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与现代传媒(一)

文学作品与现代传媒(一)90年代以来，对中国20世纪文学和文化的重新认识成为众多研究者的重要课题，不过这些严肃的思考似乎又逐渐被淹没在各种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引用与解释中，沉浸在传统的审美视角和单纯的作家和作品批评中。

然而，与欧洲文明不同的是，当今中国的工业文明、现代化是在大众传播时代中进行的，是与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同步发展的。

这种时代的到来，将使我们对文学未来兴衰的思考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外的拓展显得格外重要。

其实，文学艺术是由创作行为和欣赏行为所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

文学的阅读或艺术的接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文学艺术本质的一部分，离开了特定的传播媒介，任何文学的接受都是不可能的，文学艺术的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特征其实都与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国传播学理论家库利说：“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

”（注：转见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而不同时代传播媒介的不同特点必然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传播的角度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100年中，先后出现了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这四大媒体，以各种形式传播着文学作品。

假如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在几千年中如涓涓细水，弯弯曲曲地向前走，那么到了本世纪初至中叶就汇入了一条滔滔大河，而如今，这奔腾不息的大河又象突然面临深渊而不得不以加速度直奔而下，一泻千里！因此，所有传统的文学样式、文学传播方式、文学传播途径、文学作品的市场、文学作品的受众对象、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等等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化。

现代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一方面在影响着它们传播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学作品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传播、产生影响。

传播使得文学的形式、小说的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都产生了变化。

毫不夸张地说，传播手段的发展与变化对今后文学（小说）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所特有的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产生的，它的众多特性取决于这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和从西方吸收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思想的结果，同时，也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背景、20世纪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等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也正因为如此，王晓明在重评五四文学的传统——《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中曾经指出：“文本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

它们有的面目清楚，比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比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

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

（注：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第一版）因此，他从一份杂志（《新青年》）和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即从文学出版物和文学组织机构是如何出现、发展并共同构成文学机制及文学规范着手，来重新评价那些对后来的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五四文学传统。

这真应了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体会改变一切。

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文学包括现代小说几乎是与现代传播同时形成并相互促进与成长的。

没有现代传播技术的产生，也不可能有现代文学的诞生。

阿英也在《晚清小说史》中指出了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第一便是“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

”（注：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正是印刷这一传播技术导致了传播活动和传播文化的繁荣。

晚清文学与其他时代的文学在传播方式上的不同之一就是，以前大多是手抄或刻本（雕版或活字）的各种作品，而那时是作为报纸的副产品出现的。

印刷技术的引进使得文化产品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自然传播的面也就更广。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他把小说称为“文学之最上乘”，又告诫为小说者，“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

（注：《新民丛报》（第二十号），《新小说》第一号，第56页）“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

当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趋向解体或崩溃之时，大众传播提供给如梁启超这样具有很大影响力和鼓动力的精英一个可以言说的际遇，使“新小说”和对“新小说”的提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并对后来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由于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版，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内容方面来说，由于面对广大市民，因而市民的情趣、市民各阶层的喜怒哀乐在小说内容中占了很大的位置。

或对社会的不满而批判社会，或借小说寄托个人的情感。

这些作品“反照出读者内心无意识的渴求”，因而深受都市读者和市场欢迎，它们间接地满足了大众的各种欲望。

从形式方面来说，印刷技术与出版方式的变化，出版周斯的缩短，使小说家不再“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已。

”而“朝脱稿而夕印行”。

（注：寅半生：“《小说闲评》叙”，《游戏世界》第一期，1906年，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陈平原、夏晓虹编，第一卷，第2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小说家因为能够在脱稿后很快见到自己的精神产品以书的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这种刺激，确使小说家意识到自己是在对一个个孤独的读者写作，而不是对着说书场中的听众讲故事。

（注：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87页）因而在小说的叙述模式方面有了极大的变化。

进入20年代后，中国又出现了电影、广播，文学又多了些传播手段。

50年代中国有了电视，90年代又引入了因特网。

在20世纪，四大传播媒体在这一百年中先后出现，文学的传播出现了人类文学史上空前的盛况。

大众媒介的急剧发展，既有力地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激烈地影响着文学的传播。

各种媒介一经诞生，便都以文学为自己的传播内容。

文学不仅在高速发展的印刷媒介中得到有效的传播，还被其他各种媒体的传播形式二度传播。

现代大众传播体系逐步形成，大众传播时代已经到来，而文学也在大众传播的多种手段中继续发展与变化。

上海是1923年建立第一座电台的，第一部正式被称为“广播剧”的是1936年根据戏剧家洪琛的剧本改编的《开船锣》（载《洪深文集》第三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写的是一艘由汕头开往广州去的船，即将离开码头时的情景，是揭露当时的政府包庇汉奸的。

