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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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科举制度废 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 废除了，这一举动给清末和民国乡村社会带 来了极大的震撼。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 举不久曾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 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 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 效。”虽然他没有指出这“可惊可骇之奇效” 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所指的恐怕是正面效果， 而非负面影响。
即使有新式学堂，农民的孩子还是上不起学，新式 学堂是“贵族学校”的代名词。正因如此，民国时 期，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倡导乡村师范教育，他 说:“中国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 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 自然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 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 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另外，清末 和民国时期政治动乱、国家分裂，各级政府对乡村 教育漠视，这些都不利于乡村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信仰中心的缺 失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多 元信仰的共同体。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国 家政权想改造乡村社会，把话语霸权强加于 大众信仰之上，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失去了 中心地位。其他乡村信仰，比如宗教信仰也 遭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仰中心始终没有 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来。由此，乡村社会信仰 中心缺失。
但是新式学堂的专业就不同了。据统计，各类学堂 中学的是法政、医学、工业、商业和外国语等专业， 学农业的很少。从他们的职业也可一观，《阜宁县 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 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 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 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农业这个职业被忽 略。新式学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培养的是适应城 市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城市谋生，而在农村无法就 业。他们不再回到农村，有的死后也葬在城市。
除了乡村人才流失外，农村的资金也跟着流 向了城市。科举制度下，传统的士绅受着儒 学的教育，扮演着“道在师儒”的社会角色， 他们可能在本村内剥削农民，但是乡间的财 富并不大规模的外流。科举废后，他们移居 城市，继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 关系将大量财富抽往城市。
据黄宗智考察，30年代的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全 村57户中没有一户拥有30亩以上的土地，地主全部 居住在城里。马若孟考察的河北省滦城县，12户有 名气、有势力的地主全部居住在县城和其他大城市 里，为数众多的中小地主也多居住在县城。费孝通 调查的开弦弓村在三、四十年代70%的农民是佃农， 他们以40%的收获交给离乡地主。由于这些被集中 起来的财富主要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军政开支、 奢侈性消费或其它商业高利贷活动，因而又造成了 社会财富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
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们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切身 利益的竞争运动。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则以 某种形式超然于这些各自利益的冲突之上。 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的整合。这种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秩序的 中轴，使得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这 根中轴，不至于偏离方向。这种儒家思想有 着信仰的载体，即是传统的绅士和私塾。前 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者和宣传者，后者是儒 家思想的根据地和传播源。
因此，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建立以及 新思想的传播导致了儒家思想信仰的缺失， 民间一般信仰也受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 仰中心并没有建立。之所以未催生新的信仰 体系，与当时的乡村文化经济背景和政治权 威体制有关。
二、废除科举制度与城乡差距的扩大
科举被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并没有在乡村普 遍建立起来，乡村文化开始衰落;同时，传统 士绅去城市就读和谋生，抽走了乡村的资金， 乡村经济开始贫穷。从此，城乡出现了大分 流。
科举被废除之后，传统的中心信仰成为明日黄花。 首先从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的丧失来说，清末乃至 “五四”时期儒学革命论响人云霄，李大钊则指出 “余之措击孔子，非拮击孔子之本身，乃拮击孔子 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措击孔子， 乃拮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更有人提出“儒教不 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 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随着儒学革 命浪潮的汹涌澎湃，波及乡村，传统的乡村政治信 仰发生动摇：统一的儒家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 念出现崩裂。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 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
