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可能考的论述题

可能考的论述题1、地区发展模式对我国农村扶贫和城市社区建设的启示对农村扶贫的启示：中国农村的发展同样需要面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发展的目标是什么?谁的发展?如何发展?市场和农业产业化究竟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唯一导向，还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等。

这些问题在中国农村的社区发展中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倡导注重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民主管理和平等分配，注重发展过程中居民能力的提高，保持民族文化和自信，尊重当地的知识和技术，避免把传统的文化和技术简单地看作落后，避免把当地居民改变成为简单的雇佣劳动者，或许在中国的农村发展中也是一种积极的有启发性的发展思路。

（中国对地区发展模式的实践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各种互助合作，官方也不乏通过乡村绅士进行乡村治理活动。

但是现代社区发展历程应该始于1920一1940年以改良中国乡村社区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对发展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进步，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知识分子“深人民间”，把他们所学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农民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

一些实(试)验区(县)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仍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的农村扶贫也是一种地区发展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及其他基本的生产资料，并先后成立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把单户单干的农民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建设。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是集体化农业劳动生产，国家计划农作物种植，规定农产品价格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农村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对农村的贫困援助主要是集体经济的公益金、家庭照顾和国家对农村的救济等。

但是由于人民公社运动和浮夸虚报的作风以及天灾人祸，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一度受到负面的影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等，使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1978年以后，农村土地经营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允许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实际收益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国家划分出18片农村贫困地区，采取计划手段，实行以工代赈的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扶贫。

具体的办法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以工代赈的扶贫计划，把扶贫物资拨到贫困地区，再由贫困地区的计划委员会落实到各乡(镇)、村庄，开展扶贫工程，如道路、涵洞、兴修水利、农田建设等，同时要求地方出配套资金。

1986年，国家正式成立国务院农村扶贫办公室，重新划定农村贫困地区的类型和区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发式扶贫。

在1993年提出、1994年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进一步明确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这种新的扶贫方针既强调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同时也强调要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注意在贫困地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体系的需要，在教育、科技、文化上对贫困地区进行智力扶贫。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重大成就，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大幅下降，由1993年初的8 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不到l 000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市场经济适应能力有所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状况不断改善。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走的现代化、市场化道路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例如农业生产市场化增加了农民的风险，农产品市场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成本偏高导致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经济的发展缓慢使农村社会秩序趋于不稳定，传统的家族式关系网络重新成为农民规避风险的屏障，农村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了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

）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启示:由于社区是历史悠久的社会实体，人们从事社区建设的实践活动也源远流长。

改革开放以来，成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基层社区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宽，为全面启动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全国各地城市相继普遍开展了社区服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逐渐展开。

这其中，上海市起到了带头作用，并对全国推进社区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伴随全国性社区建设的兴起，民政部开始启动社区建设试验区活动。

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进入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我国的社区建设是城市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是基于加强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建立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城市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而提出来的。

其目的是建立以社区为本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以社区为本的社会服务体系，建立以地域为特征、以认同为纽带，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的现代化的社区。

所以，我国的社区建设实则是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社区环境建设以及社区管理体制和参与机制建设的复合体。

进行社区建设的手段由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逐步过渡为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专职工作者与志愿工作者相结合、与政府管理相配合的社区自治建设为主导的模式。

社区建设所采取的策略是依靠传统的行政网络来动员居民配合参与政府制订的社区工作计划，并结合市场化的策略推行社区服务的产业化、实体化和法制化。

考察我国社区建设的内容和策略，我们会发现在我国开展的城市社区服务偏重于社区的行政管理、社区福利服务的市场化和社区建设的生活化。

它忽略了社区的生活共同体的基本定义，只是简单地把社区理解为地域生活场所，而没有兼顾社区居民自主决策控制社区的发展方向和活动，因而削弱了居民自主开发利用社区资源和解决社区生活问题的可能性，使得社区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延伸，成为市场体系扩张的基层空间。

