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2

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1835年11月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他的父亲约翰·克列门斯是一个地方法官，收入微薄，家庭负担繁重。马克·吐温在上学时就得干许多杂活，来减轻家庭负担。他12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得不弃学，并开始外出独立谋生。1853年至1861年间，他先后当过印刷所学徒、报童、排字工人、水手和轮船驾驶员。丰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水手生活，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他的许多优秀作品都以他童年的生活经历和密西西比河的风土人情为题材与背景，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就是来自他在密西西比河做水手时的行话，意思是“水深两*9”，即水深12英尺，船可以安全通过。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密西西比河航运萧条，马克·吐温随着当时的淘金热来到美国的西部，想找矿，未成。发财梦破灭后，他去报馆工作，后来到弗吉尼亚城，先后在《事业报》和旧金山的《晨报》当记者，开始用“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写些通讯报道和幽默小品，并逐渐登上了文坛。

纵观马克·吐温近50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早期创作（1867—1870）。马克·吐温开始创作的时候，美国文坛上正流行着“幽默文学”。一般说来，这种渊源于西部口头文学的幽默文学，旨在逗乐，丰富下层人民的文化生活。马克·吐温的作品与这种幽默文学有所不同，他富于联想，有时把幽默与讽刺结合在一起。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我总是教训人”。马克·吐温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卡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1865），是他的成名作。这些作品反映了西部开发中热气腾腾的欢快生活。

从60年代末开始，马克·吐温就在通讯报道、讽刺小品和短篇小说中加强了揭露和讽刺的成份。他讽刺宗教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如《坏孩子的故事》和《好孩子的故事》（1870）；揭露新闻界勾心斗角和浅薄无知，如《田纳西的新闻界》（1869）和《我怎么编辑农业报》（1870）。《竞选州长》（1870）是一篇讽刺小品，它揭露资产阶级政客收买报刊，把它们当作造谣中伤、讹诈恫吓的工具，把不同党派的候选人诬蔑为“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蒙大那小偷、盗尸犯、酗酒狂、肮脏的贿赂犯和恶心的讹诈犯”。作者抓住美国报纸不顾事实、专事造谣这一特征，加以极度的夸张。因此这篇作品篇幅虽短，却写得泼辣、俏皮，讽刺十分有力。这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选举的一幅绝妙的政治漫画。在这些作品中，马克·吐温常常装成无知、天真的主人公，以达到预期的喜剧效果。

反对种族

歧视、揭露美国假民主的主题是马克·吐温这一时期作品的又一重要方面。《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1870）揭露“人人平等”的美国对华工的迫害，作品由一个天真老实的华工艾颂喜的几封信组成。艾颂喜听信了美国是“天堂”、“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不问国籍、信仰和肤色，都一视同仁”的谎言，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寻找幸福。但是一上岸就遭警察脚踢棍打，“行李被没收”，他一文不名，外出找工作又被警察抓走，没钱贿赂，只好进监狱。艾颂喜这时才明白“美国天堂”究竟有什么样的“自由”！马克·吐温在加利福尼亚曾目睹“华工被歧视和虐待”的许多实际情形，对中国人深为同情，并多次谈到“中国人安分守己，勤劳”，“心地善良”，这个短篇集中表现了反对迫害中国人的主题。

1869年，马克·吐温发表《傻子出国记》，这是作者游历欧洲各国的通讯报道，作者扮演无知的美国人，嘲笑欧洲的封建残余和宗教愚昧。他在这本作品中写道：“一个人只要有了钱，他就大受尊重，可以当议员、当州长、当将军、当参议员，甭管他是多蠢的一头驴。”从马克·吐温的早期创作可以看出，这位表面上轻松嬉笑、想象力丰富的幽默作家，其实是一位严肃的社会批评家。他的幽默所包含的滑稽诙谐以及他常运用的极度夸张的手法，是一种揭露现实的手段，同时又富于生活气息，深受读者喜爱。他之所以常常以天真单纯的老实人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是为了便于揭示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过，马克·吐温在嘲笑欧洲封建残余现象时，流露出美国民主的优越感；在揭露美国社会不平等、不民主现象时仍满怀信心，反映在他的幽默特色上，便是轻淡的嘲讽，在极度夸张、诙谐的形象中伴奏着乐观的基调。

