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

积极促进中国的公民文化发展
2012级MPA姓名：黄双寅学号：P1*******
阿尔蒙德的著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是一本西方比较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划时代的巨著，而且也是一本对该领域研究具有引导指向性的学术成果。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研究的首要贡献是他的公民文化理论，他和他的同事在对意大利、墨西哥、德国、美国和英国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实证调查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公民文化理论体系。

阿尔蒙德对公民文化的界定是：“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而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它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这就是公民文化。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探讨的核心议题在于：“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有利于维持民主制的稳定”、“为什么有的民主体制比其他民主体制更有效”。

其选择的理论途径是从政治文化入手，通过辨别和分析不同国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差异，发现归纳出稳定有效的民主体制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模式。

他选择英、美、德、墨西哥、意大利等5个国家，以问卷和交谈方式的方式对5000人进行了调查访问，并将结果汇总，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中，参与者的作用高度发展，但仍存在着较为消极的臣民和村民，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也就类似于他所说的公民文化。

阿尔蒙德集中分析了公民文化
的三大特征：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者文化。

本人关注的重点是公民文化的参与性，没有参与就无法构成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公民文化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是指公民的一种精神和美德，只有公民具有了这种精神和美德，才能使得民主政治成为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政治体制，“公民文化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因此，应该积极发展公民文化。

中国公民社会生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其内部的结构和职能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

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官本位传统，形成了现时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尽管民众思想有所进步，民智仍未大开，“臣民”思想仍然严重。

民众并非权利意识薄弱，而是权力意识牢牢压过权利意识一头，为“臣”的激情远胜于为“民”的思维。

公共领域和公民不能占据主体地位，公民主体意识得不到重视，在此种环境下，形成的只能是缺乏参与的公民文化。

现阶段，我国的公民文化是传统政治臣民文化与参与型文化的混合体。

发展现代参与型文化，形成先进公民文化，促进公民社会建设，是我国公民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第一，改革体制机制，营造公民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

阿尔蒙德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强调政治文化与体系结构之间的适应性。

中国公民文化要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混合到以参与为主的转型，就要把握建设过程中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重视
体制改革和政治机构调整。

阿尔蒙德认为：“如果一个民主政治系统是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系统，那么一个民主政治的文化，就应该形成一套支持参与的信念、态度、规范、认识以及其他等。

”对我国而言，要积极发展有序参与型政治文化，就要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让体制机制成为促进公民文化进步的“推动力”，重点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监督、监管机制和信用体制。

政府应当相信“上行下效”之于公民文化的积极效用，一个“偷奸耍滑”、“暗渡陈仓”的政府和其管理之下的社会无法建立民众信任，失去信任的政府和社会更加无法培育民众参与公民文化的积极性。

因此要确保政府以契约和法律规范，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理念的市场交换原则为处事准则，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从另一方面而言，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需要通过公民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不断孕育成长，需要具备经济发展、民主体制等一系列条件。

然而近年来，随着博客、微博等互联网民意表达渠道的壮大，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非法作为等表现有了集中表达不满的平台，纷纷参与到“参政议政”的队伍中来，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十分迫切，在舆论上似乎迎来了建设参与型公民社会的“春天”。

但是，这种表达更多地停留在揭丑式的阶段，焦灼、急躁的情绪弥漫，大部分人提不出自己的想法和行之有效的应对建议，没有生成一种正常的参与型文化，并不利于公民文化的发展。

因此，在公民文化建设中要遵循渐进原则，有序的推进政治
和经济体制改革，为公民文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

第二，发展非政府组织，提高公民参与度。

公民文化可以通过家庭、工作场所、社团和政府机构等政治社会化渠道加以发展。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最积极的部分，其发展迅速、日益活跃、承担相应权责、沟通顺畅，可以成为民众参与的重要平台。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取向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念，即个人可以对政治精英和政治决策有某种支配力。

非政府组织可以为实现上述的“信念”、“支配力”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各种活动、提供各种服务，规范政府行为，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我国发展有现实意义、有实质内容的“公民”、“公民意识”，使公民不但关注社区以及与自身利益有关的各种城市问题，更能够培养公民的参与、环保、互助、公德等现代意识，增加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阿尔蒙德认为，个人在有某种机会起积极作用的团体，对民主政体的公民资格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个人是否试图通过组织团体去影响政府，取决于他对政府对这类呼吁可能作出反应的认识。

在雅安地震救灾中，某村支书就非政府组织参与救灾所持的观点是，非政府组织是民政局协调安排到村救灾的，他们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不会主动和NGO等各种民间组织接触。

此类观点的形成，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长期以来政府管得过多、不愿放权，由此产生的全能政府显而易见并不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解决之道唯有将其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交还社会组织。

因
此，我们的政府要摒弃视非政府组织为洪水猛兽的观点，以开放的心态、合理的引导为原则，规范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行为，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同时也就为公民提供了参与的通道。

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宽容、利他和公益精神，为实现公民的愿望和利益提供的多种途径，有利于形成先进公民文化的氛围基础，可有效缓和或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的稳定。

这样，在上述第一点中提到的社会“焦灼、急躁的情绪弥漫”现象，也会在非政府组织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下，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加强教育，提升公民思辨能力。

阿尔蒙德关于主观能力在教育、职业和性别方面的差别的研究数据表明，公民政治能力随着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而增长，公民参与和其受教育文化程度成正相关程度。

教育可以导致个人相信他们能够影响自己的政府，能够使公民了解政治结构及其重要性，明确参与的规范，培训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技能，进而发展公民文化的许多成分。

因此可以通过教育来推动公民文化的发展。

我们要转变教育理念，在传统的政治正确的“政治教育”基础上，逐渐突出平等、参与的公民教育，提高民众的公民意识。

这就需要打造开放、自由的教育环境，向公民传授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实践。

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介绍和实践西方公民文化的先进成果，要破除意识形态的桎梏，在教育的过程中放开讨论，无所顾忌地探讨。

关键是通过教育使民众形成适应和遵从民主程序的自觉性，培养民主精神和有序参与性格，为公民文化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和智力支持。

但是也要注意不能让公民文化教育成变质为西化教育，在教育中一味地关注政府的不足、社会的不公，使教育成为宣扬不满情绪的课堂等情况应当引起重视，诸如此类的“仇恨”教育无益于公民以正面、积极态度参与政治。

以韩寒的政治参与思想转变轨迹为例，我们可以将其梳理为三个阶段，即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阶段，对政府和社会不公的批判阶段，对政府素质和公民素质的辩证批判阶段。

拥有能够辩证看待事物的理性公民的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公民文化。

当前中国民众绝大部分还处于批判，主要是对政府和社会不公的批判阶段，只知批判而不知建设，一旦当权或得利便退出公民参与者的角色，这是极不正常的。

因此，我国公民文化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应当是使公民具备辩证思维并进入政治的辩证批判阶段，使民众真正具备公民意识和辩证思维。

综上所述，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对促进中国公民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在具体操作上，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发展非政府组织、加强教育等方式方法，可以有效推动公民文化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