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
由于家庭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
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
国王遂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作。
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
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
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
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
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传教。
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作用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作用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
文章介绍了我国在民国时期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后来开办女子高等教育，派遣女子学生到国外留学等活动，简单分析了女子教育对当时国内社会上一些陈旧封建现象的影响。
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女子起初教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传教士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是禁止跨入学校大门的，只能被关在闺门之中接受家庭教育。
中国这种拒女子于学校之外的教育制度，自先秦一直延续到清末。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女塾是女子学校教育的萌芽，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随着我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外国教会又相继在我国开办了女子教会中学和大学，推动了我国女子教育活动的发展。
一、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是以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女塾为开端的。
为了使我国妇女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传教士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办小学程度的华人女塾，最早的华人女子学校开办在新加坡。
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
有人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1839年教会在上海创办了当地最早的教会女校, 1844年，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女子学校。
这所教会女学在开始招生时非常困难，原因其一固然是受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其二是中国的门户刚刚开放，国人对西人的文化教育生活还很陌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西方列强是以鸦片和大炮与中国人民相见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仇恨。
招收不到上层社会的女子，他们便与贫民接触，通过为贫民施衣、施食、施医、施药等方法消除了贫民对洋人的疑惑，一些最贫苦家庭的女孩被免费招进教会女塾学习。
两个女人的故事
两个女人的故事作者：暂无来源：《环球慈善》 2013年第6期文／辛目强图/GC1844年，来自英国的爱尔德赛女士(Marry Ann Aldersey)，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塾。
正是这所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让爱尔德赛结识了一位使用外国名字的中国盲女——阿格尼丝·居茨拉夫(Agnes G utzlaff)，并由此缔结下两位异国女性之间的一段忘年之谊……专栏作者辛国强：陕西省宝鸡市人。
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和中国社会史研究。
曾在中央电视台《青藏铁路》、《译制片回眸》、《声音的记忆》等多部纪录片担任策划和撰稿。
编著有《影视鉴赏》一书。
宁波的“马利姑娘”1797年6月24日，爱尔德赛出生于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基督徒家庭。
她27岁那年，认识了从中国回国休假的马礼逊(RobertMomson)牧师，跟随他学习中文。
马礼逊是西方派往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在他的影响下，爱尔德赛立志去中国传教和从事教育工作。
1837年，40岁的爱尔德赛成为英国“促进东方女性教育协会” (Societr for PromotingFemale Educaton in the East)的成员，获得了去海外工作的机会。
这年8月，她来到爪哇的第二大城市泅水，创办了一所面向华人女童的学校。
但她最终的目标还是去往中国本土。
1843年，爱尔德赛终于取道香港，来到宁波。
之后不久的1844年1月1日，宁波开埠，成为当时中国仅有的5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
就在宁波开埠的这一年，爱尔德赛在宁波城内祝都桥竹丝墙门内（今尚书街东端），开设了一所女垫。
女校得到英国“促进东方女性教育协会”的资助，免费招收女童就读，开设了国文、算术、圣经等课程，并教授缝纫和刺绣。
爱尔德赛意识到，在这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度，女性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却普遍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她的理想是通过推动女性教育，提升东方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
《中国丛报》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译介研究
第40卷第1期2021年1月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Teachers'CollegeVol.40No.lJan.2021D01：10.16276/51-1670/g.2021.01.010《中国丛报》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译介研究谢志辉（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22）摘要：《中国丛报》是十九世纪由美国人裨治文在中国创办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英文期刊，这份刊物陆续译介了一批中国历史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儒学名家和历史学家。
译者采取介绍和评论相结合的方式，兼及译介中国文化典籍。
这些译介是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体现了译介者的西方视角和宗教动机，同时也存有一些错误。
关键词：《中国丛报》；中国历史人物；译介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612X（2021）01-0054-04十九世纪的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帮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丛报》（％e Chinese地positoz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Bridgman,1801—1861）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始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
