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业的发展瓶颈和发展空间分析

中国律师业的发展瓶颈和发展空间历史缺陷：中国律师业的先天病灶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制度。

封建专制主义、职权主义的司法，漠视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民权的保护，只强调皇权和统治秩序的需要，不给管理对象话语权，因此产生不了现代律师制度。

歧视、敌视律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之一。

中国国民伦理观依附于官方的引导，将律师视为社会麻烦制造者、是“讼棍”、“挑词架讼”者和“唯利是图”者，这都有历史的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纪事本末》、《吕氏春秋》有一则关于民间讼师邓析因为帮助百姓诉讼，教会百姓如何打官司，而被官方诛杀的记载：“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

民之献衣学讼者，不可胜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而胜，所欲罪而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为驷颛所杀。

”因此，封建法庭上的文人师爷，不是律师，多是为官方服务的吏，协助侦查和审理案件，不准为被告人提供帮助。

千年传承，“民风好讼”是刁民的代名词；“无讼”是良治的最高境界。

至于如何达到无讼，历来史书都不去深究，多简单地理解为是社会没有矛盾，天下大治之故。

间以“讼师”面目出现的，大都是负面的。

这是职权主义司法的必然结果。

办案方法靠纠问、挞掠，强迫认罪，不得辩护。

包公戏和其他古代记录，大量遗存了这种办案实况。

被告自我辩护权和律师辩护权是被忽略和否定的。

中国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始于清末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借鉴引进。

1840年国门打开。

1901年（光绪27年）张之洞洋务派《江楚会奏变法三摺》，提出司法改革9条意见，强调审案要“重众证”。

1906年，沈家本《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起草完成而未施行，明确规定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

是中国最早对律师制度的介绍。

规定律师可以写状呈堂；上堂辩护；堂询原告和证人；代被告辩护，引申案例辩论。

1910年沈家本《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设2名辩护人；初步规定了律师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验视证据权。

但清室飘摇，未及颁行，被传统法统卫道者否决，没有施行。

因此，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是泊来品，天然的同“西化”相近似，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的共产党高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抵制这种制度。

有的政法书记、高级法院院长在座谈会上公开说，律师就是麻烦制造者，社会不安定因素。

党的机关报也发表这种非常落后观念的文章，把律师列为主要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律师业目前的所有困境，都有历史的影子。

这个困境会长期存在，不单官方，民间认识亦如此。

中国律师业走不出国门的政治因素影响，也是源于此。

律师业还没有壮大，我们就已经不放心，将之同社会组织、NGO组织混为一谈，作为防范对象了。

中国律师需要正名，让官方和民间都能够以现代法治理念，来理解、接受、欢迎律师业的发展与壮大。

人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律师生存环境的重要工作。

性质定位：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法治力量政治发展史表明，律师制度是人类司法文明的必然途径，是社会良性管理、达致和谐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律师业的前景是光明的。

中国目前已经有23万多执业律师。

每年在增长2--3万左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讲到中国的法制建设时，大略说过中国应该需要30万律师。

经过30年，这个目标马上能够实现了。

美国目前是270人一名律师，以色列800万人口4万律师，200人一位律师。

中国如果按每千人一个律师计，需要140万律师。

如果每年增加2万，要60年。

每年增加3万，要40年。

这个速度显然是不能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的。

因此，未来十年必须是中国律师大发展的时期，才能够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

中国律师应当如何定位？有的认为是国家政法队伍一部分，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有的认为是自谋职业者，相当于个体户；有的认为它兼有实施国家法律和个人就业谋生的行业；有的将律师业作为国家法律援助的免费机构；有的又将律师自作创收的产业。

有的将律师作为国家控制的工具，有的将律师定位为民权的保护者和公权的监督者。

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不再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

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其报告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组织”，于是就有了2000年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所有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几个月之后全部推向了社会和市场。

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施行。

对律师的定位为：“第二条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其实，律师确实兼有协助国家法治化管理，和守护民权和基本人权的政治性的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谋职业，一种现代高端服务业的企业化的特征。

处理好政治性、道义性、经济性、社会性的统一，是一个为久的课题，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律师伦理。

对于政治家来说，必须明确一条：律师是国家文明进步、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基本特性是保护民权和基本人权的，不用官方的法律工具。

经济定位：现代企业制度，律师业也是重要生产力律师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不清，一直制约着中国律师业的发展。

经济属性上的定位不清，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

第一，律师改制于司法局的法律顾问处，使人以行政机关设置来定位它；第二，律师以个人执业为特征，使人以个体工商户来定位它；第三，律师业壮大，出现了上千人的大所，税收可观，成了很多地方不化土地、不化投资的“总部经济”的招商对象，使人又以现代大企业来定位他；第四，律师有社会道义功能和法治建设功能，使人以社会慈善机构定位他。

因此，律师业在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属性混乱状态。

由此，出现了一些匪异所思的现象。

第一，中国的律师所都是不进行企业工商登记的，而是由司法行政系统审批的。

第二，一年收入数亿，纳税几千万的律师所，但都是无限责任的，等同于个体工商户；第三，人类长期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不适用于律师业的。

