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主义的思维方法

读了庞朴先生的文章，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和辨证思维，“并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什么朴素的，也就是说幼稚的、粗糙的；而是相当深刻的且深藏着的”，是一种“深邃智慧”的“伟大体系”[1]。

笔者在思考新理性主义思维方法的过程中，与庞朴先生见解可谓不谋而合。

其实，我们要寻找和建构的新理性主义思维方法，早已蕴含在中国古代先贤的思维框架里，藏在他们伟大而深邃的智慧里。

只要我们善于将古代思维作现代性转换，将人类的思维方法进行融汇与沟通，一个完全的方法论体系，就可以满足新理性主义的呼唤和要求了。

一、道家的思维方法华夏民族哲学智慧的最高成就，一般体现在道家哲学思想里。

在思想方法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老子和庄子。

老子对宇宙的生成论有一个最高的概括，其《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我们以为，这不仅是宇宙生成论，而且也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思维方法，它的伟大和深邃，足可以让西方一切先贤折服，亦可以让中国现代学人油然而生自豪自信，和对祖先的崇敬之情。

老子之后的庄子，更是一位有大建树于人类的哲学家，仅就其方法论而言，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建树。

首先，庄子发现层次和境界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方式。

请看《秋水》中的描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已若者’，我之谓也。

……今我睹子之难穷也。

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

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所以，庄子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无数个相对来说大小不同的层次和境界构成的时空整体，它的特征是无限的，不但宏观上是无限的，微观上也是无限的。

被《齐物论》概括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因此层次和境界论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

整个宇宙便是由无数个层次和境界有序构成的有机整体。

这种层次境界论即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形式，又是人认识事物、描写事物性质的基本方法，因而也应当是人的思维方式。

庄子创立层次境界论的目的，并不是像西方系统论那样仅仅是为了弄清事物的结构，而是寻找一种精神的终极性追求，通过对较低层次和凡俗境界的超越，而达到对最高的审美境界的道——一种大美的体悟，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超越。

所以庄子不断地嘲笑小境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热情地赞美大境界的自由性和无限性，因此它的层次论又是一种超越论。

然而，这种超越，却不同于世界上各种宗教的超越论。

许多宗教都有关于宇宙结构的层次论的预设，比如佛教将宇宙分为三个层次，除人间之外，下有十八层地狱，上有九十九重天。

这种主观的臆说显然在于欺骗，是以迷信的形式鼓励人进行一种宗教修行和超越。

而庄子的超越论是想让人用一种超越世俗的更为开阔的眼光观察世界，体悟到道的存在，从而认识了宇宙的整体性、统一性和无限性，这是建立在直觉体验基础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因此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与西方绝对的相对主义不同，庄子主张一种总体上的可知论和局部上的相对论。

特别是他认为在某些较低层次上，“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2]的。

《则阳篇》讲了一则历史故事和一个寓言，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说的是魏惠王虽与齐威王订立了一个盟约，想不到齐威王单方面毁约，引起魏国君臣的愤怒。

这时主战派公孙衍主张带二十万大军攻打齐国，为魏王解恨；而主和派季子说魏齐之盟，来得不容易，已经争取到齐国和魏国七年无战事了，这是魏王立国的根基，不能破坏；还有一位名为华子的魏臣既不主张战，亦不主张和，而主张求之于道。

搞得魏惠王正没有主意时，惠施求见，并向魏惠王推荐了梁国的贤人戴晋人。

戴晋人就向魏惠王讲了一个触蛮两国之战的故事：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曰：“然。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魏）君曰：“噫！其虚言欤？”（戴）曰：“臣请为君实之。

”戴晋人继续说：“您留意一下四方上下，看看有穷尽吗？”，魏王回答说：“无穷尽！”。

戴进又问：“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人应常游心于无穷的极境，却反被四海之内的大国梦所限制，并陷于将信将疑的地步呢？”魏王说：“是这样的。

”戴晋人继续追问道：“您看四海之内的大国中有魏国，相当于魏国的还有梁国，梁国之中有梁王，那么梁王不正相当于蛮氏之国的国王吗？”他的意思是说，您魏王不就相当于争战之中的触蛮两国之君吗？而这样的争战，对于触蛮之上的境界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触蛮之间的是非是没有意义的，是可以超越的。

因此说得魏王哑口无言。

在庄子看来，在较低的层次上分是非是毫无意义的，因之应持“亦此亦彼论”。

然而这种“齐是非”的做法，并非是为了制造认识的障碍，宣扬不可知性；相反，庄子这种拒绝区分小是小非的做法，恰恰是为了扫清认识的障碍，去求得对更高级的理，即对大道的体悟和认识。

