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韩愈》
韩愈的文学理论
韩愈的文学理论
韩愈是儒家道统说的提倡者 , 他把自己看作是绍续 儒统的人。在这里 ,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自己宗祧 对象的论述 : 孔子传之孟轲 , 轲之死 , 不得其传焉。荀与杨 , 择焉 而不精 , 语焉而不详。 ( 《原道》 ) 韩愈之所以独推孟子之学 , 与孟子的思想体系为精 致的心性之学有密切联系。 当然 , 韩愈对于儒学转型的贡献 , 决不止于透露消 息 , 他做了具有实质性和开创性的思想引导 , 这集 中表现在他对孟子的思想核心的阐发上。
韩愈的文学理论
“务去陈言”强烈信念使他形成“为文尚异”的审美观 ，由此出发，追 求散文方面的气势充沛、平易畅达、千变万化来与骈文的雕饰呆板、陈 腐庸俗相对抗；在诗歌方面“镌鐃造化”，刻意求奇求险，力避俗套软 懦，并且大胆地“以文为戏”，在戏谑中明道(如《调张籍》)等在常人 眼中值得指责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得到解释，他是要追求诗、文的强烈 主观化的个性色彩，务欲独立白树于中唐，并传之久远 韩愈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枢纽，韩文韩诗也是由主情的唐音向 主理的宋调转变的桥梁。他的广文学思想中融会了文道统一的观念，在 “不平则鸣”的背景下，他能明晰地勾勒出与儒家道统相适应的诗文发 展的轨迹，对重要作家作品的地位与价值作出正确的判断。他独具特色 的理论体系融铸于他个性鲜明的诗文创作之中，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 成中唐文化史、文学史的奇观。, 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 响，甚至也拉开了唐代文化向宋代文化、唐诗向宋诗转变的序幕 , 所以 叶燮《原诗》中说 : “唐时为八代以来一大变 ,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其力大 , 其思雄 , 崛起特为鼻祖 ,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 , 皆愈为发起端 , 可谓极盛。”
唐分期
郑珉中先生研究唐琴，将唐代历史分期为四。
其所认定唐琴中，没有初唐琴。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的结语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金明馆丛稿初编》２９６页）可谓精辟的概括。
把唐代历史分成两个时期，这在学术界已是一致看法。
但要确定两期的分界线，即具体规定以哪一年为分期断限，却不容易，学术界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变动变化是相当长时期矛盾酝酿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
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不妨提出两个年代来作为标记：一个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的安史之乱；一个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７８０）两税法的颁布。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
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
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两税法的颁布宣告了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彻底废除，此后中国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基本上沿袭两税法的模式而有所发展变化，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基本面貌，其影响至为巨大，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济措施。
当然，这两件大事都有内在的联系，不是孤立的产物，因此也很难说哪一件更重要。
只能说，一件的重要性在政治方面，一件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
我们不妨把这２５年作为一个整体的转变时期看待。
以上的分期，是就唐代政治社会面貌的变化标准划分的，也是当今唐史学界的公认的看法。
这一分期法可称为二分法。
此外，还有四分法和三分法，也流行一时。
介绍如下。
四分法是把唐朝分为初、盛、中、晚四期。
初唐──高祖至睿宗；盛唐──玄宗至肃宗；中唐──代宗至文宗；晚唐──武宗至哀帝。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
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
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
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
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
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
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
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
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从《论韩愈》看陈寅恪的学术观
从《论韩愈》看陈寅恪的学术观
陈寅恪的《论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典型意义的一部杰出著作，主要
讨论韩愈和他的文学原则。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家，陈寅恪通过《论韩愈》向世人呈现了他的思想观念和学术观点。
