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营的经济组织

战俘营的经济组织雷德福德（R.A.Radford），英国军官，曾参加二战。

1943年被纳粹俘虏，并被关入战俘营。

1945年获释，回到英国后撰写了本文，对战俘营中的经济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

一．导言即使考虑不寻常的经济环境，一座战俘营影射出外部世界的社会制度、观念和群体习惯也非同凡响。

战俘营中的社会绝非寻常，但又异常重要。

由于事关当下及此后的生存状况，战俘营组织及个中政治对战俘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但这丝毫不影响战俘营的一般性。

没有人会搪塞说，战俘营的事件仅对特殊的战俘营是重要的，人们对其的兴趣转瞬即逝。

相反，战俘营相当重要，小小战俘营可谓见微知著的典型，相比鼓吹、夸大战俘营的重要性，低估它的意义带来的价值扭曲要大得多。

人世间发生的事情关键都在于实践，而衡量事件对直接相关主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则须置入彼时此处的重要性标准加以考量。

战俘们一方面会觉得，诸如罐装肉是否直接分发给人，还是集中加热过再分发等此类“鸡毛蒜皮”事情重要异常，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忘却《大西洋宪章》1的重要意义。

经济活动是社会组织的一个侧面，同群体生存的其他方面一样，任何战俘营中均可发现其踪迹。

事实上，一个战俘物质享受水平的显著提高，不是依靠自身努力攫取生活必需品，或甚至奢侈品，而是通过商品、服务交换的经济活动加以实现。

对于战俘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交易规模很小，个人生活需要和愉悦也仅体现在诸如香烟、果酱、刮胡刀片、信纸等“微不足道”的商品上，但即使对已有三个月牢狱经历的战俘来说，理解个中产品需求的迫切性亦是相当困难，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是在“逛商店”。

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经济活动之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相比于战俘营社会要大得多。

这里几乎没有生产，正如前述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获得与战俘本身的努力并不相干，关键问题在于交换和交换的媒介。

战俘营当然不能和充斥熙熙攘攘小贩的街道市场相提并论，却也绝非就是一家人围着饭桌进行惯常交易那么简单。

当然，诸如娱乐、游戏、文学理论旨趣及谈论“其他世界”等等，对正常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确实比战俘营社会要大得多。

但是，若是由此也低估经济活动在战俘营的重要性，那则是大错特错了。

每个人都得到大致等量的生活必需品，个人偏好通过交易得以表达，舒适感也得以增加。

所有人都曾参与过交易这或交易那，而大多数人更是经常进行交易。

虽说，战俘营提供了简单经济的生动范例，它也许可以替代教科书所钟爱的鲁宾逊·克鲁索式经济，也可以简洁地呈现某些有趣且富于启发的经济假说，但本文认为其主要的意义却在社会学领域。

实际上，在一个全新社会中，观察经济制度和习俗的成长过程非常有意思，这个社会足够小并且简单，细枝末节难以遮蔽基本模式，失衡亦不能遮掩系统运行规律。

但根本兴趣还是在于这种经济生活的普遍性和自发性，它的形成并非出于自觉的模仿，相反却是对即刻需求和处境的回应。

战俘营组织和外部组织的任何共同之处，都源自类似刺激引发了相同的反应。

以下的讲述力求简明扼要记述关键要点，同时又尽量易于理解。

笔者曾身处的集中营名叫奥弗雷格2，这种“工作由监狱当局付酬”的经济并不复杂。

通常，战俘营关押的战俘人数在1200至2500之间，他们都被关在一个独立而互通的平房里，每幢房子里大约有200人。

每个小平房构成战俘营组织中的一个小群体，而平房内部又以房间为单位自愿联合，组成同吃同住的基本团体。

个人之间，各种消费品和服务的交易很活跃。

大部分的食物交易都是以香烟或其他食物为媒介，香烟也就从普通物品上升为货币。

货币存在但不流通，只有在偿还赌债时使用，食堂中也只有少数物品可用它们来交换。

我们的供给监管当局和红十字会提供的食物配给（后者占大部分），内有罐装牛奶、果酱、黄油、饼干、罐装牛肉、巧克力、糖等等，当然还有香烟。

分配到个人的供应品都均等，且定期分发。

也有内装衣物、卫生用品和香烟的私人包裹，由于物件不同，“邮差”行为又反复无常，个人所得物品供给也就不再同一了。

所有这些物品都成为交易和交换的对象。

二、市场的发展和组织1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

1941年8月9—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东北部的纽芬兰阿根夏湾的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上举行会晤。

