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传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论史传对古代小说的影响邱瑞琳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

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

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

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

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

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

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

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

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

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

《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

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现历史场景。

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

《史记》中的作品，大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

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

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

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

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

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

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

……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

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

”（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

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

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

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

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

《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

《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

《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

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

《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

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

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

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

”（《读三国志法》）二归纳的这四体，包含着描写、叙述、人物对话和作者议论等小说叙事成分。

按西方小说理论分析，我国古代史传的叙事方式基本上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

所谓全知视角，简而言之就是作者充当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式的角色，对于故事中人物的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也了如指掌。

对于史传的这一叙事特点，钱钟书先生有一评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金且麂自杀前之慨叹，都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场面，外人不得知晓，左氏如果不是悬想虚拟，所据何来？（《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一、杜预序》）这样采取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例子在史传中屡见不鲜，钱钟书先生指出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的隐衷即习用此法，揭示了小说在叙事方式上与史传的某种关联：“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

’即亡。

”按《田儋列传》：“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向五百人在海中。

’使使召之。

”一忖度，一惊思，迳以“吾”、“我”字述意中事。

《萧相国世家》：“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亦如闻其心口自语。

……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之隐衷，即传角色之心声，习用此法，蔚为巨观。

如《水浒传》第四三回：“李逵见了这块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身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

我若赶去，倒使他坏了性命’”；《红楼梦》第三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

’”《西游记》谓之“自家计较，以心问心”，“以心问心，自家商量”，“心问口，口问心”（第三二、三七、四0回）。

以视《史记》诸例，似江海之于潢污，然草创之功，不可不录焉。

（《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淮阴侯列传》）史传叙事方式的全知视角，为中国古代小说积淀了特有的时空意识，形成了它独有的中国气派。

所谓的客观叙述，就是作者在叙事时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读者感到有一个叙事者横亘在他与故事之间。

然而作者又不愿把自己的观点隐蔽得读者无从知晓，于是在遣词造句上颇费斟酌，常常在微言中寓藏大义。

客观叙述是史传的传统笔法。

我国古代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含有微言大义，因此后代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是客观叙述，它强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作者在叙事中不直接出来进行评论。

春秋笔法对后世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温酒斩华雄这一段就是纯粹的客观叙述。

若按话本的叙事方式，关羽的外貌必定由叙事者直接描述，但这里却借用了众诸侯的眼睛来写关羽“身长九尺五寸，髯长一尺八寸，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似巨钟”。

袁绍、袁术贵族偏见，以出身和官职论人，有眼无珠；曹操门阀观念较淡，以本事才能论人，一眼看出关羽非同凡响；公孙瓒虽有荐贤之心，但没有气魄和胆量，这一切也均是由人物的言行来自行揭示。

关羽仅有一句话“酒且斟下，某去便来”，他如何藐视袁绍一班尸位素餐的大人物，作者没有直接揭示，这一切内心活动和各个人物品格的高下，作者未置一词，读者通过呈现在眼前的这个场景却不难得出结论。

这种客观叙述方式在史传文学中是最普遍采用的，仅此即可看出《三国演义》与史传叙事传统的承袭关系。

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是采用客观叙述的作品之最上乘者。

刘铨福评论说：“《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跋》）小说讲究寓意，多采用白描手法，作品还用微言大义，这都与史传的春秋笔法有着深刻的联系。

三“借古鉴今”宗旨是中国史传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法则。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借古鉴今的著书宗旨。

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借古鉴今，终极目的不在精确地记述历史事实，而在通过历史的记述来褒贬是非，阐扬治理天下的道理。

司马迁谈《春秋》，实际上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有所为而作。

因此，史家通常把史传所述故事当作某种意义的载体，从而形成史传的修辞传统。

史传的这种运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来记述历史，以不见痕迹地表达作者思想的修辞传统，对于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