一方面，陈寅恪在《论韩愈》/中充分阐述了文学修辞的重要性，他指出，文
学创作不仅要有牢固的社会功能，而且要做到清楚、洁净、有层次。
此外，他还认为，文学应该注重雅致、美妙，准确地避免浅薄。
陈寅恪要求作者要用有艺术感觉的语言来表达内容，通过修饰文字，突出文学效果。
另一方面，陈寅恪在《论韩愈》中强调文章的艺术思想，他呼应认为，文学的内容应是真实的，使读者能从中获得趋向实际的艺术洞见，并在洞见中体验美感。
此外，/在《论韩愈》/中，陈寅恪推崇“无私”理念，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
语言要客观、公正，要避免偏爱和偏见。
他认为，文学不仅要宣扬道义，而且要真正达到影响他人的意义。
为此，他要求作者保持公平、客观，不做无端的污蔑与谩骂，保持客观性以表现出文学的真实与至高。
综上所述，陈寅恪在《论韩愈》中的学术观是文学尊重修辞语言的精细，体现
艺术思想的真实与至高，注重公正客观，推崇“无私”理念，这/一观/点是独具特色，将泛传统文化与新思想完美结合，体现出中国文学新潮流的完整传承思想。
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
韩愈 和李 翱 生 活 在 “ 史 之 乱 ” 以后 的 中 安
唐 。唐代前期，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 繁荣发展 ，以 “ 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唐王朝开 始逐步走向衰落。中央政权与地方藩镇之间、中 央政权 内部官僚集团与宦官之间、世俗地主与僧 侣地主之间，矛盾冲突异常尖锐 。封建社会的基 本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土地兼并严重 ，农民流离 失所，封建王朝面临着覆亡的危险。与此 同时， 地 主 阶级 中一些 有识 之士进行 了深 入 的思考 ，从 不同角度提出挽救的方案。韩愈和李翱的道统说 和性情论即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他和柳宗元等人 以 “ 文以载道”为口号 ，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后世 产生了较 大的影 响。他对伦理学也有深刻 的研 究 ，主要观点在其 《 原道 》 《 、 原性》 《 、 原人 》 、 《 原毁》等文章 中体现出来 。李翱是韩愈的学生 ， 受韩愈的影响很深。在伦理思想方面 ，李翱继承 和发展了韩愈排斥佛教 、恢复儒家道统 的路线 ，
韩愈认为先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认为韩愈奠定宋代新儒学的基础其手段是天竺为体华夏为用似有因袭道统说是仿照佛教祖统模拟建立儒家道统夸大了佛教世系对道统说建立的影响忽视了儒家先王谱系所说的先王即是唐代之前儒家的统称指的是一个儒家谱系
２１ ０ ０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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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 学学报 （ 学社 会科 学版 ） 哲
企 图用 恢复 儒家仁 义道 德的正 统地位来 排斥佛 老 的 ，“ 一个基 于 固有 的传 统 而 自觉进 行儒 家伦 是
出， 佛法传人 中国之前 ，“ 天下太平 ，百姓安乐 寿考” ，传 人之后 ，则 “ 乱亡相 继，运祚不长 。 宋 、齐 、梁 、陈 、元 魏 以下 ，佛事 渐谨 ，年代 尤 促” 。而迷信最深、三度舍身施佛 的梁武帝 ，最 后竟被逼 “ 饿死 台城 ，国亦 寻灭” 。由此观之 ， “ 事佛 求 福 ，乃 更 得 祸 ” “ 不 足 事 ，亦 可 知 ， 佛 矣” 。韩愈告诫统治者 ，信佛对他们是不利 的。 《 迎佛 骨表 》最 根 本 的 思想 ，是 指 出 了佛 谏 教不合 民族传统和先王礼法。表中说 ：“ 夫佛本 夷狄之人 ，与中国言语不通 ，衣服殊制。口不言 先 王之 法 言 ，身 不 服 先 王 之 法 服 。不 知 君 臣 之 义 ，父子之情。 ”从维持 民族文化传统 的角度来 反 对佛教 ，前人 已经提 出过 ，如南北 朝时顾 欢 的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先生对于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评价甚高。
先后作了两篇审查报告，第一篇认为冯作取材准确，态度持中；第二篇则似乎有感于冯著之第八、九章内容，对于吾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进行了阐述。
言下之意，对于冯著所持观点持肯定之态度。
冯书对于韩愈，评价很高。
谓“真可为宋明道学家先驱之人，当推韩愈。
”将韩愈看作宋明理学的先导。
并把韩愈的观点，从三方面加以注意：一为尊孟子，二为重《大学》。
三则为倡“道统”之说。
1954年陈寅恪先生作《论韩愈》发表于《历史研究》第二期，对韩愈有一系统之评价。
先生认为退之之功有六：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方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对比陈与冯说，可知陈对冯文评价极高，与陈先生对于退之之评价有密切之关系。
上面陈先生对韩愈的评价，一至四项皆为肯定韩之刺佛对于我国文化之功。
陈先生在对冯文的审查报告三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
”能体会先生此话的含义，则可知先生对冯书评价甚高之原因，亦可知先生作《论韩愈》一文之目的。
亦可见先生立论，乃从文化角度入手，此先生论韩子之深意所在。
此外，陈先生之推崇韩子，还因为韩子之人格。
《论韩愈》文中说：“退之排斥道教之论点除与其排斥佛教相同者外，尚有二端，所应注意：一为老子乃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退之以平民之资格，痛斥力诋，不稍避讳，其胆识已自超其侪辈矣。
二为道教乃退之稍前或同时之君主宰相所特提倡者，蠹政伤俗，定是当时切要问题……则知退之当时君相沉迷于妖妄之宗教，民间受害，不言可知。
《论韩愈》——陈寅恪
《论韩愈》——陈寅恪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