县以下新式学堂学生数量猛增。据统计，到 1915年直隶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 的1个，1000一5000的52个，500一1000的 51个。河南106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 的3个，1000一5000的62个，500一1000的 21个。从前的旧私塾，先生教的和学生学的 都是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如今的新学堂， 老师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光化电算和进化之 论。所以私塾改为新式学堂后，儒家学说必 然被新的思想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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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原因导致了民国时期乡村学堂的缺少，其状况 令时人堪优!虽然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文明新风在 清末“吹人了广大的乡村腹地，乡村新学教育也取 得一定进步，但相对于新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城市地 区而言，乡村社会的教育发展无异于小脚女人走 路”。有人估计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 100万。以此计算，时至民国11年，全国中小学校 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民国20 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 所学校。
于是乡民联合起来破坏学堂。安徽怀宁毁学是由于 乡民认为“以神庙作学堂，于神像不利”。浙江慈 溪乡民因“学堂设在永明寺内，屡有啧啧怨言，乃 借迎神赛会之机捣毁学堂”。他们也联合起来保护 庙产。浙江嗓县北乡因庵产若干亩被“拨充城中大 同学校常年经费”，王姓族人“突聚数百人，各带 器械，屯聚城外，声言欲拆毁学堂”，西乡东山庄 某“更带领多人，向学堂逼还公产”。由此可见， 村民们维护他们的信仰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他们 更是联合起来抵制“学捐”。川沙县乡民在自治风 潮中反对征收“学捐”，砸毁小学校十二所。所以， 学堂与乡民的信仰和利益相违背，必然遭到抗争。
由此可见，科举虽以一纸诏书被废除，但是 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乡村普遍建立， 却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和谋生，也带走 了乡村的财富。城乡差距的扩大，要说从何 时开始，那么科举制度废除是最大的分水岭。
传统社会城乡文化趋向一体化。首先，表现在科举 考试人员比例上。明代的科举中，乡村中举者往往 多于城市。譬如明朝潮州考取功名的人士，80%以 上出身于乡村社会下层的农民。到了清代城乡相对 平均。1948年费孝通与潘光旦一同分析了950个清 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地域分布上说，这 些人52 .50%出自城市，41.16%出身乡村，另有6% 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
然而，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会触动乡民们那 根敏感的信仰神经。因为乡民的信仰在神灵， 神灵的安置在庙宇，你说乡民固执也好，说 他们迷信也罢，但这种信仰毕竟在乡村社会 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在祖祖辈辈中传延，一 旦这种信仰受到冲击，他们必然反对和反击。 “学捐”同样道理也触犯了乡民的利益，在 一般乡民眼中，“学捐”就是苛捐杂税。于 是，乡民们捍卫他们的信仰和利益。他们对 新式学堂不认同，“视之如蛇蝎”，对所教 内容也鄙弃:“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 泥等手工劳作，都是鬼混。”
学术界对废科举颇为重视，部分研究成果渗透在研 究科举制度的专著之中;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此也 有专门的论述，主要有谢俊美的《科举制度存废的 历史考察》(《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4期)、刘佰 合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安徽 史学》2000年第3期)、杨齐福的《清末废科举制度 的文化效应》(《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刘海峰 的《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罗志田的 《科举制度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等。
再次，传统乡村社会的边缘信仰也受到了冲 击。科举被废，新的学堂建立需要资金。但 是，地方政府没有资金，一方面把乡村的私 塾和庙宇改为学堂，没收庙产作为建立新式 学堂的资金；另一方面征收“学捐”。前者 比如固安县“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收各村 庙产立初级小学堂，受以教科诸书，而学院 一变”。再以吴县、江都、高邮、南通、那 县、阜宁为例，学堂所占用的寺庙在各地寺 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 67.8%,50%,78%,100%,30.9%, 后者比如川 沙县从1906年起按潜粮的一定比例征收学捐， 学捐有着明确的用途。
张仲礼把中国的士绅分为“上层绅士”和 “下层绅士”两个集团，前者包括官吏、进 士、举人、贡生;后者包括各类生员。在乡村 社会，各类生员通过寒窗的苦读，被科举制 度吸纳进国家政权，但大多数沉淀下来，继 续苦读；或者教书，启蒙其他乡民参加科考。 因此，他们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推动力。总的 说来，他们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扮演着 儒家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角色，是 传统儒家思想最忠实的维护者和信仰者。
其次，科举废后乡村社会的新式学堂一时猛 增。翻开这时的县志，几乎县县改办新式学 堂。定海县“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 肄业者遂渐盛，间有留学欧美日本者”。华 阳县清末“改建学校，专读旁行之书及算术 格物以究所谓声光电化者，而圣贤国闻故籍 蔑焉，风会所趋以游习海外为上选，白屋寒 门乃真有望洋之叹矣”。
资本的流向城市导致了乡村的赤贫化。民国初年， 有人考察了江苏、直隶等省的农村经济情况，江苏 68%的农户每年平均田产收人不过90元，直隶则 55%的农户每年田产收人不过25元。以假定的150 元为中国农村生活的贫困线，则中国农户耕田在25 亩以下者，都在贫穷线以下过活。即全体农户63， 约22860万户农民，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著名社会学家杨开道等人在40年代已经认识到正是 废科举后，乡村士绅的外流，使乡村社会受到前所 未有的“侵蚀”，受到侵蚀的的乡村社会日益贫困 和衰落，“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 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 简直可以说已经死了一半或一多半”。二三十年代 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到民间去”、“到乡间去”的 口号，正是那时城乡两极分化的最好证明。
那么科举既然废除，新式学堂为什么得不到普遍建 立，培养农村人才呢?除了上述乡民初期的抵制和 不认同外，师资缺乏是一大原因。中国乡村幅员广 阔，科举废除之后，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师资队伍。 然而，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当时上 海、天津等大城市都新学师资缺乏，导致了“陆师 学堂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的奇怪局面， 更何况是乡村呢!