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丛报》刊载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外关系的文章,大大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许多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经由《中国丛报》的平台译介到西方，也有许多中国历史人物通过《中国丛报》为西方人所熟悉。
从1834年第3卷至1849年第18卷,《中国丛报》译介T13位中国历史人物（统计见表1）,大多为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本文拟对该刊所译介的历史人物进行梳理和论述。
表1《中国丛报》历史人物译介统计表译介对象刊载日期及页码译介者政治人物译介朱元璋1840年，第9卷第6期（389-398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朱元璋1838年，第7卷第7期(353-385)郭实腊(K.F.A.Gutzlaff)武则天1834年，第3卷第12期（543-548页）裨治文(E.C.Bridgman)孔明1843年，第12卷第3期（126-135页）美魏茶(ne)和珅1834年，第3卷第6期（241-244页）史蒂芬(E.Stevens)道光1841年，第10卷第2期（87-97页）裨治文(E.C.Bridgman)陈化成1844年，第13卷第5期（247-260页）麦都思(W.H.Medhurst儒学名家译介孔子1842年，第11卷第8期（411-425页）卫三畏(S.W.Williams)孟子1841年，第10卷第6期（320-328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朱熹1849年，第18卷第4期（187-206页）裨治文(E.C.Bridgman)历史学家译介司马迁父子1840年，第9卷第4期（210-219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司马光1840年，第9卷第5期（274-283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马端临1840年，第9卷第3期（143-147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收稿日期:2020-10-03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中国评论》历史典籍译介研究”（XSP21YBZ169）。
晚清出洋知识分子对西历的态度
识 、改 良社 会为 目的的学会 ，其 活动 的组织多也采用 星期制 。１０ ９ ２年清政府确认 了 星期制在教育 界的应用 ，并逐步推广 到全国 。１０ 年前后 ，礼拜 天公休开 始推 ９６ 广。 １０ 年 ，时任 编译 图书局局 长的袁嘉谷 改 “ ９９ 礼拜 ”为 “ 星期 ” ，这样就避 免
作者简 介 ： 程俊俊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科技 史与科技考 古系 ２ ０ 级硕士研 究生 ， ０９ 吕凌峰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副教授 。 基金项 目： 本文受 国家社科基金 项 目 “ 出朝堂 ： 走 西方天文学与晚清社会”资助。 ① 《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英文名为 Ｃ ｉ ｓ Ｍｏ ｔｙＭａ ａｉ ， ｈ ｅｅ ｎｈ ｎ ｌ ｇ ｚ ｅ 由伦敦布道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 ｏ ｅ ｎ Ｒ ｂｒ ｔ Ｍｏｒ Ｏ ，７ ２ ｌ ３ ） ｒＳｉ １ ８一 ８ ４ 和米怜 （ ｌａ Ｍｉ ｅ １８ ～ １ ８ ） １ １ ｉ ｌ Ｗｉｉ ｌｍ ｌ ，７ ５ ８ ２ 于 ８ ５年 ８ ５日创刊于马六 甲（ ｌｃａ ， ｎ 月 Ｍａ ｃ） ａ １ ２ 年停刊 ，历时 ７ ，共 出 ７ ８ 余期 。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 ８２ 年 卷 ０ ② 《 西洋 考每月 统记 传》 英文 名为 Ｅａｔｎ Ｗｅｔ ｎＭｏ ｔｙＭａ ａｉｅ 东 ｓｅ ｓ ｒ ｎ ｌ ｒ ｅ ｈ ｇ ｎ，由德国 传教士 郭实腊 （ ｒ ｚ Ｋａ ｌ Ｆ ｉ ｒｃ Ａｕ ｕ ｔ ｔ ａ ，ｌＯ 一 ｌ ５ ）于 １ ３ ｒ ｄｉｈ ｇ ｓ Ｇｕｚ ｆ ８ ３ ８ １ ｅ ｌ ８ ３年 ７月 ２ ５日创刊于广州 ，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 内创 办的第一份 中文世俗月刊 。 ③Ⅸ 六合丛谈》英文名为 Ｓ ａｇ ａ Ｓ ｒ ｌ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 （ ｌ ａ ｄｒ ｌ ，８ ５ ｌ ８ ）主编 ， ｈ ｎ ｈ ｉ ｅ ａ， ｉ Ａ ｅ ｎ ｅ Ｗｙｉ １ １一 ８ ７ ｘ ｅ 于 １５ ８ ７年 １ 月创刊于上海 。 ④《 遐迩贯 珍》由马礼逊教育会 出版 ， 英华 书院印刷， 出版地 在香港 ， 始人是英国传教 士麦都 思 （ ＿ 创 ｗ Ｈ Ｍｅｈ ｒ ， ７ ６ １ ５ ） 每月一 日出版， ｄ ｕｓ １ ９— ８ ６ ， ｔ 创刊于 １５ 年 ８ １日， ８３ 月 终刊于 １５ 年 ５ １日， ３ 期 。 ８６ 月 共 ３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晚清输入西学的主体,主要为以下三部分:一是传教士、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如广学会、教会学校;二是清政府官办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三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
这几部分人或机构,有互相交叉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中有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活动其间。
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什么,怎么介绍,都体现其价值取向。
一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欧洲、北美洲来到南洋地区的马礼逊、米怜、郭实腊等传教士,就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组织益智会,创办印刷所,出版中文杂志,译编介绍西学的书籍。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将传播西学的基地从南洋北移至香港与通商五口,创办华花圣经书房、墨海书馆等机构。
以后随着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多,对传教限制的放宽,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范围扩大,传播西学的机构也日益增多,博济医局、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登州文会馆、益智书会等为其著者。
传教士为什么要传播西学?在他们看来,第一,西学先进,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医学这类学问,都比中国的同类学问先进,中国人应该接受这些先进的东西;第二,西学有用,通过传播西学,可以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与信任,从而为传教打开通道,或提供支持。
明末利玛窦等人是这个思路,清代从马礼逊到李提摩太也是这个思路。
1821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就说过:向中国人灌输智识、砥砺道德与阐扬宗教都很重要,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
1834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华前,美部会负责人对他说: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以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