讥之者之言则昌黎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昌黎集五调张籍诗），不待赘辩，即誉之者亦未中肯綮。
今出新意，仿僧徒诠释佛经之体，分为六门，以证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
至昌黎之诗文为世所习诵，故略举一二，藉以见例，无取详备也。
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
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观两汉经学传授之记载，即可知也。
南北朝之旧禅学已采用阿育王经传等书，伪作付法藏因缘传，已证明其学说之传授。
至唐代之新禅宗，特标教外别传之旨，以自矜异，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统，证明其渊源之所从来，以压倒同时之旧学派，此点关系吾国之佛教史，人所共知，又其事不在本文范围，是以亦可不必涉及，唯就退之有关者略言之。
昌黎集一一原道略云：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
新唐书一七六韩愈传略云：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
昌黎集一复志赋略云：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
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
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纪之连山。
嗟日月其几何兮，携孤嫠而北旋。
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
同书二三祭十二郎文略云：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
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
既又与汝就食江南。
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略云：先生于大历戊申，幼孤，随兄播迁韶岭。
寅恪案，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宋儒仅执退之后来与大颠之关系，以为破获臧据，欲夺取其道统者，似于退之一生经历与其学说之原委犹未达一间也。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至关重要。
这部经典
之作在中国历史上留有深刻的影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
《论韩愈》是陈寅恪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创作的一部著名的文
学作品，其内容以五代宋朝的文化大师韩愈为主题，全面考察了宋代
文化的特点、价值、发展与功能，对宋以来中国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主要分析了韩愈的诗文，剖析了宋代文
学的发展及其文化思想的特点。
陈寅恪先生从思想、文化方面剖析了
宋代文学发展及文化思想的特点，深刻概括了宋代文化的特点和发展
脉络。
他主要关注诗歌、文献、宗教、文艺、名人传记这五个领域，
并据此提出了他的理论思想，即“改外归内”的思想。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
为宋代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把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精华内容融
入到当时的宋代文化中，为后人指明方向。
其次，他的思想理论为中
国文化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理论思想“改外归内”的思想，弘
扬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影响深远。
总之，《论韩愈》是陈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部经典
之作，其全面考察了宋代文化的特点、价值、发展与功能，并从思想、文化角度提出了“改外归内”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
为我们向前走指明了方向。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xx海中国诗史上有“四大诗人”之说——李、杜、苏、黄，李、杜为唐人，苏、黄为宋人。
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史上的两种诗风——唐风与宋调。
而宋调之成其来也远矣，叶燮《原诗·内篇》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租。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在韩愈以前的文坛上，有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诗歌的革新，他们为昌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为杜甫所称道的元结，实开元和诗坛元白新乐府之先声。
他们都反映民生疾苦，将诗歌向明白易晓方面发展，主张语言的质朴浅易，其末流未免流于浅俗。
顾况虽同其声气，但其诗颇有纵横奇诡之作，实有昭示后人向上一路之意。
大历十才子有较深的艺术修养，有琢词炼句之偏好，却缺乏诗歌意境的创造，亦存在忽略现实人生之倾向，形成其平淡省净的艺术风格。
韦应物、刘长卿、李益为第三层次的诗人。
韦、刘造意清新，内蕴深厚。
李益边塞诗内容丰富，思绪深沉，豪迈慷慨，既承盛唐余绪，又启中唐诗风。
至德、大历年间的诗坛上存在的这三批诗人，都显示了由盛唐向中唐诗风的转变。
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派，他们主要是在诗歌内容上发挥过渡作用的。
他们不再象盛唐诗人那样，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