其次，表现在士人趋于乡村一城市一乡村间 的流动模式。正是科举制的发展与成熟，造 就了中国古代的城乡互动格局，遍布乡村的 士人从乡村流人城市，最后又从城市回到他 们心理与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 这种流动模式维持着城乡文化一体同步发展。
科举被废除之后，士人打破了原先的循环格 局，变成了单线流向。科举考试时代，教学 的主要内容如四书五经八股帖式等虽和农业 生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全国一律，并 无什么城乡的分别，因此单从教学内容尚不 足以造成城乡地域上的脱节。
另一方面就是乡民识字率比明清时期大大下降。在 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 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 但自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 识字率一直在下降，到30年代初，具有小学文化程 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至于梁启超在1915 年时竟说出了这样的话:“二十年以来办新教育竟使 全民不识字”。中国人口80%是农民，不识字的肯 定绝大多数是他们。由此，时人曾有文章云:“科举 之废，学堂之兴亦已十年于兹矣，而教育之普及较 之科举时代乃反见其退步。’，读之不能不发人深 省，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的衰落是必然的。
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 废除了，这一举动给清末和民国乡村社会带 来了极大的震撼。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 举不久曾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 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 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 效。”虽然他没有指出这“可惊可骇之奇效” 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所指的恐怕是正面效果， 而非负面影响。
即使有新式学堂，农民的孩子还是上不起学，新式 学堂是“贵族学校”的代名词。正因如此，民国时 期，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倡导乡村师范教育，他 说:“中国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 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 自然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 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 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另外，清末 和民国时期政治动乱、国家分裂，各级政府对乡村 教育漠视，这些都不利于乡村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信仰中心的缺 失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多 元信仰的共同体。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国 家政权想改造乡村社会，把话语霸权强加于 大众信仰之上，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失去了 中心地位。其他乡村信仰，比如宗教信仰也 遭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仰中心始终没有 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来。由此，乡村社会信仰 中心缺失。
但是新式学堂的专业就不同了。据统计，各类学堂 中学的是法政、医学、工业、商业和外国语等专业， 学农业的很少。从他们的职业也可一观，《阜宁县 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 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 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 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农业这个职业被忽 略。新式学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培养的是适应城 市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城市谋生，而在农村无法就 业。他们不再回到农村，有的死后也葬在城市。
除了乡村人才流失外，农村的资金也跟着流 向了城市。科举制度下，传统的士绅受着儒 学的教育，扮演着“道在师儒”的社会角色， 他们可能在本村内剥削农民，但是乡间的财 富并不大规模的外流。科举废后，他们移居 城市，继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 关系将大量财富抽往城市。
据黄宗智考察，30年代的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全 村57户中没有一户拥有30亩以上的土地，地主全部 居住在城里。马若孟考察的河北省滦城县，12户有 名气、有势力的地主全部居住在县城和其他大城市 里，为数众多的中小地主也多居住在县城。费孝通 调查的开弦弓村在三、四十年代70%的农民是佃农， 他们以40%的收获交给离乡地主。由于这些被集中 起来的财富主要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军政开支、 奢侈性消费或其它商业高利贷活动，因而又造成了 社会财富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