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能引起你的注视。
晚清教会教育
略论晚清教会教育摘要：19世纪40年代，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欧美传教士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华传教的合法地位，从而“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思想得以付诸实践。
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教育使得中国人对基督教教和西方文明充满了疑惑乃至排斥，因此传教士最初活动并没有获得很大成功。
于是他们不断摸索，意识到教育是传教的一种重要手段，出现了开办教会学校、出版西方教育著作、参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培养留学生等等的浪潮。
这些工作伴随着欧美殖民主义风潮，动机虽然不纯正，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也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教会教育、教会学校、教育近代化一、晚清教会教育的发展情况（一）教会学校的初设19世纪初，欧美工业国家派遣了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企图用宗教打开中国大门，吸收教徒，扩大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外人要进入内地很困难，因此只能在广州、澳门、香港以及中国附近的马六甲等地停留。
此时他们开设了几所教会学校，一方面用以维持生活，一方面培养其工作和传教上的助手。
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教会学校有，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开设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以及1839年布朗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
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传教士，曾任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说：“我确信，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中间”[1]。
但是，这个想法在19世纪初还很难实现。
教会学校的数量寥寥无几，不仅规模小，师资少，中途辍学的学生很多，而且此时教会学校没有在办学目标和教育理念上达成一致，像伯驾、郭实腊之类的传教士，只是非正规地招收个别学生、学徒，传授他们一些西学知识，做他们的工作助手，几乎对改善传教士的传教事业起不到任何作用。
虽然教会学校还不出众，但显然对中国教育的传统模式做了很大突破，除了教授宗教教义外,还教授英语和数学、历史等西学，近代改良思[1]The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第42卷，第28页。
《聊斋志异》百年英译(1842—1946)的历时性描述研究
《聊斋志异》百年英译（1842—1946）的历时性描述研究《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共含491篇故事。
该书在康熙十九年（1680）便已经初具规模，但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首次刻印传播。
《聊斋志异》的外文版本（包括译文与译本）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陆续问世，其中尤以英译版本为数最多，影响最广。
关于《聊斋志异》的英译历程，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加以考察、介绍。
王丽娜先后发表过《<聊斋志异> 的民族语文版本和外文译本》（1981）与《<聊斋志异> 外文译本补遗》（与李福清合撰，1989），而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亦有专门章节介绍《聊斋志异》的英文译文与译本。
此后，何敏的《英语世界<聊斋志异> 译介述评》（2009）与李海军的《追随蒲松龄的足迹——<聊斋志异> 英译概述》（2009）两文对《聊斋志异》英译史实的考察取得了一定进展，有所增益、修订。
但是，我们发现，过往的研究成果中仍存在一些错漏与不足，如未能正确考录某些《聊斋志异》英译者的中英文姓名，未能查清刊登某些《聊斋志异》英译文的报刊期次，等等。
这些无疑影响了我们对《聊斋志异》英译历程的准确把握。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着眼于此，我们将对1949年之前的《聊斋志异》英译版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历时性描述研究。
所谓“历时性描述研究”，就是根据描述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对现实存在的译事与译作进行客观真实的考察与描述，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究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的作用与获得的地位，归纳出翻译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当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在此，我们将《聊斋志异》的英译历程大致分为肇始期、高潮期与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对各个阶段问世的《聊斋志异》英译版本加以考证与研究。
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
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考察20世纪西方汉学的起点，必须谈到清末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活动。
同时研究在华传教事业也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士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近代西方最初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中国的。
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会一再落在传教士们的肩头。
这事实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
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的中心。
教会建立和控制各种学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欧洲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教育和宗教、科学和宗教经常在同一个机构中成长和发展、冲突和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
美国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大学都是由教会创办的。
可见教会与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了。
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Demieville）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
”⑴欧洲彻底地认识中国是否也对中国有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先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到中国的传教士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任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