8月13日发表了联合宣言，宣扬英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和原则，主要内容共8条——译者注2奥弗雷格（Oflags），是战时关押美国军官的集中营之一。

——译者注红色：前提或条件绿色：目的蓝色：结果战俘们很快意识到就有限供给和平均分配而言，送掉或者接受香烟或食物这样的礼物既非合意也无必要。

“善意”发展成交易，成为更为公平的可使个人满足最大化的方式。

被捕后，我们被关在意大利的一人占卜转集中营内两个星期，每周可收到四分之一个红十字食物包。

这时交易互换立马出现，且数量接着就成倍增长。

交换起始于拼音而直接的物物交换，比如一个不抽烟的人将他配给中的香烟，给一个抽烟的朋友换取巧克力。

不久，更为复杂的交换就渐渐普遍被接受了。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随军牧师，手里拿着罐奶酪和5支香烟在集中营走了一圈，回来时竟然拿着一整个食物包以及最初拿的奶酪和香烟。

市场还远未完善。

一两周内，随着交易量的上升，交换比价大致形成。

原先锡克教徒用罐装牛肉进行交换，几乎可换到任何其他食物，现在他们坚持只交换果酱和人造黄油了。

普遍认为，一罐果酱值半磅人造黄油加另外一些别的，而一包香烟与几盒巧克力等价，一罐腌渍的胡萝卜则几乎一文不值。

在这个集中营中，我们不能常到其他牢房去,肉体血而也处处不同，巡游牧师的万古长青看来多半也有其真实之处。

月末，当我们被押至此后固定的集中时，各种商品的交易已十分活跃，比价也亦众人皆知，而无须再一个个换算交易，不再用糖报罐装牛肉的价，而是直接用香烟定价即可。

香烟成了价值标准。

在这个集中营里，犯人们开始穿梭于各个牢房，高喊着他们的报价——“奶酪七支烟”，包裹分发完的几个小时里到处喧闹不堪。

这个不方便的方法，很快被每一牢房新出的交易和拍卖布告牌所取代。

布告牌上写着名字、房间号、所需商品和所供商品。

交易完成后，再在布告牌上画叉去除。

交易记录的分开和半永久性，使得价格人尽旨知，因此，虽然依旧存在着精明的交易者套利的机会，整个战俘营中的价格却是趋于统一。

伴随着该制度的发展，每一个人（包括不抽烟的人）都愿意换取香烟，以期在另一时间和地购买其他物品。

物物交换虽从未消失，但香烟已经成为标准货币。

市场的统一性和单一价的流行程度，直接与战俘营的组织及舒适度的变动相干。

中转集中营通常混乱又不舒适，人群过度拥挤，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住在哪里，也没有人费神去查清楚。

这个组织太小，以致不能采用交易和拍卖布告牌这种方法，私人广告是最常见的形式。

因此，中转集中营中存在着多个市场。

据说，从一个牢房的一端到另一端，一听沙丁鱼的价格由原本的20支烟就小涨跌了2支烟。

尽管意大利集中营的组织程度很高，我们被关押的第一个中转集中营的市场却以这种方式被分割成若干块。

1943年秋天，我们被转到德国。

在这个集中营——即位于巴伐利亚摩斯堡的集中营VIIA，大约有来自各国的五万战俘。

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可以在集中营里自由走动；英国和美国的战俘的活动范围则仅限于自己的狱所，虽然向哨兵贿赂些香烟，通常也会允许其中一两个人到其他狱所去走走。