（二）中期创作：70年代到90年代是马克·吐温的创作中期，也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长篇小说。

马克·吐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是与查尔斯·达德莱·华纳合写的。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但表面上出现的繁荣掩盖不了内部的腐败。《镀金时代》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的讽刺和批评。在马克·吐温执笔的章节中，他主要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赛勒斯和狄尔沃绥。赛勒斯是个幻想发财的小市民，尽管在他家里的餐桌上只有“冷水和一盆生萝卜”，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发财的幻想，从制造眼药水到在荒野上建造大城市，无不津津乐道。在他看来，“整个空气里都是钱”。马克·吐温把他穷困的处境和可笑的幻想进行对照，创造了一个幻想依靠投机取巧发财的

美国小市民的典型形象。参议员狄尔沃绥是美国官僚的代表，他是一个一面高唱善行美德，一面贪污受贿的腐败政客典型。马克·吐温的揭露表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70年代并非“黄金时代”，而是“镀金时代”。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这个名称来概括这段历史时期。

1876年，马克·吐温发表了著名的儿童惊险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是马克·吐温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姊妹篇。小说描写美国南北战争前的一个小镇，主人公汤姆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儿童，他厌恶枯燥刻板的生活环境，追求传奇的冒险生活。他生性活泼、善于说谎，会搞无穷无尽的恶作剧，却又不乏正直、勇敢、善良的品性。小说通过小汤姆与庸俗保守的小市民气的格格不入和对枯燥无味的死读书教育方式的厌恶、通过对虚伪的宗教仪式和催眠一样的牧师布道的讥讽，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美国的教育方式与道德生活的批判与否定。此外，作者对儿童心理作了生动、有趣的描写，这是马克·吐温创作特点的一个新发展。但小说以汤姆和哈克发现强盗藏匿的大量金元结束，似乎迎合了想发横财的小市民口味，落入俗套。

1883年发表的《密西西比河上》是马克·吐温重访密西西比河的随笔。作者用出色的抒情笔调描绘了大河的自然景色，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的美好时光的追怀和对大自然的向往。1884年发表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又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继《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又一部儿童惊险小说，这是马克·吐温最优秀的作品。此外，这段时期的重要小说还有《傻瓜威尔逊》（1893），小说用“调包”手法揭露了“白人优越论”，坚持种族平等的理想。

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罪恶，这是马克·吐温长篇小说的另一主题。《王子与贫儿》（1881）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都集中批判和讽刺了英国的君主制度和教会。《王子与贫儿》通过戏剧性的情节，使王子与贫儿互换身份，让王子经受君主专制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种种苦难，贫儿当上国王，能够同情下层人民。作品揭露英国封建制度对劳动群众的残酷镇压。《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幻想一个铁匠出身的19世纪美国人汉克·摩根倒退到6世纪的英国去生活。小说中，贵族、骑士和教会头面人物，被描绘成愚昧无知、残忍贪婪的角色。汉克·摩根想通过工业革命建立民主制度，但不成功。他策划武装革命，因没有群众支持而失败。作者以荒诞的手法抨击君主专制，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美国当代

“黑色幽默”小说的先驱。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1900）是这一时期优秀的中篇小说。金钱对社会造成的污浊与罪恶，是马克·吐温作品中经常批判与嘲弄的一大主题，著名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和《三万元遗产》也是围绕这一主题来写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更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在金钱面前的丑态。赫德莱堡是作者虚构的市镇，居民自诩为“最诚实、最清高的市镇”。但是有一天，一个陌生人送来一袋金币，说是送给镇上曾经帮助过他的恩人，却不指明恩人的姓名就走了。镇上一向被“公认诚实”的居民，尤其是十几位“廉洁”的上层社会人士争着要当“恩人”，于是演出了种种丑剧。作者紧紧扣住他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内心矛盾，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美国道德的虚伪性。小说构思巧妙，结构严谨，富有戏剧性。