19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和北美工商业的发展，通商贸易、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的潮流，更多的传教士梯山航海赴东洋。
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写作的主题。
如果说明清之际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还能数得过来的话，那么晚清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统计了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⑵。
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
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 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传 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他和李鸿章、张之 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等几乎 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 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
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同时广学会也有一点宣
《万国公报》 教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与文学机构，是在中国历 史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 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
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
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 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传教士来实施的。
沙勿略、罗明坚、龙华民、罗如望、庞 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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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传教士对近代社会与后世的影响
31
一
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二
对后世的影响
32
一 .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01
教育
02
传媒
33
1.教育
（1）
（2）
创办教会学校
推动中国学生
留学海外
主张把英国的殖民 统治放到中国
即初级、中级、高级三
等，使学生各得其所， 循序渐进；在教学内容 上他十分强调“中西并
招收上海上流社会
女子，作为扩大基 督教影响的另一途 径。
22
重”
03
利玛窦
23
利玛窦
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 稣会传教士、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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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华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靠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以及他们的牺牲，使得福音在中国传开。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于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
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
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
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
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开始来华
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开始来华。
第一个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是郭实腊，他决心为德国教会开辟中国教区。
传教士在中国主要从事布道、建立传教站、创办学校和举行医疗卫生事业等活动。
他们积极编撰文章，讲解教义，同时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并钻研中国思想文化，介绍到本国。
郭实腊原名卡尔‧古茨拉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年，中文名郭实腊，又译为郭实猎、郭士立等），德国人，出生于普鲁士，18岁进入柏林教会学校学习，1823年入荷兰布道会，欲到中国传教，未获批准，遂脱离布道会，转为伦敦布道会服务。
1831和1832年他三次探察中国沿海地区，收集军事情报，绘制航海地图。
郭实腊的三次探察活动公布后，震动了对中国感兴趣的欧美商人、政客及传教士。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按照郭实腊的建议贿赂中国官员，顺利地扩大了对华输入鸦片。
郭实腊以“归化华人”身份进入广州，穿中国服饰，取中国名字，讲汉语。
1833年8月1日，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创建于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也是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份报刊。
花之安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年），生于德国科堡，19岁考入德国巴门神学院。
1864年加入礼贤会，受委牧师之职，并被派往中国。
1865年抵达香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
不久，入粤东内地宣传福音，并开办学校和医院，因在眼科手术上颇有成就，被当地人称为“圣手”。
他潜心研究中国典籍，著书立说，第一部中文著作是《西国学校》，介绍西方教育制度。
他也用德文写作并出版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著述。
1883年，花之安移居香港，继续从事传教活动。
1885年，迁居上海，参加了“广学会”的筹办工作，并成为《万国公报》主要撰稿人之一。
1898年，因德国在青岛建立殖民地，花之安被委派到那里建立传教点。
但他刚抵达不久就生病故世，被安葬在青岛。
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汉语姓名中的奥秘
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汉语姓名中的奥秘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浪潮与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而由伦敦会派遣并于1807年抵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无疑是此中先驱。
作为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一，同样来自于英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于1847年抵达上海，此后长年投身于翻译、著述与出版事业。