庄子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庄子在终极本源论上，又是坚定的一元论者，《天地篇》中说：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他引用据说是老子的著作说：“《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

庄子境界论最终导致人对宇宙的总体性认识，一元论认识，这是大有深意的。

庄子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构成，还有一种十分独特的见解。

《应帝王》中讲了一个郑巫季咸给壶子看相的故事，十分有趣。

据说郑国有一个巫师名叫季咸，他神通广大，一看便能知人的生死祸福，搞得壶子的学生列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以为自己的老师壶子的本事不如季咸。

壶子便叫列子请季咸为他看相。

第一天，壶子仅把生命的“地文”显示给他看，故意杜绝了生命的活气，犹如用水浸湿了的死灰。

季咸看后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快死了，活不了几天了。

列子听后大哭，以为老师真的快要死了。

壶子笑着告诉他缘由，叫列子明日再找季咸来看相。

第二天季咸看后说，你的老师有救了，有了活气了，他幸亏遇上了我。

列子将信将疑，壶子告诉他，今天是将生命的“天壤”给他看的，让他明天再来。

第三天当壶子把生命的“太冲莫胜”显示给季咸看时，季咸已无法从相貌上得出结论，埋怨说壶子心意不诚，没斋戒，说要等壶子斋戒后再来看；其实壶子是将其生命的阴阳二气调整到平衡静止状态，生命的深度如九重深渊，壶子仅将其“鲵桓之審”、“止水之審”和“流水之審”[3]三种状态显示出来，而季咸已莫名其妙，无以为解了，而只好以没有斋戒相搪塞，说明他已黔驴技穷了。

第四天，壶子以“未始出吾宗”示之，而郑巫季咸看到这种相象，站而未稳，便吓得拔腿而逃。

壶子忙命列子去追，而季咸已跑得没有踪影了。

这个故事说明，庄子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它首先表现为生命三昧（samadhi）的多侧面，其次表现为渊然层深的多层次。

这种结论虽然靠壶子的描述无法证实，但作为一种哲学预设应当说有其道理的，当我们在研究精神现象如文学艺术时，这种观点也是可以借鉴的。

而且，我们如果将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综而用之，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它所展示的现代意义的确可以让人叹为观止。

例如，在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命题里就显示这样几个重大特征：第一，在这个命题里，已有将一元论与多元论统一起来的可能性。

“三生万物”就是多元论的合乎规律的概括，而“道生一”，正是一元论的终极性和本源性的恰当描述。

由于一元论与多元论处于不同的层次上，所以他们才有统一起来的可能性。

第二，“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在这个命题里亦有统一起来的可能。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是指事物构成要素中两个矛盾着的侧面；而“一分为三”，或者说“二生三”，实际上指事物的存在的外部状态；也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也不必矛盾地看待它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它们看得一正一错，水火难容呢？道家的思维方法论已提供了将其统一的可能性。

第三，既然层次是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形式，那么这一命题实际上包含着思想方法本身的层次系统性。

也就是说，当人类对事物的不同层次进行概括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观念系统。

过去，人们总是企图从某一固定的层次、固定的角度去概括事物的本质，于是产生了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和多元论。

每一种观点出现时，总想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确定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否定或颠覆前人观念的合理性，实际上，哪怕是后现代主义者，也没有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不懂事物存在的层次性和系统性。

因此，道家提供的思维方式，具有超越已往的绝对性思维，将人类的各种本质观念，综合为一个观念系统的可能性，包含有作出现代阐释的丰富内涵，可以为我们开发利用。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理性主义阶段的最高成果。

它的许多结论集中体现了人类优秀的思维成果，必然要成为新理性主义建构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思想方法角度看，唯物辩证法坚持的一元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再强调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能动反映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理论等等，都是不应轻易否定的，不承认这些原理，只能意味着人类思维的混乱和倒退。

因此，根据中国人的体会，新理想主义不应拒绝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

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中，还有许多没有来得及深入的问题，也可以成为我们建构新理性思维方法的重要参考，其启示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里，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思想，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的按语中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4]。

这段话的意义从现在看来，至少可以表现为如下要点：（一）事物的本质不能只理解为一个；（二）人类对本质的认识过程可以表现为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三）因此事物的本质有可能表现为由初级本质、二级本质、三级本质这样的一个观念系统；（四）这个系统性看法，将预示着人类的本质观必将作出重大调整。

但是，列宁的这个天才思想只是在哲学的夜空中一闪而过，既没有在列宁本人的思想中得到深化，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引起应有的重视，只是在中国道家思维方法的映射下，它才再一次显现出夺目的光辉。

显然，新理性方法论的建构，不能再忽视这样天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