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们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切身 利益的竞争运动。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则以 某种形式超然于这些各自利益的冲突之上。 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的整合。这种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秩序的 中轴，使得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这 根中轴，不至于偏离方向。这种儒家思想有 着信仰的载体，即是传统的绅士和私塾。前 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者和宣传者，后者是儒 家思想的根据地和传播源。
因此，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建立以及 新思想的传播导致了儒家思想信仰的缺失， 民间一般信仰也受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 仰中心并没有建立。之所以未催生新的信仰 体系，与当时的乡村文化经济背景和政治权 威体制有关。
二、废除科举制度与城乡差距的扩大
科举被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并没有在乡村普 遍建立起来，乡村文化开始衰落;同时，传统 士绅去城市就读和谋生，抽走了乡村的资金， 乡村经济开始贫穷。从此，城乡出现了大分 流。
科举被废除之后，传统的中心信仰成为明日黄花。 首先从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的丧失来说，清末乃至 “五四”时期儒学革命论响人云霄，李大钊则指出 “余之措击孔子，非拮击孔子之本身，乃拮击孔子 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措击孔子， 乃拮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更有人提出“儒教不 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 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随着儒学革 命浪潮的汹涌澎湃，波及乡村，传统的乡村政治信 仰发生动摇：统一的儒家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 念出现崩裂。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 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
县以下新式学堂学生数量猛增。据统计，到 1915年直隶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 的1个，1000一5000的52个，500一1000的 51个。河南106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 的3个，1000一5000的62个，500一1000的 21个。从前的旧私塾，先生教的和学生学的 都是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如今的新学堂， 老师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光化电算和进化之 论。所以私塾改为新式学堂后，儒家学说必 然被新的思想所代替。
wenku.baidu.com
种种原因导致了民国时期乡村学堂的缺少，其状况 令时人堪优!虽然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文明新风在 清末“吹人了广大的乡村腹地，乡村新学教育也取 得一定进步，但相对于新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城市地 区而言，乡村社会的教育发展无异于小脚女人走 路”。有人估计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 100万。以此计算，时至民国11年，全国中小学校 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民国20 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 所学校。
于是乡民联合起来破坏学堂。安徽怀宁毁学是由于 乡民认为“以神庙作学堂，于神像不利”。浙江慈 溪乡民因“学堂设在永明寺内，屡有啧啧怨言，乃 借迎神赛会之机捣毁学堂”。他们也联合起来保护 庙产。浙江嗓县北乡因庵产若干亩被“拨充城中大 同学校常年经费”，王姓族人“突聚数百人，各带 器械，屯聚城外，声言欲拆毁学堂”，西乡东山庄 某“更带领多人，向学堂逼还公产”。由此可见， 村民们维护他们的信仰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他们 更是联合起来抵制“学捐”。川沙县乡民在自治风 潮中反对征收“学捐”，砸毁小学校十二所。所以， 学堂与乡民的信仰和利益相违背，必然遭到抗争。
由此可见，科举虽以一纸诏书被废除，但是 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乡村普遍建立， 却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和谋生，也带走 了乡村的财富。城乡差距的扩大，要说从何 时开始，那么科举制度废除是最大的分水岭。
传统社会城乡文化趋向一体化。首先，表现在科举 考试人员比例上。明代的科举中，乡村中举者往往 多于城市。譬如明朝潮州考取功名的人士，80%以 上出身于乡村社会下层的农民。到了清代城乡相对 平均。1948年费孝通与潘光旦一同分析了950个清 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地域分布上说，这 些人52 .50%出自城市，41.16%出身乡村，另有6% 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
然而，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会触动乡民们那 根敏感的信仰神经。因为乡民的信仰在神灵， 神灵的安置在庙宇，你说乡民固执也好，说 他们迷信也罢，但这种信仰毕竟在乡村社会 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在祖祖辈辈中传延，一 旦这种信仰受到冲击，他们必然反对和反击。 “学捐”同样道理也触犯了乡民的利益，在 一般乡民眼中，“学捐”就是苛捐杂税。于 是，乡民们捍卫他们的信仰和利益。他们对 新式学堂不认同，“视之如蛇蝎”，对所教 内容也鄙弃:“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 泥等手工劳作，都是鬼混。”