借助他在1867年出版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一书，以及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该书的中译本（赵康英译），广大中外读者可以了解到十九世纪初到1867年之间抵华的三百余位新教传教士的生平与著述概况。
虽然二十世纪以来学界有关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层见叠出，引述该书者亦不胜枚举，但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即书中记录的逾二百四十位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汉语姓名，却鲜受关注。
事实上，正如传教士所采取的其他本土化措施（说中国语、穿中国服饰等），他们的汉语姓名也是其融入中国本土社会的一个重要媒介。
例如，“马礼逊”这个名字就巧妙地兼具了音译与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特点：它总体上是其英文姓“Morrison”的音译，但采用了常见姓氏“马”，并挑选了表达知礼和谦逊的“礼”和“逊”字。
这与马礼逊本人对汉字的深入钻研不无关联，他曾在1815到1822年间出版过一部三卷本汉英和英汉字典。
类似于马礼逊的例子，在对中国文化较有了解的传教士中间并不罕见。
1833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Williams）曾在1848年出版汉学巨著《中国总论》，较为全面地向西方世界概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状。
他的汉语姓名中，“卫”是常见姓氏，同时也是原姓“Williams”的省略音译；而“三畏”既是其原首名“Samuel”和中间名“Wells”的省略音译，也是源于《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的典故。
以此观之，“卫”似也可以理解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过，并终因卫灵公好色甚于好德而失望离开的卫国。
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
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内容提要】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秉承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开创性地运用通俗生动的白话小说宣扬教义。
他们试图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有力的思想观念资源和支持的依据，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读者内心的通道。
这些作品尽量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及礼仪，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模仿传统章回小说，用白话写作小说。
同时，将问答体引入小说，在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儒家之间展开广泛而且互动的对话，对晚清新小说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帝国主义扩张为基督教在华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传教士小说中流露出明显的欧洲文化优越感，这使传教士小说打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烙印，中国各阶层读者在近代历史的特定语境中阅读这些作品时心境复杂。
对于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来在宗教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已取得相当进展。
但无论在中英文抑或其他语言的论着中，除哈佛大学P·韩南《十九世纪中国传教士小说》一文，很难找到有关传教士小说的论述。
然而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实在构成了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重要部分。
它们虽以美学形式存在，但其目的大多与娱乐无关，而在于宣扬基督教教义，传播西方文明。
这些小说由于其作者所植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既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西方历史与文化，又将作者自身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及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融入其中。
因而它们在中国的流传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彼此既冲突又互补，反映出在华传教士适应本土文化的努力。
而传教士小说伴随着鸦片与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事实，使得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暧昧。
“现代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和无所不包的特性，几乎任何东西都无法逃脱。
” ① 19世纪的帝国竞争今天还在继续，因此重新审视这些宗教文学，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辨析其文化属性，就显得意义重大。
一文化适应政策的延续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为宣扬教义或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尝试用中文撰写小说或将《圣经》改编成通俗小说，以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由此产生了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小说。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
由于家庭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
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
国王遂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作。
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
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
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
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
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传教。
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试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王矾
试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王矾发布时间：2023-05-16T08:01:40.194Z 来源：《中国教师》2023年4期作者：王矾[导读] 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且被译为多国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 730070）摘要：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且被译为多国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本文尝试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分为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较为突出的译者以及译介特点进行历时性描述研究。
