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所有权理论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摘要：按照黑格尔所有权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取得占有、使用和转化这些人对自然的活动之中，这一过程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当然，随着后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入，黑格尔所描述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过程实际上也越来越表现为“异化”的过程。

直到今天，这种“人的物化”过程给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带来的影响已然成为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人;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有权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89-02近代以降，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活动不断扩展;及至今日，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能源、环境等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何从思想根源上分析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交往模式建立的基础？面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从所有权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值得反思。

一、“所有权”：关于人与外在物关系的讨论黑格尔关于所有权的理论集中体现在《法哲学原理》关于抽象法部分的论述之中。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1]50，也就是说自由意志为最终实现其自身就必然要走向定在，而“这种定在最初的感性材料就是事物，即外界的物，自由的这一最初方式，就是我们马上会认识到的所有权，这是形式法和抽象法的领域”[1]42。

黑格尔认为，所有权就在于人对外在物的占有，这种占有体现为仍处于抽象普遍性的自由意志单纯的自我相关，因而从另一个侧面而言所有权亦是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在这个意义上，以往人们关于所有权的论述主要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格出发，来论述人对物的占有以及占有中所包含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问题。

然而，笔者认为既然所有权本身在于人对外在物的占有，那么，对于所有权的理解就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从人格主体的角度来透视所有权的本质问题，还应包含关于人与外在物关系问题的讨论，即从交往的现实层面上来理解的广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上逐步确立，以及以商品形式出现的物日益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化而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关键力量，人与物的关系，亦即广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如何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现代人面前亟待解决而又关乎生命的紧迫问题之一。

其次，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解符合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宗旨。

黑格尔通过对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说明了自由意志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最终达到单一性，从而使自身不断现实化的辩证的发展过程。

从交往的层面而言，自由本身应当现实地体现在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对世界的必然参与之中。

也就是说，自由一方面是在逻辑上不断实现着、自我生成着的，即通过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阶段而使自身现实化、不断展开的自由本身经历了从抽象自由到特殊自由再到具体自由的嬗变;另一方面，从现实世界的交往关系来看，自由不断扬弃自身变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了作为主体的自我与自然界、自我与自我以及自我与社会的交往关系。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同一黑格尔的所有权理论不仅是对抽象自由的表达，也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从所有权的合理性出发，人与自然不仅相互统一而且以人对自然的绝对权利的态度统一起来。

显然，黑格尔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是与康德以及当时存在的“旧唯物主义”即实在主义观点相区别的。

康德将权利分为人格权、物权以及物权性质的人格权，这种权利分类的方法与罗马法中将权利分为物权、人格权等权利的方法不无关系，但显然它还是与康德哲学所设定的前提――“物自体”概念紧密相关的。

康德认为，只有在现象世界之外再设定“不可知”的物自体，才能得出在感性占有之外可能出现的理性占有，从而解决关于占有的二律背反问题以便说明财产权的合理性。

然而，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这种分类方法十分混乱。

黑格尔突破了康德哲学中“物自体”的界限，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勾连起来，意图实现人的内在超越，因而在黑格尔那里不可能存在人格权与物权的分离，而只会以“人对外在物的占有”方式实现人对物的权利。

相比之下，实在主义者虽然承认外在物的重要性，但却过分强调它是以绝对的实体性形式存在。

黑格尔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作为外在性的物本身没有目的，因而只能是外在的;相反，唯有自由意志本身才是无限的绝对的，因而才能是自我相关的，才有权利实现对其他事物的占有。

可见，黑格尔反对康德与实在主义将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观点，而主张将外在物即“自然”纳入作为主体的人的体系之中而实现自由意志的自我超越。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与自然相互统一的关系是通过所有权的三种实现方式表现出来的。

首先，它体现在人对物的直接占有中。

这种使人的意志直接体现在作为肯定的东西中的方式又分为直接的身体把握、给物以定形以及设定标志三种方式。

直接占有是人与自然相交往的最纯粹的方式，这种纯粹性特别典型地体现在人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中。

这种活动在经验上当然可以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具体方式，而在本质上给物以定形活动则最为直接地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作为客体的自然最初是与作为主体的具有主观性的人相对立的外在物，但是在人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中，人同时将自身的目的转移到了客观自然之上，而使自然抛弃了最初的直接外在性成为具有主观目的性的自然，通过这一活动自然本身成为了人化自然，而作为主观性的人格也在活动之中给自身以定在，从而扬弃了最初的片面的抽象的普遍性使自我得以现实化，人与自然相互统一。

