都不曾得到的机会和荣誉——他当过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也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过先进事迹报告，还从全局上千名干部中脱颖而出接受过特别嘉奖——晋升一级工资，虽然仅增加6块钱。

这样的人生曾经让王文京感到满足和惬意，也曾让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过宏大的设想，但是他很快就感到了困惑和厌倦。展望未来，他的人生不是一望无际，而是一眼便看到了头儿。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名政府高官，但最可能的未来是，他只是作为一名资深的财务工作者陷落在各种各样的数字当中。“走出校门做公务员一直到老，黑发到白发，将是人生经历的缺憾。”他说。

虽然套在国家脖子上的枷锁已经被打碎，整个国家的创造性已经被激发了出来，但是人们的视野依旧逼仄狭窄，除了几个老专家外，几乎所有人对财务的理解都是会计，几乎所有人对会计的理解都是核算。算账的，那离王文京的梦想有着那么遥远的距离，它们中间隔着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鸿沟的一边是拘囿，另一边叫做创造。

王文京决定叛离那种碌碌无为的庸常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实现自己宏大梦想的机会，而不是整日被围困于琐碎零乱的数字当中。1986年的时候他决意投考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立志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然而命运似乎又与他开了个玩笑，他又一次失败了，他又跌落回了现实当中。

这一次他没有自怨自艾。他安静了下来，试图从庸常的生活当中寻找幸福。那时候他已经当了财政司的机关团委书记，有机会把年轻人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理想。

那时候，中关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春先已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万润南已经声名鹊起，柳传志和他那有着19个字的招牌的“未来联想”已经攫取了“第一桶金”，开始有了造电脑的野心。他们谈论着这一切，一边心潮澎湃，一边内心轻轻慨叹壮志未酬。他们在集体的温暖当中享受幸福，在幸福当中慨叹未来。

王文京在慨叹中依旧得到了很多，这是时代人物通常具有的特质。他们从来不会浪费自己的任何一段经历。他们都试图把往事变成未来的某种动力。“5年机关工作，尽管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起伏，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一天是瞎混的。”

王文京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起草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另一件是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

还在1985年的时候，王文京和同年分配来的同事苏启强主动找领导建议在整个中央国家机关财务部门进行会计电算化工作。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来推广这个项目，所涉内容包括项目规划、硬件选型、软件合作、单位选择以及组织研发和鉴定。最终他们将项目推广到了100多个单位，从中他们得到了自己创业最重要的阅历以及人脉。

多年后王文京谈起自己的这段阅历时说：“从机关走出来创业有两个优势，第一是眼界高一些，能够站得高看得远一些，因为在政府机关工作可以对整个国家的政策、趋势了解得更多，理解得更透彻。第二个优势是那种严谨的训练，我自己的体会是，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了5年，觉得那种机关工作很严谨，做什么事儿都讲究规范和流程；发任何一个文件，部门之间都要很好地协同。这对我运作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