一直是按最原始的生产组织作坊制的个体户方式进行管理。

说他是社会组织，但是比一般公司企业的税负都要高；说他是企业组织，但是又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进模式的运用。

比如：第一，律师所的名称，是不同于现代企业的。

必须冠以省名，不能搞成企业集团；第二，总部是不准搬迁的。

注册一个地方如果要搬，必须注销后重新注册，而且两年内不能用原名，等于是搬迁就死；第三，只准办分公司，不准办子公司。

不管你办得多大，都必须是一个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制经济。

第四，经营自主权是经常被侵犯的。

一是法律援助的无条件摊派，二是一些法院已经在审理的案件，被明确禁止律师受理。

这些制度严重影响了律师业的规模化发展。

只有总部在北京的所能够发展成分所众多的大所，而外省份的所无法进入北京市场，导致北京律师严重过度集中。

政治性的因素，还导致中国律师被捆住手脚，不能自由地同国际律师业协作，无法走向国际舞台。

应该解放思想，将律师业定位于现代服务业，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来科学管理和引导中国律师业的发展。

律师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

其生产力功能，一是体现在社会管理上，管理也是生产力，将法律规则适用于社会；二是体现在民商诉讼中化解企业矛盾，使大量合同纠纷得到疏导重新运转，资金重新流转；三是企业上市企业破产，让企业得到优化，工人保障就业；四是刑事辩护使国家刑事法律规范得以公正准确实施，保障人权和良性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生产和生活。

因此，律师业要引进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

第一，应当将律师业纳入工商登记，施行登记制，改变审批制。

第二，取消律师个人年检，只进行单位年检，将律师考核审批权和责任都放给单位；第三，允许成立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律师机构，支持律师业规模化发展；第四，允许律师引进国际通行做法，以字号冠名，取消地域限制，总部可以自由迁移，可以设立非独立核算的分所和独立核算的成员所。

第五，允许发展律师集团，设定一定的律师数量条件和业绩条件。

管理定位：管理就是服务，行政松绑行业管理为主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同行政引导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加入WTO协议组织以后，已经有320多家国外、境外的律师所进入大陆法律服务市场。

虽然没有开放出庭，但是在中国的国际性的非诉业务的最主要的市场，已经丧失。

按照WTO服务市场对等开放的原则，中国也应该有320家律师机构出去。

中国已经从资本引进、技术改进、企业改进，发展到产品输出、技术输出、资本输出的时期，企业和资本出去了，但是中国的律师业并没有跟出去服务。

目前在国外、境外设立真正的自己的律师机构的中国律师所，10家不到。

国内的市场被占据，而国外的市场基本上没有开拓。

中国律师走不出国门，是官方意识造成的。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司法行政机构对律师业，还没有从管理为主，转变为服务为主。

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维稳思维”出发，对律师业不放心，不敢放手让中国律师走向国际舞台，和国际同行深入交往。

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都跟不上形势。

主要的原因，是官方害怕中国律师同国外交往，把中国律师管得死死的，律师出国参加一些法律大会都要由公安、国保审批，怕政治不稳定。

中国官方对律师的侏儒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生生地把国际法律服务市场拱手让给了别人。

国际所的中国办事处，把最好的中国涉外律师人才都挖走，同中国进行法律服务市场分割，进行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的竞争。

我们的司法部一点也不焦急，不关心这个重大的国家权益流失问题。

只知道把中国的律师管死在国内，通报律师，处罚律师，而不是扶持，研究帮助做大做强的措施，研究如何培植中国律师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

在律所名称、分所机构、税收制度、受案制度、法律援助上，基本上三十年没有变化，无法适应已经十数倍壮大的中国律师业现状的要求。

多年来，只有负面的管理和通报、警告，没有实质地支持中国律师业开拓创新发展壮大的政策。

司法行政应当对律师业松绑，多出扶持政策，淡化行政管理，转向由律师协会行业管理。

其中的症结，是政治上要信任和依靠律师。

税收政策：简化律师税制支持做大做强律师业一方面没有被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但在税收上，营业税和所得税相加已经远高于同样规模的企业。

原因就是智力服务型号的律师业，没有多少企业成本，按个人所得税纳税导致律师业整体税负过高。

税制导致成了严重制约中国律师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原来的律师税收，单位按营业税和所得税交，律师个人再按个人所得交，平均税负在营业收入的15%左右。

由于律师所的个人合伙性质，实际的是对个人进行了重复征税。

为了简化税制，好多地方按历年征税标准进行核定征收，一般按营业毛收入的15%征收。

这简化了征税办法，也避免了律师的纳税风险，虽然偏高，但是都受到了律师界的欢迎。

但去年税务总局规定对律师业也按增值税征税。

这是非常荒唐的。

中介服务业不是制造业，付出服务，收到劳动报酬，这根本不是一种生产增值，对律师业收增值税是违背基本的税制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