关键词：《聊斋志异》；英译；译介一、引言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聊斋志异》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在海外也享有盛名，拥有外文译文语种二十余种。
在众多的外语译本中，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达近20种，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文尝试分三个时期，对由西方译者主导译介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及译介特点进行梳理和归纳。
二、译介早期：以片段及单篇译文为主《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大概始于1842年。
早期的译介以在华传教士及外交官翻译的片段及单篇译文为主。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阿连壁等汉学家。
郭实腊：视之为宣传“异教信仰”的宗教读物关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诸位学者观点不一。
一些学者认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出自晚清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据相关学者考证，早在1842年，郭实腊就在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聊斋志异》的评介文章。
该文简述了《聊斋志异》中九则故事的情节，并将其归为宣传“异教信仰”的宗教读物。
卫三畏：供学生使用的汉语学习教材以王丽娜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卫三畏于1842年编订的汉语学习教材《拾级大成》被视为《聊斋志异》译入英语世界的首次尝试，其中包含《种梨》、《曹操冢》和《骂鸭》三篇故事。
郭实腊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研究
郭实腊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研究郭实腊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研究鸦片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引发了中国与西方的全面接触和交往。
在这个过程中，中西关系以及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影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许多学者对此作出了深入研究，其中郭实腊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他深入探究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演变和影响，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文将介绍郭实腊的研究成果，并举出5个例子来证明其观点。
郭实腊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他的研究涵盖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日关系等领域。
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中国却没有能够及时适应这种变化。
具体来说，郭实腊提出了以下观点：首先，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交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传教士和商人。
但随着西方力量的逐渐强大，中国的政治地位逐渐衰落，这种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西方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市场和殖民地，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事务，这导致了鸦片战争等事件的发生。
其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现代化危机。
西方国家的实力逐渐增强，逐渐掌握了对中国的主导权。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中国开始借鉴西方的经验，试图实现现代化。
第三，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增加。
西方传教士和文化传媒开始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并试图改变中国的文化观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将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试图接纳西方的技术和科学，以实现现代化。
西方技术和科学的传入，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同时，这也加强了西方对中国的控制，导致了中国的技术和科学的自主性和创新力的下降。
第五，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渐扩大。
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开放，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以改善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聊斋志异》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的基本走向
·《聊斋志异》在国外专题研究·文章编号：1002⁃3712（2022）02⁃0092⁃10《聊斋志异》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的基本走向赵薇清1陈恒新2（1.山东理工大学汉籍整理研究中心，山东淄博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摘要：《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它以怪异的人物情节、精妙的叙事笔法讲述着真实的中国民间故事，映射现实的社会人文，展现出作者独特的人文关怀以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与评判。
自《聊斋志异》成书以来，先后被译往东亚日韩等国、西欧各国、以及美国等。
译介版本多、译介范围广，许多国外译者、汉学家均对《聊斋志异》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
其中，法国汉学界不同时期对《聊斋志异》的译介态度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同时法国也是欧美首个《聊斋志异》全译本的产生地，因而《聊斋志异》在法的译介历程的研究探讨就不容忽视。
关键词：《聊斋志异》；法国译介；陈季同；异教书籍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是“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背后蕴藏着极大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文学造诣，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杰出代表。
他“在完全收稿日期：2021-06-15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中文古籍研究”（19CZW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薇清（1999-），女，山东淄博人。
