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爱玲的_十八春_及_半生缘_

第21卷第3期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1No.3 2001年5月 J 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 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 ce) M ay.2001

a读张爱玲的《十八春》及《半生缘》

王朝彦

(中南民族学院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本文论述了张爱玲在《十八春》及《半生缘》艺术世界里是如何显现其心灵深处真实、微妙的情爱沉积。

作者认为,比之《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更多了些潜意识渲泄的自由,主体意识更多一些原汁原味,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十八春;半生缘;不了情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3-0086-04

本文拟探寻张爱玲心灵深处真实而微妙的情爱沉积是如何在人物意识中显露出来的,换句话说,在《十八春》,特别是在后来改写的《半生缘》的艺术世界里,张爱玲究竟站在哪里,又是怎样显示主体意识的价值?

一

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创造的秘密》中写道:“创造过程是一种途径,以满足某种渴望和需求……特别是审美艺术创新中,作品常常不仅表现了新客体,而且也表现出了这种渴望,表现出了这种朦胧的追求,表现出了这种持续不断却从未完成过的努力,它具有一种可以意识到的动机和一种意识不到的动机。”[1]张爱玲为什么写《十八春》?自然有她的渴望和追求,在渴望和追求中自然也有她意识到的动机和某种意识不到的动机在内。如果说《传奇》涉及到的爱情大都是出于生活目的的猥猥琐琐的“爱”,没有什么真情可言,那么《十八春》顾曼桢和沈世钧的爱却是缠绵悱恻、刻骨铭心的。这里有作者自身体验过的感情生活经过岁月消磨之后的痛苦难忘的沉积在内。

张爱玲第一个相恋并接受的男人是胡兰成。这个文化汉奸在逃亡日本后写了一本《今生今世》的书,有他与张爱玲从相识相恋到诀绝惜别情爱历程的记录。我想,出国后的张爱玲看过此书,只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不置一辞。故书中的虚虚实实旁人是道不明的,但其中有三段文字我认为不会是假的。

第一段文字,是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反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2](P148)

第二段文字,是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在上海秘密签订婚约,由其好友炎樱为媒证。婚约上张爱玲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2] (P157)

第三段文字,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诀绝信,是地地道道的张爱玲文笔及待人处事的方式:“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劫),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2](P196)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来得突然,来得惊心动魄,而崩溃又是那样决断,其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张爱玲表现痛苦的方式有点像冒着烟的火山,表面看没有喷射,而内在的熔岩却在剧烈地燃烧。张爱玲去温州看出逃的胡兰成时,要胡兰成在婚姻上做出最后的选择,并说:“你与我结婚时,婚贴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不肯。张爱玲说:“你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2](P180)。后来她离开温州写信给胡兰成,表现出牵肠挂肚的痛苦:“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

