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破茧重生——从《蝴蝶》透视王蒙对意识流的借鉴和创新

“蝴蝶”的破茧重生——从《蝴蝶》透视王蒙对意识流的借鉴和创新摘要:“意识流”在中国发展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王蒙是新时期典型地运用“意识流”创作手法的作家之一。

其《杂色》《蝴蝶》《春之声》等作品都有明显的“意识流”技巧的运用。

本文将以《蝴蝶》为镜像，主要关注作者对“意识流”的借鉴以及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关键词:王蒙；意识流；现实主义“十年”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文学的新时期，随之袭来一阵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出现了许多现代主义作品，展现出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和崭新的风貌。

代表作家如茹志娟、宗璞等。

虽然王蒙认为将他的作品归为“意识流”是种“皮相的判断”①，但他在新时期初创作的《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等6部作品的确体现了意识流小说的重要特色，成为新时期发起探讨创作手法热潮的领军者。

以王蒙为代表的这种“意识流”创作手法在中国产生、发展有什么样的历史因素？王蒙的小说又是怎样体现对“意识流”的借鉴的？那这是否意味着这是一种截然脱离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本文将以王蒙的《蝴蝶》为辐线，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一首先认识一下意识流。

从前的写实小说是作者从外面叙述故事的主线、人物性格、心理活动以及事件的情节的。

到20世纪，作家不露脸，重点放在直接描写表露人物的内心生活的意识，因此突破了从前的写实主义手法的倾向。

20世纪20~40年代，这种“意识流”小说风靡一时，并形成一种流派。

虽然这种流派已经过时，但它仍然给当代小说很大影响。

大多数观点认为，“现在所说的‘意识流’是一种方法”。

②李陀也有说，“纯粹的意识流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与作品中的人物的行为有密切联系的思想、意识。

在叙述方面没有像传统文学那样，作者露脸从外部进行介绍、描写、评论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等描写手法。

而是直接表现人物的自我意识，通过自我意识和其中的矛盾来展示人物的感情和思想。

为此，常常点到时间，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幻、意识与存在相互渗透、交错。

所以可见句子结构变化激烈，构成空间与时间的多层次的结构”。

③小说中常存在着回忆、想象、联想、推理、猜测等等相互魂擦而像水流一样活动的心理形态。

因此，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就必然具有流动性、混杂性、呈现性，典型的如《尤利西斯》与《喧哗与骚动》。

西方有名的意识流大家，如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等。

总的来说，意识流这种手法在作家的叙述角度、作品的表达内容、结构等方面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提出了挑战。

了解意识流产生的背景，对于我们理解作品本身有一种向导作用，所以在这里简单概括下意识流最初在西方产生的背景以及王蒙在新时期运用明显意识流手法的社会因素。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经济的窘迫形态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导致了民众普遍的孤独感和苦闷感，因此，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应地转向内心化，为了发泄内心的失望、孤独、彷徨、抑郁、苦闷、恐惧等，知识分子用文学手段将人们的心理活动与意识生活完整、细致地刻画出来，意识流小说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

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导致人们对传统信念的动摇，人们开始怀疑过去的一切，认为不确定性才是一种真正的规范。

作家们也在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真实复杂的社会人生。

他们认为对客观真实地了解是间接的，这种了解只有通过深层次的内心描写和透彻的精神感受来表达和阐释，才能真正做到真实地持久地反映现实和刻画生活。

外在的结构和客观的表面只是一种金玉其外的短暂性和肤浅的文化存在。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现代心理学与哲学的影响。

20世纪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心理时间说”和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的潜意识与无意识学说为意识流作家提供了动力和依据。

《蝴蝶》是新时期80年代初作家王蒙创作的6篇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品之一，是较早运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作家。

虽则较之更早有茹志娟、李国文等人也运用过“意识流”手法，但或是比较隐讳，或是部分运用，王蒙在新时期的这6篇作品《夜的眼》《布礼》《蝴蝶》《风筝飘带》《海的梦》《杂色》则更如一连串激流，“不仅扫荡了视现代派为洪水猛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拨开了历史的阴霾，而且把小说创作形式、技巧的探索提上了日程，大大拓展了作家和读者的鉴赏视野：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④《蝴蝶》创作于1980年8月，诚如其它5篇，所处的是新时期文学初期。

这个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社会历史必然性的。

十年“文革”结束了，这场直捣人们内心的摧毁战把人们从虔诚引向怀疑和否定，正如程文超所说，“人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刚刚醒来，又陷入困惑；刚刚确立无疑，却又进入焦虑状态；刚刚展望美好未来，又有荒谬如潮袭来。

这样一个语境使人们有着比‘五四’更强烈的现代主义话语欲望”。

⑤另一方面，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维变得单一、麻木，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渴望与幻想。

进入80年代，在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大潮中，人们的心灵世界空前活跃，接受者的心理需求推动了作家写作技巧的革新，于是大胆借鉴西方侧重内心描写的艺术手法。

那些偏向内心化的作品一度成为文坛的宠儿。

尽管王蒙认为将他的作品仅仅归结为“意识流”是一种“皮相的判断”，并自称“早在没有看到过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名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类似的主张，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这6篇作品体现了意识流小说的重要特色。