这之后，先后有夏衍的作品《“七·二八”那一天》、于伶的《以身许国》、孙渝的《最后一课》等被改编成广播剧在电台播出。

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在她着的《风雨情》一书中就提到四十年代她在上海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我从不间断从收音机里听广播连续剧，即使旁边是母亲的两桌麻将在噼噼啪啪打得热闹，我也能专心致志地听我的广播剧。

”当时她听的是根据《简爱》改编的广播剧《水仙花》。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以来播出的广播剧数以万计，（包括广播小说、小说连播），其中优秀者大多是文学名著改编的，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莫里哀的《太太学堂》、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聊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更是无数次被播出。

除了文字媒介外，广播的传播手段，是最接近文学语言本身的。

广播小说、广播剧将文字语言的文学形式转化成声音，是一种需要接受者用想象力补充的“虚像呈现”，听众的想象与介入成为欣赏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小说、广播剧，是除了文字外最忠实于文学作品传播的手段。

文学就是这样开始从第二条途径走向大众的。

电视在我国建立于1958年。

有意思的是，虽然电视一在中国诞生，由于当时的社会状况，首先被强调为是宣传喉舌、舆论工具，但由于它容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一旦迅速成为大众媒体后，则马上又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传播内容。

电视剧的迅速发展，使文学文本的接受群在数量上大大扩展，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的电视剧共5625集，其中约40%是根据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变的。

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知觉的传播媒体，将最大多数的民众纳入了它的传播视野中，即使文盲或半文盲也往往能观看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影像文本的文学意义。

钱钟书的《围城》最初出版于1947年，建国后到1980年没有重印过。

虽非常有名，然而仅在知识阶层流传。

到1997年，该作品改成电视剧在全国播出，竟使全国人轰动，各阶层的人都来关注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于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人想逃出来”成为一种全民在思考的哲理。

到1999年11月，全国畅销书文学类出版排行表，小说《围城》竟排名第三！如果没有电视剧《围城》，是绝对不可能有小说《围城》的畅销。

这一类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王海令的《牵手》，叶辛的《孽债》改变成电视剧播出，既使作者的小说大受欢迎，又使作者本人大大出名。

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系列达23种，总印数达二百万册，全面覆盖大陆图书市场，不能没有据此改编的电视剧的作用。

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受欢迎的程度更是明显，《茶馆》、《骆驼祥子》、《雷雨》、《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无一不曾搬上过荧屏。

许多当代青年是通过看电视剧来了解这些名著的，他们以当代的独特方式，成为文学经典承上启下的读者链中的一环。

最会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文学作品的，应该是通俗文学，王朔的《过把瘾》、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大量作品，成为华语电视屏幕的一道道家常菜，当然还有琼瑶的言情小说，其中《还珠格格》更是把电视界闹得沸沸扬扬。

1957年，巴金的《家》被上海电台改编成广播剧，经翻译后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这是当时的苏联第一次从广播上认识巴金及其作品。

（注：参见《文学戏剧广播杂志》1957年第29期）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对日本的汉学家进行“中国发表的文学作品中给您印象最深的五篇作品”调查，最受欢迎的作品竟是《红高梁》和《人到中年》。

究其原因“有几篇作品得到欢迎，其原因好象在电影化。

比如，《红高梁》和《人到中年》都拍成电影了。

可见，电影和电视剧对于日本读者，起过的作用非常大。

”（注：《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11日）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老人与海》、《罗密欧与朱丽叶》、《乱世佳人》（《飘》）、《红与黑》、《悲惨世界》等这些名著被相当部分的中国人接受也是通过外来的电影和电视。

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于1976年出版，销量十分看好，但到1977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在全美播出时，有1.3亿人（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二分之一）收看，并且很容易地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先后播出，中国人也因此了解了这部小说，随后才有翻译小说跟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