a作者简介:王朝彦(1942—)男,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南民族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2](P181)最后一次与胡兰成见面是因温州查户口,胡兰成躲避到上海。胡在《今生今世》中回忆道,有天晚上他在张爱玲公寓逼张爱玲看记录他同武汉女子小周私生活的《武汉记》,并把他与范秀美之事也和盘托出,张爱玲生气了。“是晚爱玲与我别寝。我心里觉得,但仍不以为意。翌朝天还未亮,我起来到爱玲睡的隔壁房里,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我,忽然泪流满面,只叫得一声‘兰成’!”[2](P188)张爱玲痴情地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得到的却是痛苦的结果。对于一位女作家来说,什么时候吮去这段不了情而受伤的渍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44年7月21日,在新中国报社举办的纳凉会上,新闻界陈影和先生问到张爱玲恋爱观以及是否会写这方面文章时,张爱玲答道:“将来等我多一点经验与感想的时候一定要写的。”[3]没想到说这句话不到3年,张爱玲得到的经验与感想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可以说是她的第二部传奇,当时她没有写。又过了3年,她借《十八春》苍凉廓大的男女主人公相爱分离的恋爱故事“盈盈珠泪偷弹琵琶”。那郁积在心头的“曾经沧海”的滋味有她意识到的,也有她意识不到的。不过,这些在《十八春》中多少得到某种表现。《今生今世》载,有一次胡兰成从上海回南京,接到张爱玲一封信,信上写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2](P155)这种把心交给一个男人的话语,正是当时张爱玲坠入爱河漩涡中所表现出的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黏滞——欢乐里夹着一丝让人心碎的艳丽与苍凉。对照《十八春》,小说两次写顾曼桢送沈世钧回南京,第一次曼桢替世钧整理皮箱,把世钧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样一样经过她的手放入箱内;第二次世钧回南京与曼桢辞行时,写道:“他上次回南京去,他们究竟交情还浅,这回他们算是第一次尝到别离的滋味了。”世钧走后,曼桢正在办公室给他写信,写时“两边都用纸盖上了,只留下中间两行”,仿佛很秘密似的。信尚在写,不想世钧已回到上海,当他在曼桢办公桌上看到曼桢的信,脸上便泛出微笑来。俩人出去吃饭时,世钧把信拿出来一边走一边看着。“曼桢见了,不由得凑近前去看他看到什么地方。一看她便红着脸把信抢了过来,道:‘等一会再看。带回去看’”。这种纯真的爱情体验只有过来人才能有如此的流露。

1949年上海解放后,张爱玲应约在《亦报》上用笔名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就是不想让读者知道真实身份。有人推测张爱玲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以前《连环套》边写边登,水准不一,遭致批评,她怕重蹈覆辙;其二是,胡兰成之事在她心里仍有隐忧,她对‘新中国’还采观望态度。认为暂避其锋较为稳妥。”[4](P133)笔者除同意上述看法外,还认为选用“梁京”二字作笔名不是随意的,其中隐喻她与胡兰成那段恋情的痛楚,换句话说,她借《十八春》编造的故事,下意识地渲泄尘埃里开出花来的萎败。正是出门满地拾落红——从此不再回头了!所以“梁京”不妨作“凉惊”或“凉心”的谐音来理解,即一段炽热相恋后被迫分手,回头一看颇有“心与水月凉”的冷寞和寒忄栗。

《十八春》从1950年3月到1951年2月,近一年时间在《亦报》上连载,后于1951年11月由上海《亦报》社出单行本。小说从30年代中期写到新中国成立,新生活开始,故其结尾表现出作者被时代列车裹挟下的参与意识或者说是动机吧——对新中国前景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小说结尾,曼桢对世钧说:“大家都为人民服务。我相信一个人对社会的关系搞好了,私人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地会变好了。”这里有张爱玲内在思想某种微妙的转变,如突然成名带来的辉煌一下子像戏园子散场的熄灯灭火,她耐不住其间的冷漠和失落,她需要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同时也有新政治形势下看不见的舆论压力。小说中的慕瑾对世钧说的一番话很能表现她写《十八春》时矛盾的心境:“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我总想政治这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合理想。”这是写《传奇》时的张爱玲对政治的看法。可慕瑾接着说:“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十八春》结尾,人物思想和行为的陡转以及东北革命背景,不用说有那么一点政治找上张爱玲的因素在内。隔了10多年,当张爱玲把《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时,并不仅仅是为了不得罪国民党,让书能在台湾出版,其中还有离开大陆政治环境后,原先被压抑的文化本性又回到依然故我的苍凉上,又多了些潜意识渲泄的自由,所以主体意识也自然多些许原汁原味。这是后话,下面再谈。

另外,《十八春》所表露的政治与她实际接触的政治也不完全是一回事。1950年,当时上海文学艺术界负责人夏衍筹办的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在上海胜利电影院举行。因夏衍爱才,张爱玲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大会。当她穿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出现在一片蓝色或灰色的人民服群中时,无疑显得格外突兀、扎眼。特别是众人投来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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