有人首次到有专门摊位、明码标价、有组织的法国交易中心时发现，咖啡精在好茶的英国人那里相对便宜若以饼干或香烟交换可得到一个调价一些有企业家头脑的人还以这种途径发了一笔小财。

（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们发现，大部分咖啡通过“线人交易”在慕尼黑的咖啡黑市上售得了罕见的高价，据说一些法国战俘已经存了一笔可观的货币。

这也是我们平时封闭的经济，与外部其他经济世界为数不多的发生联系的机会之一。

）最终，舆论对这些垄断利润产生不满，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与法国人联系交易，于是同他们的交易逐渐被规范下来。

每组床位被给予一个可提供食物品的限额，交易由具有垄断权且有信誉的英国战俘代表进行。

同样的方法在同别处的哨兵交易中也有使用。

由于这种交易都是按规定管制进行，保密性和合理的价格尤为重要，因而冒充的交易都破坏力也较强。

后来到德国的固定集中营中，那里存在最高形式的商业组织。

除了交易和拍卖布告牌，商店作为公用事业也被筹办起来，它是由英国高级军官代表团控制的非盈利组织。

人们将他们多余的衣服、卫生用品、食物存放在那里，直到它们以一个对香烟的固定比价出售。

只有兑换为香烟，交易才能被接受，这里不存在物物交换，也不存在讨价还价。

至少食物有标准的价格，而衣服则差别很大，其价格围绕由卖者和商店管理者协商决定的标准浮动，衬衫一般报价80，根据质量和年龄可从60到120上下浮动。

商店为使得持有少量食物存货，人们积存红十字会分发的香烟，作为贷款投放为商店的资本，而首批交易时所得的小额酬金就作为酱的偿还。

这样香烟完全获得货币地位，市场也几乎完全统一了。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劳动或生产，市场仍可存在。

英国红十字会（B.R.C.S）可视为是教科书中提到的“神”，而交易的物品——食物、衣服、香烟——则是源于上天馈赠。

不考虑这些，也不论资源是大致平均分配的，市场就这样自发运行起来了，价格也由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给出。

这一事实显然很难与劳动价值论一致。

实际上，这里存在劳动力市场的雏形。

甚至当香烟不再稀缺，依然会有一些不幸的人，愿意提供服务以获取香烟。

洗衣工愿以2支烟的价格洗一件衣服。

擦洗、熨烫军装并临时租借一条裤子，则需12支烟。

一张不错的蜡笔肖像要价30支烟，或一听“Kam”.裁减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也各有其价。

也有人提供企业家式的服务。

一个咖啡摊主经营茶、咖啡、可可，每杯2支烟，他按市场价购买原料，并雇用劳动力烧火，甚至实际上有时他还雇用特许会计师为他报务。

蓬勃发展过后，他因野心过大而损失惨重，卖掉了几百支烟。

如此大规模的私人企业在集中营实属少见，但中间商和专业交易员却屡见不鲜。

那个意大利随军牧师和在摩斯堡首度与法国人交易的人就是明证。

市场越是细分，价格公示就越不完全，继而价格就越不稳定，这些交易员可操作的空间就越大。

某人通过从锡克教徒那里购买肉片，并向他们出卖黄油和果酱，很好利用了自己通晓乌尔都语3这一知识优势。

当他的业务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人们逐渐进入这个贸易领域。

尽管最终能和印度人“联络”仍然是很有用处，因为语言障碍交易便进行得不十分顺畅，但印度帮中的价格还是变得同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相同。

一些人成为这种印度式交易的确行家，买卖食物、衣服，甚至手表。

中间商为自己交易，也有拿佣金替他人交易。

人们怀疑存在价格联盟和协议，而商人们确实有合作，他们也不欢迎新加入者。

不幸的是，笔者对这些人的运作方法知之甚少，舆论敌视他们，专业人士往往又不好交际。

一商人在物品短缺期还经营食物和香烟，因而享有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