山东理工大学汉籍整理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陈恒新（1986-），男，山东淄博人。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汉籍整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92现实的背景下，讲述最神异鬼怪的故事”［1］15，志怪小说的表象下暗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以及蒲松龄个人的人生理想与先进思想。
精炼的文言语言，略带记史形式的叙事方式，“最虚幻、最讽刺、最现实”的文学内核，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价值。
郭实猎姓名考
作者： 李骛哲
作者机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出版物刊名： 近代史研究
页码： 138-148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1期
主题词： 郭实猎 传教士 晚清 译名
摘要：普鲁士新教传教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的汉文名字有郭实猎、郭士立、郭实腊、郭实烈、郭施拉、居茨拉夫等多种，至今学术界尚无固定的用法，其实他最终给自己确定的汉名是郭实猎。
梳理他对自己姓名、笔名和化名的选择过程，可察知其对华心态和立场的嬗变。
从当时以迄目前有关他名字的误译和讹传，则折射出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翻译人才的匮乏和情报系统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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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刘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
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
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
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
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
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
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
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
Jessie Lutz《Karl Gutzlaff,missions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etesstant literature》[4]（《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与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5]三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郭实腊及其福汉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
同时，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与舒莱脱《郭实腊在华传教工作》也对福汉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了郭实腊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与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目前学界对于郭实腊的研究尚无专门的全面的研究著作，多是对其航海、创办《东西洋考》及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等某一项内容的论述，或者对其著作的整理、翻译与出版。
（一）对郭实腊著作的研究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6]一文通过对郭实腊英文著作《道光皇帝传》的分析来探讨以郭实腊为代表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皇帝形象的变化，指出郭实腊的清代君主观念最终是落实在宗教的层面之上，以宗教精神作为考量的最终标准。
熊月之《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7]是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研究的一篇权威著作。
通过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的分析，作者指出郭实腊通过介绍西方的经济和科技等知识这一间接传教方式来向中国人传教，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时遍大量引用了《贸易通志》的某些内容。
这种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态度来对探讨郭实腊《贸易通志》也较为客观公正。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1997年便由黄时鉴先生整理再出版[8]，是学界研究比较多的著作，无论是新闻史、文学史还是史学，很多学科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问世。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9]、《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1]，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12]，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13]，胡太春《汉学家郭实腊与近代中国最早的新闻传媒》[14]等都是十分权威的著作。
从史学领域来看，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刊载，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与策略、创办宗旨及特色和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研究。
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15]是从史学领域比较早对《东西洋考》的研究，指出郭实腊创办《东西洋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介绍西方文明，来消除中国人高傲自大的心理，让中国人不再认为西方人是蛮夷，反而向西方学习。
陈虹《由宗教到世俗—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16]将《东西洋考》的创办放在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矛盾之下进行探讨，《东西洋考》处于由宗教到世俗这一转变的临界点，郭实腊集“官”“教”“商”于一身，使近代传教、鸦片贸易与侵华活动紧密结合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编印的《东西洋考》正式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罗大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东西洋考》的论文，分别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创办的社会历史背景》[17]、《<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宗旨及编辑特色》[18]、《<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19]、《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20]，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创办背景、宗旨、特色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郭秀文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宣传策略》[21]分析了《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和策略，郭实腊因采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形式取得了成功。