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在物的使用环节。

通过占有，人对外在物确定了肯定的关系并使之成为“我的东西”，而在使用的环节中，人对物的关系转而成为否定的关系，因为它要满足我的特殊需要因而必然会被自我消化掉。

在这一环节中，作为外在物的自然失去了之前单纯与我对立的资格而“沦为”满足自我之特殊需要的手段和工具，自然以否定的形式与人在世界中会合以满足人的特殊目的。

人与自然的同一性较之于“占有”环节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同时这一“使用”再次凸现出作为主体的自我对于外在物的优先性。

再次，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所有权的转让环节。

人通过“占有”和“使用”使外在物成为“我的”物，即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同样作为主体的人也可以“转让”外在物而返回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区分了“可转让”和“不可转让”两个方面。

只有当身体和精神的特殊技能以及活动能力作为相对于内在精神的外在自然而存在时，即对人格保持一定距离时，我才可能将这些外在物（包括作为外在物的技能）转让出去。

反之，对人而言，最本质的精神、使人成为人的内在人格是不应该也绝不能被抛弃的，人对人格的所有是必然的。

黑格尔在设定“可转让”的限制性条件的同时，也再次表明了他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即在“人对外在物占有”的活动中，人始终要对自然保持优先地位，而且人没有权力将自己的自由意志降格为客观对象而成为转让的内容。

黑格尔通过取得占有、使用和转让三种活动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予以说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主要表现在人的活动中，而人的活动之所以具有重要性，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使自由意志得以现实化具有合理性的载体，根本上是因为人的活动承担了将人与自然两方面统一起来的重任，也就是说，在人的活动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得以统一。

当然，人的活动的完成必然要依靠一定的中介也即现实的媒介来发挥作用，为此黑格尔论述道，“把自然物据为己有的一般权利所借以实现的占有取得，作为外部行动，是以体力、狡智、技能，总之我们借以用身体来把握某物的一切手段为条件的”[1]60。

三、对黑格尔“所有权”理论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现代反思按照黑格尔的所有权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对外在物的占有”这一同一化过程中统一起来，并且人在“占有”中实现了对物即自然的绝对权利，使自然成为了人化自然。

事实上，“人化自然”现象不仅是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创造物，也是对当时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人化自然”的过程确实包含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然而，任何存在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相互关系，正如牛顿经典力学为人们所揭示的自然世界存在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尽管作为主体的人相对于自然能够居于主体地位，通过自身能动性的发挥使自然“被人化”，但另一方面，人自身也将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被自然化”即“物化”。

人在所有权中不断追求具有否定性的排斥他者的抽象自由的实现，而一旦这种否定性的自由被绝对化为人对物的肯定关系，那么人就将否定掉周围的一切而陷入对这种单纯物化的权利的追求中。

尽管“物化”问题并没有在《法哲学原理》中被强化，但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已经在当时出现，并且已经在自由意志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存在方式日益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中并且更为普遍性地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物化”现象就更为突出地体现出来，因此直到后来它成为了马克思早年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面简称《手稿》）的主题。

马克思在其《手稿》中更为形象而深刻地用“异化”这一词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讨论，本来属于人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为了支配人的力量，这种异化现象不仅最典型地体现在工人的劳动生产活动中，甚至蔓延到人们的生活中形成了对整个“人”的控制。

当然，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批判哲学所追求的毕竟是“内在批判”的向度，因而即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能异化为“人的物化”，但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它也能够通过自由意志进一步发展，即人与世界其他方面交往关系的发展而被扬弃，可见黑格尔作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其逻辑思维之缜密。

然而，正如自近代社会以来人与外在自然不断交往的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同一关系即使撇开人被“物化”的可能层面也可能导向另一个方面，即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不仅实现了面对自然的绝对权利，甚至形成了对自然的霸权。

黑格尔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而将“自然”完全吸收进作为主体的人的世界中，这样自然本身在黑格尔那里也就消除了其独立性而必然成为人的对象。

通过这种方式黑格尔确实消除了存在于康德哲学中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巨大鸿沟，通过绝对精神的历时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实现了人的世界的统一，但问题在于消除了“物自体”限制的绝对精神，在实现自身“合理性”的同时何以不会导致自身因过度膨胀而走上“非理性”之路？作为主体的人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活动实现对自然的占有，而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对自然的探索程度不断加深，工具的高精密度使人与自然之间沟通的障碍不断减少，因而人化自然的可能性正在以高速度不断增长。

人化自然程度的加剧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主体性的不断扩张必然对人类自身造成一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