这个时期是马克·吐温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他在继续观察社会的基础上加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情操的思考和探索的时期，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点。马克·吐温作品的基调，随着思想的深化，已由轻松的幽默转向辛辣的讽刺。诙谐、滑稽的成份减少了，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马克·吐温脸色冷峻，看不到以前那种揶揄、滑稽的笑容。在表现方法上，作者的想象较以前更为自由活泼，常常大胆地转换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并运用这种手法把历史与现实，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加以对照，使作品的主题开掘得更为深刻。如《王子与贫儿》、《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和《傻瓜威尔逊》等。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作者的技巧更为成熟，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作者总是从表现主题的需要出发，紧紧扣住特定的环境，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心理，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和鞭挞。

（三）晚期创作。19世纪末，美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对外侵略扩张的阶段，马克·吐温的创作也转入了第三阶段。揭露和抨击侵略扩张政策是马克·吐温这一时期作品的最重要的内容。在创作形式上，马克·吐温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即从创作小说转到创作大量的游记、杂文和政论上来。

马克·吐温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了解是在1895—1896年间。由于商务上的失败，马克·吐温负债累累，他不得不到世界各地去演讲，以偿还债务。1897年发表的《赤道环游记》就是他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印度等英属殖民地的见闻和报道。他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抨击“做尽了各种坏事”的英国总督罗德斯。他挖苦

说：“我是敬佩他的；等他末日到来时，我一定要买一截他的绞索留做纪念。”他的矛头所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全世界各国的领土——当然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从别人的晾衣绳上盗窃来的衣服”，而“各基督教国家的政府现在正讨论互相掠夺晾在绳上的衣服的计划”。对于拿起武器反抗的殖民地人民，如澳大利亚的塔斯尼亚人、新西兰的毛利族人，作者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对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采取了否定态度。

1900年，马克·吐温回国，声明“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我反对兀鹰把爪子伸到任何国家”。他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早在1866年，他曾撰文反对列强在中国开辟租界。1900年8月12日，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地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驱逐出境，永远不许他们再回来。”他预言总有一天“中国将获得自由，拯救自己”。同年11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义和团是爱国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我祝愿他们胜利。”他在《使用私刑的合众国》中说：“中国人是优秀的民族，诚实可敬，勤劳可靠”，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不如回国来规劝那些“对黑人使用私刑的基督徒”。

马克·吐温自1900年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发表了《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为芬斯顿将军辩护》、《战争祈祷》等政论。坐在黑暗中的人指殖民地人民，文章从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后到中国内地去勒索“赔偿费”谈起，揭露海外传教活动是侵略政策的工具。主题是揭露“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包括“爱、正义、自由、平等、教育”等“外面一层包装，花哨、好看、迷人，摆出我们留给本国人享受的文明的特别花样，而藏在里面的，才是那位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与自由换来的那个实质性的东西。”1907年以后，马克·吐温完成了《自传》，回忆了他一生的经历，包括童年及早期的劳动生活、创作活动和对当时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写得亲切自然，但时有虚构、不实的成分。

1910年，马克·吐温病逝于康涅狄格州。6年后，出版了遗著《神秘的陌生人》（经马克·吐温遗作委员会校订，这个版本删改过多。1969年出版的《第四十四号，神秘的陌生人》是原作。）还出版了《什么是人》。前者假托16世纪的奥地利人，一个自称为天使的撒旦来到人间，对人间的丑恶备加嘲弄。他对人们说：“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幻梦。”他诅咒“人连畜生都不如”，对人类前途不抱希望，然后悄然

离去。作者借撒旦之口，嘲弄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现象，在嘻笑怒骂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绝望，把美国的种种丑恶现象当作整个人类不能自拔的罪恶渊薮，进而对整个人类文明和前途表示了悲观情绪。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马克·吐温是一个“讲笑话的好手”，现在“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马克·吐温的短篇在他生前已经介绍到我国。后来，鲁迅还为他的《夏娃日记》中译本作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