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下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路径

PPP模式下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路径———以湖北省为例摘要：PPP模式突破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思路，由单一财政投入转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合作，在解决资金的同时，也为公共服务引入更高效的管理机制。

PPP 模式没有普适性的模板，需要结合地域和项目实际情况灵活选取运作方式。

文章以湖北省为例，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出发，针对不同领域探讨PPP模式运用的基本思路，并明确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方向定位。

关键词：PPP模式；公共服务；财政经过多年改革发展，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已大大突破传统单一的财政投入模式，逐渐开始尝试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购买服务、市政债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多种方式。

面对多样化资金途径，如何选择既能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压力、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财政资金不足压力等现实困难，又能最大程度避免政府债务规模扩大、地方财政风险、银行不良贷款等后续问题，需要政府周详的权衡和考量。

一、PPP模式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新思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作为项目融资方式的统称，包含多种公私合作组合方式，该模式突破传统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分工边界，根据不同项目特点选择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各种运用模式，能够整合双方各自优势，旨在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分配风险，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速，政府和社会资本间合作模式耦合程度越来越紧密，特别是近年来在传统PPP模式不足的基础上总结生成的狭义PPP模式，相较于传统的PPP模式更加强调公私双方的全过程合作，也将项目融资上升到了微观层面操作方式和宏观层面体制机制变革的高度。

（一）PPP模式以合作共赢方式弥补公共服务供给缺口。

公共服务以政府为供给主体，源于其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属性，但并不是意味政府进行“包揽式”供给，而是由政府用最高效的方式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仅就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湖北省要在2015年末全省城镇化率为56%的基础上，实现2020年超过60%的目标水平，将面对未来5年内年均150万多的农村居民转移为城镇人口现实，公共服务支出和建设资金需求每年达数千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财政单方面投入远远不够。

PPP模式允许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间平等合作，以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约束机制等调动社会资本，能够缓解财政资金压力，可谓是满足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的一把利器。

（二）PPP模式以利益共享机制拓宽社会资本投资空间现阶段湖北省公共服务供给增加投入压力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新区和重点小城镇建设以及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其他公益性事业项目；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巨大的增长潜力又被狭窄的投资渠道所阻碍。

2014年末，湖北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6494.82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5289.82亿元，69.30%的存贷比低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的75%，民间投资活力有待激发。

在“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改革思路，PPP模式为政府和社会资本打通了对接通道，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以前不愿、不敢或不能单独介入的公共服务投资领域，通过项目运作实现社会资本获得与风险匹配的收益、政府履行提供公共服务职责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等多个目标。

（三）PPP模式以风险共担准则提高政府债务管理能力湖北省政府投融资渠道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据审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湖北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5150.94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1752.95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776.89亿元。

而在已支出的6136.10亿元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科教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支出为26782.06亿元，占比达63.32%，说明了政府性债务资金仍是湖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PPP模式作为解决地方债务“高企”的应对方式，能够利用社会企业负债“腾挪”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同时风险与收益匹配和最佳承担的风险分摊原则可将债务风险适当转移，中长期财政规划和资产债务管理转变也将倒逼政府掌握和管理债务风险能力提升。

此外，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概念下的机制创新，在充分尊重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平等主体间合作践行法治和契约精神，还将有利于湖北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

二、PPP模式在湖北省的运用途径作为一种动态性应用产物，PPP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成功的运用，但其运用条件涉及地方人口、面积、发展水平、社会条件、自然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审视经济发展的地域梯度现实，正视沿海和内地时序和进程的客观差异，因地制宜地结合西部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和公共服务需求变动，科学选取和运用不同领域、不同环境下的项目组合是使PPP能够“落地生根”的关键。

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三类项目，细研湖北本土实际，现对PPP模式下的探索提出以下思路：（一）基础设施类项目以城镇化建设为例本文所指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经济性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通讯、机场、隧道等公共设施，这类项目大多具有相对完备的收费机制且投资收益比较稳定、投资规模适中、长期合同关系比较清楚、技术发展比较成熟，使用者付费方式条件相对成熟，鉴于湖北省在基础设施项目具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在试点阶段可优先选取高速公路、城市轨道等项目进行尝试。

1.明晰建设项目特性，权衡运作适用方式。

就项目运作方式而言，传统PPP 模式中常用的主要为BOT（建设-运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LOT（租赁-运营-移交）、购买-建设-运营、委托运营等多种方式，其中BOT在湖北省运用最为广泛。

早在2010年，湖北省采用BOT方式招商成功，开工建设项目占全省高速公路在建里程一半以上，总里程和引资规模均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二位。