学术界对废科举颇为重视，部分研究成果渗透在研 究科举制度的专著之中;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此也 有专门的论述，主要有谢俊美的《科举制度存废的 历史考察》(《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4期)、刘佰 合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安徽 史学》2000年第3期)、杨齐福的《清末废科举制度 的文化效应》(《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刘海峰 的《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罗志田的 《科举制度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等。
再次，传统乡村社会的边缘信仰也受到了冲 击。科举被废，新的学堂建立需要资金。但 是，地方政府没有资金，一方面把乡村的私 塾和庙宇改为学堂，没收庙产作为建立新式 学堂的资金；另一方面征收“学捐”。前者 比如固安县“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收各村 庙产立初级小学堂，受以教科诸书，而学院 一变”。再以吴县、江都、高邮、南通、那 县、阜宁为例，学堂所占用的寺庙在各地寺 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 67.8%,50%,78%,100%,30.9%, 后者比如川 沙县从1906年起按潜粮的一定比例征收学捐， 学捐有着明确的用途。
张仲礼把中国的士绅分为“上层绅士”和 “下层绅士”两个集团，前者包括官吏、进 士、举人、贡生;后者包括各类生员。在乡村 社会，各类生员通过寒窗的苦读，被科举制 度吸纳进国家政权，但大多数沉淀下来，继 续苦读；或者教书，启蒙其他乡民参加科考。 因此，他们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推动力。总的 说来，他们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扮演着 儒家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角色，是 传统儒家思想最忠实的维护者和信仰者。
其次，科举废后乡村社会的新式学堂一时猛 增。翻开这时的县志，几乎县县改办新式学 堂。定海县“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 肄业者遂渐盛，间有留学欧美日本者”。华 阳县清末“改建学校，专读旁行之书及算术 格物以究所谓声光电化者，而圣贤国闻故籍 蔑焉，风会所趋以游习海外为上选，白屋寒 门乃真有望洋之叹矣”。
资本的流向城市导致了乡村的赤贫化。民国初年， 有人考察了江苏、直隶等省的农村经济情况，江苏 68%的农户每年平均田产收人不过90元，直隶则 55%的农户每年田产收人不过25元。以假定的150 元为中国农村生活的贫困线，则中国农户耕田在25 亩以下者，都在贫穷线以下过活。即全体农户63， 约22860万户农民，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著名社会学家杨开道等人在40年代已经认识到正是 废科举后，乡村士绅的外流，使乡村社会受到前所 未有的“侵蚀”，受到侵蚀的的乡村社会日益贫困 和衰落，“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 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 简直可以说已经死了一半或一多半”。二三十年代 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到民间去”、“到乡间去”的 口号，正是那时城乡两极分化的最好证明。
那么科举既然废除，新式学堂为什么得不到普遍建 立，培养农村人才呢?除了上述乡民初期的抵制和 不认同外，师资缺乏是一大原因。中国乡村幅员广 阔，科举废除之后，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师资队伍。 然而，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当时上 海、天津等大城市都新学师资缺乏，导致了“陆师 学堂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的奇怪局面， 更何况是乡村呢!
其次，表现在士人趋于乡村一城市一乡村间 的流动模式。正是科举制的发展与成熟，造 就了中国古代的城乡互动格局，遍布乡村的 士人从乡村流人城市，最后又从城市回到他 们心理与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 这种流动模式维持着城乡文化一体同步发展。
科举被废除之后，士人打破了原先的循环格 局，变成了单线流向。科举考试时代，教学 的主要内容如四书五经八股帖式等虽和农业 生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全国一律，并 无什么城乡的分别，因此单从教学内容尚不 足以造成城乡地域上的脱节。
另一方面就是乡民识字率比明清时期大大下降。在 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 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 但自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 识字率一直在下降，到30年代初，具有小学文化程 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至于梁启超在1915 年时竟说出了这样的话:“二十年以来办新教育竟使 全民不识字”。中国人口80%是农民，不识字的肯 定绝大多数是他们。由此，时人曾有文章云:“科举 之废，学堂之兴亦已十年于兹矣，而教育之普及较 之科举时代乃反见其退步。’，读之不能不发人深 省，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的衰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