所以，西方国家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可以为我国的社区建设提供若干借鉴：一是社区建设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合作，不是依靠外界来管理社区，而是依靠社区自治；二是专职的社区工作者不是作为社区建设的领袖而存在，他们只是促进社区发展的工作人员，只有社区居民才是产生社区领袖的真正基础；三是社区建设不仅仅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些便民利民的福利服务，更要重视社区居民自主参与、自我发展等的能力提高；四是社区不仅仅是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是居民合作生产的场所；五是不能将社区经济视为市场经济的延伸，而应将其看作社区居民合作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形态。

2、社会策划模式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城市社区建设的启示1．对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的启示农村扶贫发展可以向社会策划模式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注重项目的微观管理技巧，改变农村扶贫由政府行政宏观、粗放管理的传统。

要借鉴社会服务管理中的项目策划技巧、项目方案的设计和优化选择方法、项目执行落实的管理技巧和项目评估技巧等，提高整个项目的成效和效益。

具体来说，一是要继续发扬和完善原有的宏观综合计划管理，保证把有限的扶贫资金使用到真正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二是借鉴和吸收项目管理技巧，政府扶贫管理部门加强对扶贫项目的论证、分析和选择，而社区工作者是要协助贫困对象学习项目策划技巧，学习撰写项目计划建议书；三是要借鉴和本土化项目实施管理技巧，提高项目的落实成效；四是要借鉴和推广西方的项目评估和检查的技巧，保证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和项目的社会效益等。

2．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启示社会策划模式是一种比较适合中国处境的社区工作模式，可以大量应用于中国的社区服务中心服务项目的策划和管理，改进中国社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可以明确中国社区服务机构的使命和远景，避免仅仅追求市场收费服务，忽视社区社会福利服务的使命；二是加强社区服务机构的服务项目的交代性和居民可接近性，向社区政府、社区居民负责，便于社区居民的使用，避免社区服务机构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倾向；三是加强社区服务机构的服务项目的内部流程优化和全面品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产出效率；四是做好社区服务机构的服务项目的评估。

通过评估，不断改善社区服务项目的品质和效率，同时提高社区服务机构的社区认可度和社会公众认可度，便于筹资和发展。

3、社会行动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讨论社会行动能不能在我国开展?对此学术界有两派观点。

一派主张社会行动不适合在我国开展。

原因是：首先，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权力集中，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价值取向是追求政权的稳定，因此挑战现存制度和政策合法性的社会行动难以为政治体制所认同和接纳。

其次，自古以来传统的中国社会一向认为挑战政府权威的行为就是反政府行为，政府和民间不能实现双赢，公民社会绝对是异政府的力量。

同时，国人深受儒家和为贵、重权威的观念影响，对发生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的事件大多采取息事宁人和逆来顺受的态度，很少选择以对抗方式解决问题。

最后，我国城乡社区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政府通过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居民对政府的依赖意识非常强，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自己解决，而是求助于政府和单位，社区自治意识非常弱，显然以齐心协力和众志成城为前提的社会行动难以形成。

另一派主张社会行动可以在我国适度开展。

原因是：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居民开始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和体制内的途径捍卫自身的利益，已经意识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所具有的强大作用。

近些年，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社区冲突事件日渐增多，冲突程度日渐升级。

在农村主要是围绕村有经济收益分配、干部的贪污和公款吃喝、乱摊派、乱收费等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展开的。

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在运用合法途径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无权无势的农民只能采取上访、静坐甚或冲击乡县政府等手段。

在城市主要是围绕房屋拆迁、环境治安、房地产商的背信弃义等问题展开的。

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城市居民先礼后兵，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只能选择上访、静坐、新闻报道，有时是封锁道路、冲击政府等激进措施。

这些冲突事件着实锻炼了问题人群，唤醒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和社区意识，提高了他们处理问题的自治能力，使他们尝到了问题在短期内解决的甜头；对政府来讲，问题的妥善解决提高了上一级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使人民保持对党的信心，提高了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我国仍然缺乏开展激进社会行动的传统与土壤，开展过激的社会行动会危害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切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要持审慎的态度。

作为社区工作的实践类型之一，社会行动曾在社区工作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无疑是社区工作研究者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