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的价值取向

浅谈水浒传的价值取向

《水浒传》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对后世文学乃至传统伦理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快意恩仇，舍生取义，让人热血沸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淋漓酣畅。情节生动，人物鲜明，历来为人津津乐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兄弟情义，两肋插刀” 是多数人读这本书的价值取向，也是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水浒传》里，最令人费解的又一直聚讼纷纭的问题是宋江全伙受招安。一般来说，一支起义军接受朝廷招安，总是发生在它的力量不足以动摇朝廷统治而朝廷又很难将它彻底消灭，即双方力量处于对峙状态的时候。然而宋江全伙受招安却是发生在起义军力量强大到不仅足以抵抗官军，甚至肯推翻赵宋王朝统治的时候。如果把梁山泊起义队伍看做是一支农民革命军，宋江难免受叛变之责。文化大革命中“评《水浒》，批投降”，撇开其政治原因不谈，其学术观点正是解放以来把《水浒传》当做“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引申。其实，《水浒传》描写的梁山泊聚义并不仅仅只是农民起义，宋江等人从梁山泊聚义到争取朝廷招安也不存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的转变，而是表现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如果从价值取向来研究宋江全伙受招安，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宋江起义的性质，掌握宋江一伙全部行动的内在逻辑，解开受招安的疑团。

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对天盟誓中，宋江一伙吧“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最为共同誓言。嗣后不久的菊花会上，宋江作《满江红》进一步发挥道：“愿樽前常叙弟兄情，如金玉。统才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照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江等人的奋斗目标是颇为明确的：对内“替天行道”，“风尘障却奸邪目”；对外“顺天护国”，“平虏保民安国”。这是一种政治倾向，一种对封建社会的理想政治秩序的积极追求。这种倾向和追求并不是宋江一人独有的，而是为梁山泊英雄所普遍接受的；也不是英雄们上山以后才产生的，而是上山之前早已萌发于心或见诸行动的。宋江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宋江的一生表现了对理想政治的秩序的积极追求。还在宋江做小吏的时候，他就事亲至孝，为官清廉，乐善好施，济困扶危，获得了“孝义黑三郎”、“山东及时雨”的赞誉。按照传统的思想，只要修身、养家、平天下。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办法，可以实现王道玉仁政。宋江便实践着这种理想。他用自己切切实实的行动去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表现了一个下层官吏对社会政治的高度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正是他一生行为的思想基础。

宋江曾幻想着朝廷能选贤授能，自己“以忠心求进步”，干一番事业。无奈奸臣当道，邪佞专权，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由于私放了智取生辰纲的曹盖等人，他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反贪官污吏的斗争。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生死屈辱的痛苦生活之后，他终于看清了社会的真实面目，断绝了“以忠心求进步”的幻想，找到了“借来山东烟水寒，来买凤城春色”的特殊道路。梁山泊聚义，形式上是与朝廷对立，实际上时“替天行道”，即替封建王朝恢复王道玉仁政。“忠为君王恨贱臣，义连兄弟且藏身”，“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

官家”，便是对“替天行道”内涵的最好注释。一句话，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打击贪官污吏，整顿朝廷纲纪，实现清明政治。

因此，宋江领导梁山泊起义军打祝家庄，取华州，打大名府等“剿除奸诈，殄灭愚顽”，“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这种爱憎分明的情感，不仅可以从宋江对宿元景的恭敬态度中得到证明，还可以从智取无为军后宋江对黄炳文和黄文华的不同态度，以及拿下东平、东昌二府后的不同处理中得到证明。正因为宋江追求的封建社会的理想的政治秩序，他便尽量网罗在朝廷受压抑和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将官，让他们到梁山泊担任要职，施展才干，为梁山泊增光添彩。他们人人明白，上梁山泊不是为了与朝廷分庭抗礼，而是“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走一条曲线救国之路。

宋江等人所追求的社会政治价值尽管没有完全脱离儒家提倡的王道仁道的思想范畴，他们所理解的政治秩序也仍然以等级地位为基础。然而，这种等级地位已不全是按照血缘关系来确定的宗法等级，其中已经包含了以个人的实际本领和在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价值等级的合理成分；这种王道仁政以全然不是靠个别杰出人物的施舍，而是强调了大家团结一心来共同建设、共同维护的重要意义。

从价值取向上看，宋江与诸葛亮基本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坚定地政治概念，都能始终如一、百折不挠地追求既定的价值目标，都能在艰苦奋斗中部分的实现生活的理想。然而，由于他们的价值目标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地位的基础上的，他们都只能把自己的价值目标作为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而不能同时作为目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追求的价值主要是一种集团价值或等级价值而不是自我价值或能力价值，他们的追求也就必然受到社会政治局限和个人心理障碍，因而无法全面施展自己的才干和发展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悲剧性结局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他们性格方面的原因，而归根结底是受文化发展阶段性的制约。从宋江和诸葛亮身上，我们可以鲜明的感受到典籍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大众文化下的优秀表现，同时意识到，历史正在呼唤着价值观念的更新，引导着人们重新确立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