在经验积累的同时，BOT等传统方式失败教训也需正视，狭义PPP模式正是通过加强双方全过程合作弥补不足，其典型结构则以现代企业股份制为基础组建的SPV 特殊项目公司，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控制。

需要把握的是，狭义PPP典型结构优势明显但并非意味味照搬全用，传统PPP模式存在弊端也并非不可触碰，关键在于要在修正完善后方可选择。

总之，各方式的具体运用应结合项目定价机制、收益水平、风险分配、改扩建需求及期满处置等关键性因素相机选择。

2.运用区域特许经营，发挥投资规划优势。

PPP模式发展至今，双方合作中优势互补是提高效率的关键，社会资本在规划设计、市场分析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不容忽视。

就湖北省新型城镇化而言，面对“一核、四群、五带”城镇空间布局，城市新区和重点小城镇建设等区域性规划中科学评估需求、预测发展潜力和优化资源配置等环节都事关全局。

区域特许经营通过总特许人将特权授予次特许人，次特许人在授权区域内统一再授予次受许人的方式，将分散的特许授权统一由次特许人全权负责区域内特许业务开展，增强了次特许人的区域规划责任，能够发挥社会资本灵活运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统筹和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

而对于可能导致的局部垄断，政府则应加强项目前期规划评估、可行性论证意见等方面的协商，在信息对称下达成共识后规范运作，并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和加强监管力度予以防范。

3．建立动态调价机制，确保项目持续运作。

基础设施类PPP项目大多通过使用者付费方式实现社会资本的利益保障，而利益分配的核心就是定价，因此定价机制可以说是基础设施类PPP项目可否持续运作的基础条件。

总结发达国家和我国以往PPP模式的不成功案例，其关键就在于定价机制不合理，导致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不对等。

湖北省基础设施领域尝试PPP模式时，应注重合同和协议中价格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平衡项目的收益和风险，避免社会资本蒙受亏损或获取暴利。

动态可调整定价机制需要综合考虑项目收益、运营维护成本、物价水平、服务供给流量等多项指标，科学评估基础设施类项目盈利能力和水平，在合理确定社会可承受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差额损失补贴或超额利润分享，确保良性正向激励的形成。

（二）公共事业类项目—以环境保护为例公共事业项目指社会基础设施，包括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环境保护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由于其社会效益往往高于经济效益，单纯的使用者付费难以确保社会资本的合理利润空间，通常要采用适当补助等方式弥补以运营成本加合理利润与社会承受能力之间的差额。

1.界定公共事业领域，发掘PPP模式运用范围。

对于公共事业项目，国内外运用PPP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集中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项目，但就社会基础设施领域而言，还有很多项目值得挖掘，特别是环境保护项目，湖北的尝试尤足珍贵，这在西部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湖北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但作为全国生态建设核心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环境保护工作一般是跨区域,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治理内容复杂,资金投入压力巨大。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除了城市绿化带建设、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再用等环保活动，还包括防风固沙、水土流失、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牧）等活动,这些需要政府区域协调和整体规划，一般投资回收期长、风险大，生态效益成效显现较慢。

因此，以政府付费、财政补贴、贴息等方式能够确保社会资本合理利润，灵活运用政府财税、金融、投资、产业、价格等激励机制则有利于增加项目吸引力。

2.跳出特许经营惯性，尝试混合所有制。

市政公用事业虽然逐步加大了开放力度，但相较而言法律和法规仍处于补充和完善过程，在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的前提下，合同或协议界定很难清晰，特别是特许经营权范围不易确定，但这并不意味因噎废食。

换个思维角度，回归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混合所有制”思路可使我们不再纠结于公私边界问题，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制度方式，可以用其容纳力和包容性将法律缺失问题迎刃而解。

如果通过SPV形式组成特殊项目公司运营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则可以通过股权方式清晰归属，用股权纽带将特许经营权问题等复杂问题内化为同一市场法人主体的内部间合作协调，政府则可通过绝对控股权控制公司决策方向，从而保障社会利益最大化。

3.树立市场融资风险意识，加强政府项目风险管理。

公共事业项目涉及从项目融资完成到建设、运营等全过程，隐含着土地征用和融资时间延误、完工风险和成本超支风险、需求和收入来源、项目提前终止等多种风险，这些风险需要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按照最有控制力的一方、风险分担与所获得收益匹配、有承担风险意愿的原则进行合理分担，政府应主动承担应承受风险，但也要避免超出自身承受范围的风险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