《蝴蝶》这部中篇小说以张部长魂归故里为引子，勾起了“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生活的回忆。

主人公张思远亦梦亦现实般的人生历程就是体现着作者的一种思考，思考历史，思考城市、乡村。

这种现实的反映“不是按照生活自己的结构，而是按照生活在人们心灵中的投影，经过人的心灵的反复的消化，反复的咀嚼，经过记忆、沉淀、怀念、遗忘又重新回忆后的生活现实”。

⑥如此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以内心描写为主要特色的“意识流”手法的产生与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也包括一些道德、文化因素等，但前者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这也许也能解释作家共同的创作心理。

而这些因素势必导向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关于王蒙和“意识流”，中国学者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王蒙的“意识流”是“东方意识流”，区别于西方的意识流，是西方意识流的东方化。

也有人指认为王蒙的小说其实是一种“伪意识流”，与西方的“意识流”有根本的区别，“他所借鉴的只是技巧，将其作品归入意识流作品或是称其为‘东方意识流’都是没有道理的”。

⑦我比较同意后者观点。

前面提到过作者认为只将其作品论为“意识流小说”是“皮相的判断”。

但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借鉴西方的意识流，“我不否认我有所借鉴，不仅对外国文学有所借鉴，而且还对李商隐和李贺的诗，对侯宝林和马季的相声有所借鉴………”⑧王蒙的借镜视域真可谓是“包罗万象”。

王蒙的意识流可谓是中国审美方式与西方新表现技法的结合，使现实主义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的结合，是物与我，内与外，形与神的融和汇合。

我们就从“万象”中择其一，以《蝴蝶》为视点，看看王蒙是如何借鉴运用意识流手法的，这种手法对作品的构建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意识流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把对社会现实反映的焦点集聚在人物心灵世界的塑造上，着意于心理描写，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王蒙看来，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与想象，写意识活动，“它能探索人的心灵奥秘，它提供的是旋律和节奏”。

⑨在《蝴蝶》中，作品虽然只写了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的两天时间，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幻觉、情绪、闪念等内心活动却展示了其大半生：由小石头——张指导——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的曲折变化过程。

小说在描写张思远的心理活动时，一方面将30年的政治风云与个人的生命、命运沉浮紧紧相连；另一方面，还紧紧联系张思远的婚姻家庭的变化：张思远与海云的初恋、结合及离异，与美兰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与秋文的被控制在友谊范围内的思念，与儿子冬冬的冲突及父子真情等，展现了张思远在不同时期的痛苦、自责、反省和追求灵魂复归的复杂状态。

作品通过主体意识的跳跃与滑动，深刻揭示了张思远灵魂的搏斗。

（一）、内心独白。

这是“意识流”手法的重要技巧之一。

所谓“内心独白”，是指作家将某一人物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感觉、意绪用自言自语的方式道出。

意识流作家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只注重外界环境、人物行动的描写及故事情节的编排，而忽视了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描写。

他们力图打破这种框架，主张让艺术描写的笔触深入人物意识的奥秘中去。

对于展现人的多侧面性、复杂性而言，内心独白像是一面镜子，起到更加客观的作用，为直奔主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蝴蝶》中，作者也多处有用到这种手法。

如“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绕在车上呢。

”“海云，海云，我了解你么？你了解我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又怎能原谅我！”这些都是张思远在想起与海云之间的事时的内心独白，后悔、埋怨、不解，这种种复杂的情感和变换的的思维，不是作者能代而言之的，所以作者直接跳跃到主人公的内心，让他自己独白，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这些心情才显得如此生动。

而《审判》一节几乎全是由内心独白组成，这里上演的是一场真挚、深刻的自我灵魂的审判。

“我请求判我的罪。

你是无罪的。

不，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的挽歌”“我更给他带来毁灭，我没有照顾好我的第一个儿子……我得罪了冬冬……在她流泪的时候我本该用手绢，不，用手指揩干她的泪水……”这是一个道德的法庭，一个良心的法庭，它要审判的是灵魂。

我们到底迷失了什么？这不但是对张思远的审判，更是对“我们”灵魂的审判。

作为一名历经坎坷的作家，对自身的思考，对国家、人民的情感有时就不免外射到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上，因而又是我们难以弄清究竟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还是作家本人在那里呼唤。

如《海云》一节，写到海云与张思远离婚后，有一大段春意盎然的内心独白，“枝头的树叶呀，每年的春天，你都是那样鲜嫩，那样充满生机。

……但是如果你竟是在春天，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刚刚到来之际就被撕掳下来呢？你难道不流泪吗？虽然树上还有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第二个春天会有同样的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这棵大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永远不会衰老，然而，你这一片树叶却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给人展现的是张思远的内心，不断地问枝头的树叶的感受，其实是在问自己。

小树叶被撕掳下来的感觉可能是海云的，但也可能是王蒙个人被划为“右派”后体验到的，所谓“感同身受”。

犹如在《变异》一节，张思远被说成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后，不断问自己“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我在仅仅两个星期以前还主持这市委工作吗？这个弯着的腰，是张思远书记——就是我的腰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

”这像是不加引号的内心独白。

它是张思远的？是作者的？还是两人合一？我想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