奚庆庆《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之特点》[22]也探讨了《东西洋考》本土化过程的特色。
蒋南成《<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的介绍》[23]主要探究了《东西洋考》中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观念的解释，讨论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冲突。
武占江、王亚南《<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析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渡形态》[24]指出《东西洋考》是和平、平等的文化传播形式向不平等的形式过渡的一个代表，郭实腊的刊物在中国既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又体现着打开中国国门、服务于殖民者的明显动机，郭实腊本人的侵略性是不可忽视的，编纂者及其刊物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郑军《<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与西学东渐》[25]主要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艾红红《<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后世影响渐深之原因探析》[26]分析了《东西洋考》在当时影响不大而后来影响逐渐加深的原因。
靳翠萍《<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科技知识及其“科技传教”策略》[27]一文认为郭实腊采用的“科技传教”是传教的一个巨大成功，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加强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近代“科技传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赵少峰、白月梅《<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史学篇章》[28]探讨了《东西洋考》传播的历史内容，以此来了解近代早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黎尚建《关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若干问你的探索》[29]一文主要对《东西洋考》创办发行复刊及编辑出版等有关问题探讨后得出新结论：《东西洋考》的创办是在马立勋、梁发等人参与下进行的，它的发行和复刊更离不开华人团队的作用和贡献。
刘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研究述评》[30]一文对2008年之前学界关于《东西洋考》研究做了十分详细的归纳和概括，这种概括更多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进行的，同时涵盖新闻史和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基本罗列了学界已有的成果，非常全面。
（二）对郭实腊传教活动的研究1、传教活动与方式杨梓楠《从文字到鸦片：论鸦片战争前后郭实腊传教方式的转变》[31]主要从郭实腊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方式的变化来研究其在华传教活动。
从创办《东西洋考》的文字传教，到参与鸦片贸易的鸦片传教，再到最后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争传教，这与郭实腊独立传教士的身份，需要资金来源和其不惜代价使中国基督化的狂热野心是分不开的。
在他眼中没有中西平等的文化交流，而仅仅是实行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来改造中国，“中华归主”是他一切活动的根源。
杨佳智《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32]探讨郭实腊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郭实腊等外国传教士带着种族和信仰上的优越感来向中国人传播“福音”，这种“福音”的本质就是白人种族之上，基督教文化远远超越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他们的传教主旨是以基督教文明来政府甚至消灭中华文明，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半文明”“半开化”的国家，需要基督教文化的其实才能进入真正的“文明”，而进入这种文明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以放弃中华文明为前提。
此文道出了郭实腊在华传教和创办各种社会事业的本质所在。
2、《圣经》翻译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33]主要探讨太平天国刊印圣经的底本问题。
作者通过将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与和合本的《圣经》原文中某些特定名词译名进行对比，指出太平天国刊印的《圣经》是以郭实腊的《圣经》译本为底本进行修订刊印的，并从太平天国获得郭实腊译本的途经来论证以郭氏译本为底本的可能性。
何艳《郭士立及其汉语观研究》[34]也指出郭实腊翻译的《圣经》对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很大影响，不少内容甚至成为太平天国的信条，太平天国刊印本《钦定前遗诏圣书》的内容与郭士立译本《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王悦成《一场由翻译触发的社会运动：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到太平天国》[35]探讨了郭实腊译本的《圣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
太平天国钦定版圣经之中对郭实腊本圣经修改和注解是洪秀全的“创造性介入”的最直接体现，《圣经》翻译活动在太平天国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翻译给目标社会带来的震动不可小觑。
3、创建福汉会徐如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和“汉会”的关系问题》[36]探讨了福汉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从福汉会的宗旨、成员、活动时间和情况，以及洪秀全所受《劝世良言》的影响来看，认为只能说福汉会跟太平天国有一定关系，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思想主要还是来自《劝世良言》而不是福汉会。
罗家辉《早期华人教会的运作—1851年6月之汉会》[37]文利用《汉会众兄弟宣道行为》这一批函件探讨了1851年福汉会运作情况，认为学界有必要重新评估福汉会的性质，华人入教的动机出于就业的诉求虽说动机不纯，但也不代表弄虚作假是必然的。
（三）对郭实腊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研究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38]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39]两书均涉及到郭实腊中国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