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传统文化的整合交融——兼论其文化心理与生命哲学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时代，到处风云激荡，血泪横融，刀光剑影，战乱不已，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往四面八方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特殊的时代，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生命本我被突出出来。陶渊明高扬着强烈的个性精神，使自己的生命涂上一层浓重的顺应自然、委运任化的色彩，进而升华为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与生命哲学。解读陶渊明诗歌中的典型意义，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他那里呈现出一种整合交融的态势。他的文化心理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哲学，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独到的发挥。

因此我们关心的不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心理因素，而是身为文化批判和重建的创造性主体的内在心理特征。

为什么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陶渊明，本文认为这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积淀，促进我们从传统的心理素质向现代心理素质转变。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强调民族的自省与自强，但是无论怎样自省，总缺失一种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本文希望通过研究陶渊明的文化心理，为社会化进程中的人们提供一点启示抑或思考。陶渊明超越了自身文化传统的限制，以一种平等谦逊的态度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来理解和吸收多种文化思想，这是十分难得的。因而启示我们，能否有效地吸取多种文化的精华，取决于对自身现状的认识和把握，深刻地“知己”方能更清醍地“知

彼”，有针对性地取长补短。

一、人生哲学──从外在社会批判走向自我心理满足

魏晋时期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吸引力相对松弛的时期，两汉思想文化一元格局的崩溃，直接导致儒学的信仰危机。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已经遭到严重质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任桓玄手下的大司马，封为长沙郡公，在东晋皇朝的缔造上，陶侃的功勋仅次于名丞相王导。

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曾对自己的家世和祖先如数珍宝：“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就是这位曾祖成为陶渊明心中的一个偶像。但不幸的是，陶侃一生功勋卓著，却在政治地位上和名流有高下之分，在文化地位上与士族有清浊之辨。史称他

“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晋书·陶侃传》载他之所以能出仕是“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款待鄱阳孝廉范逵，才获得了立功升迁的机会。陶侃在世时被士族名士温峤蔑称为“溪狗”，东晋名士袁宏作《东征赋》，历叙世家名将的丰功伟绩，对陶侃却只字不提。陶侃第十子陶范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质问他“先父勋业如此，尔作《东征赋》，为何忽略不及”？陶侃对于东晋王朝的赫赫战功，还要用儿子的战刀才能捍卫，那么对于陶渊明这个没落贵族后裔来说，兼济天下，“猛志逸四海”又有何用呢？因此，陶渊明自傲而又自卑的家世使他在文化地位上

陶渊明对传统文化的整合交融

———兼论其文化心理与生命哲学

孙晓梅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基础部，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文学实践本身就是表意行为，但文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带上不同的文化色彩，形成具有文化特点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文学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解读陶渊明的文化心理与生命哲学，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他那里呈现出一种整合交融的态势，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独到的发挥。

关键词：陶渊明；传统文化；文化心理；生命哲学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４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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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２０１２

第３３卷第１０期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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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十分压抑，由此形成了他对出仕、对功名的冷漠。

魏晋时期儒学信仰危机的深化，对人生意义的探求，直接导致了玄学的产生。玄学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它的现实意蕴本是人们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的一种理论构建。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道”是万物的本体，也是最高的人格理想和生命境界。道之无为，皆因为它“法自然”，顺应自然，于是顺性适情的行为方式也就成为魏晋六朝人追求的生命存在方式。阮籍、嵇康将之推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高度，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和谐、有序、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本应如是，君主只有顺乎自然，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才能达到和顺统一。士人们在当时那种有违“天地之本”和“万物之性”的礼法制度下，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才能保持个体生命的本真自由。从生命意识和生命情绪觉醒的角度来看，玄学的形成是魏晋文士在失落人生家园的痛苦、恐惧和焦虑中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寻回迷失的生命本真境界的同时，力图重建人生家园和重铸精神寓所的结果。这种玄学生命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汉末以来所积聚的生命情绪，也对两晋纷乱现实中的危机起到一种镇静剂的作用，但也使文人弘道济世、积极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经世致用、建功立业和主动承当社会责任的精神趋于消沉。

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田，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价值判断，那就是：权势、功名、贪欲等都是违反自己的异己力量，而个体精神上的自适才是最值得珍视的，这也是心理学家通常所说的生存安全感，对于任何一个生存于文化中的个体来讲，都是绝对必要的。对名利地位声誉的追求，远远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更何况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满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为代价的。正因为如此，陶渊明由出仕到归隐时，没有沮丧，没有留恋，而有一种大梦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田园生活中活得真实，活得投入，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没有丝毫留恋仕途的痕迹，义无反顾地孜孜追求理想，哪怕与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抵牾冲突也在所不惜。

二、道德哲学──从推崇达观的处世态度到践行真善美的道德原则

我们知道，道德属于实践范畴，它渗透在人类

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文学作为一种发自人心的现象，自然与道德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缺少道德的内省和关注，那么文人便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完全意义上的文人。陶渊明的内心也并非是一泓深潭，风平浪静，归隐后的失望、苦闷、不平使他心潮起伏，他为有志不获骋而难以入眠，面对残暴的政治，他写下热情豪放的《咏荆轲》和含蕴隐晦的《述酒》篇，这些诗让我们看到他的“性刚”的一面，然而，尽管他并非浑身静穆，尽管他豪放来得不觉，尽管他有二分《梁甫》一分《离骚》，但他那份达观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种独立人格的典范。因为达观，他可以惯看生死；因为达观，他可以漠视功名；因为达观，他可以安贫固穷；因为达观，他可以乞食于人……正因为具有这种达观的态度，陶渊明才能对人生的风风雨雨、众生百态持一种平常心，不至于陷入情感的危机不能自拔。

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时代，也是名教危机的时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而恰恰在君臣、父子理论上，名教遇到了严厉的责难。陶渊明以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出对他所在的社会现状和伦理道德的深切关注和批判继承。他向往着真诚淳朴的社会和世风。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真善美的道德原则。他厌恶伪，所以他崇尚真，他同妻子和睦相处，同兄妹情真意笃，同邻里友好往来，无不处处体现着他的真。真是善的基础，有了真，才会有善。陶渊明所践履的善，是一种道德行为上的善，是不计物质的自然、自觉、自愿和爱。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载他在为彭泽县令时，“不以家累自随，送一仆役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身为一县之令，无法解决自家劳力缺乏的困难，却对请来的仆人善待爱护，确是一种饱含恻隐之心的善举。语短意深，字字如金，此中可见其善良人格。在真和善的基础上，美才能够实实在在地显现出来。桃花源可以说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在桃花源中，人的本性真诚，关系友善，人们友好相处，老幼无欺，热情好客；保存着原始的古朴淳风，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农耕生活。而只有这种社会，才能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自然风光构成完美的统一体；只有这种社会，才能同“衣裳无新制”构成完美的和谐，成为人们社会理想的道德准则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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