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解析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评析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于1776年3月创作完成。斯密在《国富论》中创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这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国富论》由五部分内容构成：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原因；第二篇，论资产的性质、积累和使用；第三篇，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但其核心思想是论述国家财富和个人财富这个主题的，通篇贯穿是这样一条主线，围绕着财富展开“劳动分工理论研究”、“分工交换理论研究”、“价值价格理论研究”、“劳动分配理论研究”、“劳动工资理论研究”、“资本利润理论研究”、“地租理论研究”、“资产问题理论研究”、“财富增长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研究”、“描述资本市场中那‘看不见的手’的完全自由经济”和“赋税理论的研究”。从上述这些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研究，斯密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是财富？财富是如何构成的？增加财富的途径有哪些？以及如何保障这些财富的问题。最终实现的目标是让社会经济生活依其天然秩序去有效地运行。

斯密是从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出发来认识社会一般业务分工的斯

密发现，正是由于分工的大规模使用，才使得劳动生产率有极大的提高——具体地说，分工的劳动的专业化程度进而在某一领域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了作为“全能人”在工种转换时出现的“自然养成的”或“必然会养成的”“迟缓懒惰”；也正是由于分工，使得各种机械发明成为可能并再度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斯密从分工谈起，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工促进了自由市场的形成。“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这样，国富论的中心思想——个人在追求自身最大化时，促进了社会利益；只有在促进社会利益时，才能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从一开始已经显现出来。

为什么斯密先从分工开始论述？在斯密看来是因为人类的一种本

能的“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需要。

斯密意识到，交换要公平要均等，就要使双方交换的产品中包含相等的劳动，也就是说，“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所以斯密说“世间一切财富，

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但斯密马上意识到，在现实的市场中，人们并不适用劳动来衡量商品价格的，而是用货币（这里还主要是金属货币），因为劳动有不同的“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所以在市场上买卖双方也只是用货币（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货币价格）来衡量，“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但是这个价格问题究竟怎样确定，斯密仅是从“议价”这方面来说，没有看到或者更清楚地看到“议价”的背后机制（像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斯密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的，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是论述了V+M ，而忽略了C ,但事实上，斯密是把C 这一部分也归结到工资、利润和地租中来了。但斯密认为，对谷物价格的支付，也就相当于支付了谷物生产中所有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而这里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中也就包含了对谷物生产中所有的原材料的生产中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支付。所以，在斯密看来，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社会分工下的一种社会性的价格，也就是说，任何商品的价格中，都包含了整个社会对该物品生产所作的贡献（不仅包含最终程序上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原材料的支付，就是对原材料中包含的利润、工资和地租的支付），因而，“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全部或其中一个。”

斯密没有论述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问题，可能正是由于其中隐含非劳动因素获得收入（劳动创造的收入）的合理性，才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显得不够科学，或者不如说不够完善。

斯密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量方面论述了劳动工资的决定：首先，他认为，劳动工资取决于供给双方的“契约”，也是劳动双方的谈判力量。由于资方的联合较为容易，因而劳动工资较多地取决于资方。其次，劳动工资不得低于人道的最低标准，也就是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包含赡养和扶养的费用）。这是供给方的一种力量。因为，如果劳动工资不足以养家必然影响劳动的供给，“劳动者不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他们就自动冲破了防止工资提高的自然结合。”第三，劳动工资由于人们的“见异思迁”有关，——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由劳动工资的差别引起的，但它确实对劳动工资产生影响。但斯密也意识到人们还有“安土重迁”的偏好。最后，食品价格对劳动工资的影响。这里边本身就包含了劳动供求双方的力量。因而，出现供少于求，使得劳动工资提高。“在这时期，农业家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卖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佣工，以期得到较大的利润”，但这一情况

是否会出现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物品的价格与劳动工资时有很大的关系的，往往出现的情况是，由于商品价格降低，使厂商利润降低，促使厂商裁减人员。但斯密也马上意识到这一点“食品涨价，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物价昂贵年度的荒歉，由于减少了劳动需求，因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反之，食品跌价，会减低劳动的价格，而物价低廉年度的丰饶，由于增加了劳动需求，因而会抬高劳动的价格。”

斯密从利息与资本利润的关系入手来解释资本利润的变化，这是合理的，因为资本的使用应该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里就涉及法定利息率与市场利息率的关系。在斯密的整篇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中心思想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随着市场上资本量的增加，资本的利润率是下降的，进而利息率也是要下降的。但斯密也意识到在利率方面市场做不到的地方，他说，“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

斯密最后一章谈论地租的决定，地租是一种垄断收益，因为，它是凭借对土地或其他自然物获得的收益。它对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做出了贡献，因而，它应该得到报酬，也就是说，土地的报酬业是商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斯密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状所支给的最高价格。”也就是说，土地所有者会尽量把经营者支付工资和利润之外的所有剩余都纳为己有，表明，地租额并没有一般的标准，它取决于租约制定中的双方博弈，因而租约的每次续签地主都会根据自己了解的市场价格状况对地租额进行修改。

然而，斯密在分析中并不像后来马克思所说的地主等实力阶层存在的不合理性，而是说，“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事实上，经济学并不应该评论某一现象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问题是要揭示其存在的背后机制。

熊彼特在谈到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的时候，说“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地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只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他说，从过时的思想方法重可以“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可以“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所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然历史两百多年，如今读来仍会给人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