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刚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以平淡省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雄伟壮丽。
而刘长卿、韦应物等介于这二派之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起到了过渡作用。
而所有这些，都为元和诗人提供了一个借鉴，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才性、嗜好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责任感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力图以显自己的才思。
而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一派痛切于大历诗人关心民瘼不够，则远绍汉魏乐府民歌，以矫大历诗歌内容之浮，成就巨大，成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派的成就是巨大的，只是元白一派终为唐调，并没有给后人开启出多少新路子。
以韩愈、孟郊为首的一派则主要从风格上来矫大历之浮，以奇崛之辞，发幽忧之思，并非没有反映社会政治的外部世界，而是主要从士人们郁结愤激的内心世界来认识社会人生。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导读：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
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
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
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
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
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
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
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
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
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中国古代文学：第九章 中唐古文运动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 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桞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 故坤選八大家文鈔，其書盛行海内，鄉里小生無不 知（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則，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闗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 為矣。故申吕自嶽降而傅説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 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 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 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 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 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刻和景韩诗文的拓片。拓片从曹吉家中阁楼中找出，共有200余张，不
少是碑刻已毁的孤本。其中韩文公全身像拓片原拓于钓鱼台韩文13祠壁，
是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阳山知县熊北师所镌，由陈昂写像，具
有十分宝贵的研究价值。如今，200余张拓片已使阳山成为全国拥有韩
愈遗迹、景韩遗迹拓片最多的韩愈故地，这些拓片也成为韩愈研究的珍
二、 唐代散文的发展过程
散文是与骈文相对的概念。
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特别是官场文 章与科考文章，以骈文为之，文章浮华雕琢。
从陈子昂开始，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人数开始 增多，散体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 《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等文。
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人之 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 有诗的特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了盛唐时期特 有的“诗人之文”。
论“韩李”之学与理学萌芽
论“韩李”之学与理学萌芽论“韩李”之学与理学萌芽摘要：宋明理学的产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然其源头可追溯到唐中叶的韩愈和李翱。
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痛斥佛老,力图重振儒学，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论和“性三品”说，其道统思想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代理学道统论之先河,是承前启后,联结两端的中间环节。
