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高见绝尘“野性”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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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高风绝尘“野性”之形成

冯静

人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更应具有独特性,而独特个性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苏轼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有时积极进取,有时默然消隐,是受某些学派和学说所主宰,个人觉得有失偏颇。苏轼当然受到儒释道各家学说的影响,但所有“选择”还是出于他自己,整个来说还是他自己是当时的“这一个”,即我这里所谓的具有“高风绝尘”野性的“这一个”。

“高风绝尘”是苏轼在熙宁,元丰年间所提出的一个命题。首先,它是一条审美理想标准和艺术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通向作者的为人和品德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和苏轼独特的个性了。

“高风绝尘”简单说来,就是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的韵致。高风亮节,指方正亮直,挺然不群的为人处世态度,即苏轼诗中所谓的“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以来不计身”[1]。因此,苏轼的“忠规谠论,挺挺大节”,“遇事敢言”,“刚正嫉恶”,“独于谋身,锐于报国”,“为官一任,惠民一方”以及倾慕大自然的洁净,无私等品格都应归属于“高风”的范围之内。“绝尘”,是指摆脱世俗尘土的束缚和批判追逐私欲的恶习,即苏轼诗中所谓的“尘世劳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2]以及所谓“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3]等。因此,举凡苏轼诗中批判世俗尘土的诗歌也都应归属于“绝尘”的范围。

苏轼的人生理想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意念存在于他的思

想之中的。相反,苏轼在其千辛万苦仕途坎坷、迭遭厄运的人生实践中,在其持续不断、渐趋成熟的创作历程中总是竭力去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因而,追溯苏轼一生及其创作历程,这一性格的光辉无处不在。

自苏东坡任职凤翔开始从政以来,他就抱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4]的理想和自信,满想有所作为,然而现实却每每令他失望。但是,从政数十年,他始终坚持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宋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因此民日困,官日贫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自谓“臣而不言,谁当言者?”[5]在京师为官,敢于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局进行揭露与抨击,主张“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在地方做官,则做了许多“便民”、“利民”的兴利除弊之好事,这些都是苏轼人生理想中“高风绝尘”的具体表现。

苏轼“高风绝尘”的人生理想就其实质上讲,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是苏轼人生探索和人格自我完善的结果,苏轼的“高风绝尘”显然是来自魏晋人性自觉时代的传统叛逆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苏轼又是一个在世路崎岖,儒道佛思想交汇碰撞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会,改造思维模式,敢于表露自己的思想品性的人。因此,苏轼是在多角度、多方位的思想批判继承中,逐渐形成了他的“自我新体系”,从而造就了他自我文化的新个性。所以苏轼的“高风绝尘”是崭新的、独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社会现象。也正因如此,“高风绝尘”才使得他具有了不朽的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就试着对苏轼的这一性格形成的原因作一个

具体的探索。

首先,我认为这是苏轼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苏轼生活的时代是士子“补天”意识浓厚,期望有所作为而又不能得心应手的时代。按苏轼的说法就是一个“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6]的时代。所谓“有治平之名”是说当时的形势表面上还是太平的。宋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国重新统一,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科学都较繁荣。所谓“无治平之实”,是说在表面承平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北宋统治者虽然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但由于宫廷“燕乐逾节,赐予无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所以财政拮据,入不敷出。人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苏轼生活在两次大的农民起义之间:在他生前四十多年,他的家乡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在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国南北又几乎同时爆发了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苏轼生活的年代虽然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小的农民起义仍不断爆发,苏轼在各地作官时,就曾追捕、镇压多起“谋反妖贼”。这一切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宋朝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宋太祖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只搞消极防御。宋太宗则订立了渔渊之盟,每年向契丹进献大量的财物。这些巨大费用既未换得边境的安宁,又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加剧了阶级矛盾。一句话,到了宋代,“积贫积弱”总态势已经成定局,整个封建王朝已经走上无可挽回的衰落滑坡的历史时期。面对这种形势,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感,他们多方探究其原因,纷

纷提出了改革朝政的各种建议、措施和方案,然多是就事论事,失于肤浅。很少有人从宋朝立国治国的基本政策上寻找症结。苏轼则一下抓住了关键所在,又勇于直言,把问题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宋朝统治者“用儒术而未纯”,更明确地说,说是对人民的地位、力量认识不足,没有体现儒家的根本思想。所以他坚持要恢复、光大和净化先秦儒家理论,重申和明确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对民实行仁政,而不是对统治集团本身,这就是苏轼“高风亮节”性格的核心内涵。而且,终其一身。他始终为了人民利益而呐喊,想把仁政的光辉照在千千万万生活在“苛政猛于虎”状况中的人民群众身上,这更是其人生理想的具体体现。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北宋范仲庵等的历次政治改革运动,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一样,苏轼的民主、仁政思想,在宋代一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在宋国家政策中未获得体现和实施,原因就在于苏轼所治之学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7]其实,这也表明了如苏轼一般的文士虽欲“补天”,而封建社会之“天”已无“石”可补。因而苏轼也不由得发出“世事一场大梦”的无可奈何的“绝尘”之慨叹。

其次,个人认为苏轼“高风绝尘”的性格是其一生坎坷曲折经历的沉淀。苏轼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他既经顺境,复历逆境。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失意时是柏台萧森的狱中死囚,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瞰芋饮水的南荒流人。

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反差巨大和鲜明,使他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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