与韩愈亦师亦友的李翱修正了老师韩愈的“性三品”说，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复性”说，这不仅开启了理学心性论的先河，也为宋代理学融合三教做出了表率。
由此可见，以韩愈和李翱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确乎是宋代理学的先导。
而正是由于韩愈、李翱师生两人对理学形成的先导性贡献，有学者常以“韩李”并称。
关键词：韩愈；“道统”论；李翱；“性三品”说；“复性”说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到了中唐，中国文化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自安史之乱后，政局日趋混乱，至于衰亡”。
[1] (p.197)其实“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的转折点。
正如叶燮在《己哇集·百家唐诗序》中所说：“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
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
故有学者论断说“不独诗史如此，放大至整个文化史，中唐也可视作‘古今百代之中’，即以此为界标，有一前后判然相别的阶段性区分。
”[2](p.144)西方学者谢和耐注意到唐中叶至宋代的巨变，他指出：“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国有过最辉煌的岁月，而到了公元12—13世纪，情势就有了令人瞩目的扭转。
在这4世纪中，发生过急剧的变化。
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取代了。
”[3](p.2)与社会经济的巨变相适应，文化史也显露变迁轨迹。
此以唐中叶的文化领军人物“韩李”为旗帜。
陈寅恪先生曾以六端盛赞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包括“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高中语文文言文韩愈《送董邵南序》原文、译文及赏析
韩愈《送董邵南序》原文、译文及赏析韩愈《送董邵南序》原文、译文及赏析《送董邵南序》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
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
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原文】送董邵南序作者：［唐］韩愈燕赵00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01。
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02，怀抱利器03，郁郁适兹土04。
吾知其必有合05也。
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06，苟慕义强仁者07皆爱惜焉。
矧08燕赵之士出乎其性09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10，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11?聊以吾子之行卜之12也。
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
为我吊望诸君13之墓，而复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14乎？为我谢15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16矣。
”【注释】00、燕、赵：借指现在的河北一带。
01、感慨悲歌之士：用悲壮的歌声抒发内心悲愤的人，多指有抱负而不得施展的人。
02、有司：这里是指礼部主管考试的官。
03、利器：锐利的武器，这里比喻杰出的才能。
04、郁郁适兹土：忧郁地到那个地方去。
意思是董生想去燕赵地区谋职。
适，到……去。
兹，这。
兹土，指燕赵之地，当时受地方割据势力统治。
05、有合：有所遇合，指受到赏识和重用。
06、夫以子之不遇时：像你这样不走运的人。
07、慕义强（qiǎng)仁者：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
08、矧（shěn)：何况。
09、出乎其性：（仰慕正义）来自他们的本性。
这句意思是，燕赵之士由于有这样的本性而更加同情董生。
10、风俗与化移易：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
与，跟随。
易，改变。
11、吾恶（wū)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现在的风气跟古时说得有什么不同呢？恶，怎么。
12、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凭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
聊：姑且。
卜：测验、判断。
陈寅惆守老僧之旧义”诗文释证——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寅恪结束了陈三立老人所期望的“后生根器养蛰伏”的海外游学生涯，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
本来，于时代、于他深厚积蓄的西学素养，这正是一个辉煌闪爆的时际。
然而在他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上，他却提到了《世说新语》中一个有名的典故：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
既而此道人不成渡。
愍度果讲义积年。
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谲篇》）。
这样一个充满乱世沧桑之感的故事，确实很能投合陈寅恪的性情。
我们可以肯定陈寅恪并不是偶然为上课而引用这个典故。
因为后来在他的诗文中又一再提到这个典故，来抒发一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寂寞销魂意绪，以及“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的郁结，同时也正是表明他对于这个典故背后所蕴含的深义有独到真切的感应。
一九四ｏ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又重新引述了这个故事，然后说：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又据《陈寅恪诗集》：渡江愍度饥难救（《残春》1938）江东旧义饥难救（《由香港抵桂林》1942）江东旧义雪盈头（《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1951）。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九六五年《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云：呜呼！八十年间，天下之变多矣。
元礼文举之通家，随五铢白水之旧朝，同其蜕革，又奚足异哉！寅恪过岭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益不胜死生今昔之感已。
“乞仙令之残砂”典出《晋书·葛洪传》，意为效葛洪避地而南迁。
从二十年代之讲学清华，到六十年代之栖身岭表，我们不能不惊诧于他长达数十年的“守伧僧之旧义”的心念。
细加分析，此一心念之中又含有从学术方法、学术目的、到学术人格以及文化理想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辞情而旨深，语简而义圆，这是中国思想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
《论韩愈》与陈寅恪的新宋学情怀
流 布 ，依 我 国固有文 化传统 所无 之奇技 ，终获 上下 人心 信同 。先 秦至后 汉之 中 国文 化 ，不 崇形而 上学 思 辨 ．不备众 生平等 之普世 形态 ， “ 知生 ，焉知 未 死” ，不切 及个 人 之 畏怖 得 失 。 因之 ，儒 、道 相形 失 色 。佛 教获得 政治 、社会 之极 大影响 力 ，至 武后 玄 宗之 世 ， “ 偏重进 士词科 之选 ．明经 一 目仅 为 中
．
二 、宋 明新 儒学兴起 以哲学重振政 治权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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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 佛儒 相对之 局 ．寅恪先 生认 为 ． “ 天竺 盖
我们 分 析 寅恪 《 论韩 愈 》 ，不 可 困于 此 文分 判 之 六 门 ．或 者说其 中有 可 以合 为一 门的观点 ，也有 必 须 拆 分 精 述 的 观 点 ，即上 引 “ 先 ” “ 次 ” 首 、 其
广 州 社会 主 义 学 院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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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００年第 ４ （ 期 总第 ３ 期 ） １
Ｎｏ ０ ０ Ｓｒ ｌ ｏ３ ） ． ２ １ （ｅｉ Ｎ ．１ ４ ａ
有政治变乱 ．思想存废即国族 、政权存废，这是寅 恪思想之重要定则 ．今之学者 ，对于马克思经济基 础 、政 治上层 建筑 与思想 上层建 筑 的关 系理论 早 已
漠 然 （ “ 想政 治教育 ” 对 思 。更 是嗤之 以鼻 ） ，殊不 知寅 恪之法 ．亦如 韦伯之 法 ，极 重其 间关联 。时 贤 如刘 沐斋先 生指 出 ．寅恪 视佛教 东传可 比拟 近代西 方文 化人华 ．故平 生学术 ，戚戚 于此 大事 ，论著往 往倾 力于汉 后宋前 中古之 世 。 《 论韩愈 》一 文直指
述陈寅恪先生批读《韩翰林集评注》
述陈寅恪先生批读《韩翰林集评注》作者：陈尚君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01期按：本文为应北京某出版社约稿拟影印该书稿本而写，后因知未获授权而中辍，今交《古典文学知识》刊出。
尚君2014年10月18日附记。
本书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读唐代韩偓诗的的读书札记，写在民国十一年（1922）印本《韩翰林集评注》上。
韩偓（842—约923），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字冬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十岁能诗，姨父李商隐称其“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皆惊》）。
早年风流自命，有《香奁集》，词致婉丽，多涉艳情。
及龙纪登第，入仕已近五十，始风骨凛然，大节为世所称。
昭宗光化三年（900）六月，宰相王溥荐为翰林学士，尝与崔胤等人定策诛宦官刘季述。
次年即天复元年（901）冬，从昭宗避居凤翔，以功拜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参与机密，为昭宗所倚重，屡欲任其为相而不就。
三年（903）初，昭宗归京，权归朱全忠。
偓为全忠所恶，乃累贬濮州司马。
次年，全忠胁迫昭宗迁都洛阳，寻杀昭宗而立哀帝，偓闻乃弃官南下，经今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晚居福建。
梁末帝贞明六年（920）逝世于泉州南安，年约八十二。
偓南行后曾回忆在翰林院数年经历，撰《金銮密记》三卷。
曾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所取资，为研究唐末政治之重要记录。
书不传，残文有拙辑本收入《中华野史》。
偓在翰院期间及南行期间，写下大量诗歌，感愤时事，慨叹身世，激昂慷慨，语意沉痛，后世论诗者许为杜甫以后最具诗史意义之作品。
韩偓诗存世版本较复杂，常见者则以汲古阁刊《韩内翰别集》附《香奁集》为较善。
《韩内翰别集》前半始于“入内庭后诗”，其次则循序收南本道途诸诗，后半则多存入院前诗歌，盖所源出文本，据其自定文本而后半有所窜乱也。
《香奁集》则存其自序，称其“以绮丽得意”。
诸诗大体作于“庚辰辛巳之际，己丑庚子之间”，即咸通、乾符之间（860—880）。
后季振宜《全唐诗稿本》、清编《全唐诗》皆据该本校录，而习见之《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旧钞《玉山樵人集》（内附《香奁集》），则既经分体，又多刊落原注，难称善本。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
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
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
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
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
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
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
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
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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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
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
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
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
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
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
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
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
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
这是我最喜欢，印深最深刻的一首
韩诗，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应了韩愈自已的观点：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不知此论从何而来，甚奇。
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总会有例外，然而，在韩愈我是坚信文如其人的，坚信韩愈的人品高尚，绝对是正直不可的君子。
“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
怀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的信念，热衷仕途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
这不过是退一步而言，而事实上，我从不觉得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我横看竖看也只是觉得韩愈愚直鲠言，所作所为所无不发自良心和肺腑，从不为名利所累。
纵观韩愈一生，二次被贬，均是犯上直言而招罪，古语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愈竟然会重蹈辙，一错再错，其“愚笨”“和不智”直为“智者”所笑所讥所耻，试问那些惯于揣摸上意，溜须拍马的人，会这样呆？那些热衷仕途，贪官恋栈之徒，只恐拍马无门，溜须无路，会白白放过一次大好机会，肯傻乎乎据理直言、甘犯龙颜？史记韩愈“操行坚正，硬言无所忌”，晚年还以衰朽之躯，只身到叛军营中劝降。
叛军列兵帐前，刀枪齐举，但韩愈无所畏缩，大义凛然，直斥其非，其英雄气概，过人胆识真不亚于单刀付会的关云长。
假若个个热衷仕途，贪务虚名者，都有此风骨和气节，又何妨热衷，何惧贪务？不恨其多只恨其小，不怕其烈只怕其淡矣。
微斯人，谁能“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蕃薯”，被贬潮州的韩愈并没有因自已个人得失而意识消沉，而是切切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杀鳄除害，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后来改迁袁州，还继续篇赎取奴婢，禁止人口买卖。
在上直言阵事，兼济天下，在下务实求是，福泽一方；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韩愈一生可谓言行一致，比起那事志大才疏，高不成低不就之辈来，不怨天，不尢人，不弃，真正身体力行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
可敬！可佩！可歌！
其实韩愈在潮州只是逗留了短短八个月，但他播下的种子，带来的希望，却是一直默默萌芽，暗暗闪亮，韩愈又像一座高山，一湾绿水，永远留在潮州，润养着潮州。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古往今来，历史上曾出现过多少王候将相，有过多少名士英杰，不少人竖碑刻石，造庙建寺，希望可以人过留名或炳照青史，然而，刻在石上的，写在书上的，不少早湮没在岁月的最深处，早已蔓草青青，有几多还真实地活在后人心中？在潮州短短八个月的韩愈，竟然令一片江河尽姓韩：潮州的江改叫韩江，潮州的山改叫韩山。
王相将相能让江山易姓，但有几个能让山河改姓？以山河为姓，人心作书，伟哉，韩愈！壮哉，韩愈！
点评：1954年陈寅恪先生作《论韩愈》发表于《历史研究》第二期，对韩愈有一系统之评价。
先生认为退之之功有六：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方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陈先生之推崇韩子，还因为韩子之人格。
而反观于陈先生之一生，更可知先生作《论韩愈》一文，实先生自勉之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