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制约关系

浅论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制约关系2013-09-02 15:17:03 《社会科学研究》石本惠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法律上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权力还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为人民群众直接行使，而只能通过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行使，这就导致了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的分离，因而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权力制约问题在理论上的研究和在实践上的应用都显得非常重要。

笔者针对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议行合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是一个系统，处于这个系统最顶端的是国家。

国家是特殊的权力机关，是权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权力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它是统治阶级借助于国家机关对内实行阶级统治、巩固政权、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外防止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工具。

为了保证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与之配套的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系统。

纵观我国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它的核心是“议行合一”。

所谓议行合一，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统一于和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议行合一”制度的具体运用。

它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分割体制的三权分立。

“议行合一”制度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探索的结果。

劳动人民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到底用什么政权形式来代替被打碎了的旧的国家机器？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是照搬三权分立体制还是应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认真的探索。

1871年巴黎公社诞生以后，马克思发现“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和“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进而提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1〕。

这就是后来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议行合一”制度。

由于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议行合一制度的完整阐述和真正确立，是在列宁写出《国家与革命》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1918年的苏俄宪法和1924、1936、1977年的前苏联宪法确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代表大会，尽管具体组织形式有所变化，但其内部分工性质的议行合一制度始终没有改变。

在我国，议行合一的原则具体体现为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主张建立“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2〕的制度，并明确指出这种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

建国以后，从《共同纲领》到1954、1975、1978、1982年的宪法，都规定我国政权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用议行合一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这首先是由当代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主权所决定的。

在国家权力不能进行分割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方式的分散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则决定了国家权力组织形式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基于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这两种对立的阶级主权观，在权力运行机制上就表现为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制度的对立：资产阶级为掌握权力而瓜分权力，为瓜分权力而制衡权力；无产阶级为最终消灭国家政权而整体占有权力，为管理社会而实行内部分工，在内部分工中实行权力制约而防止滥用权力。

从历史发展来看，对于国家政权由有目的地占有到作为社会发展手段的占有，不能不是人类权力史上的伟大飞跃。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只注重政权形式的技术性设计和管理程序的完善，却往往撇开了任何政权组织和行政活动都必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这一基本前提。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

人民建立自己的代表机关并通过它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作为统一行使国家主权的方式，这是唯一适当的选择。

权力宗旨与人民利益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

二、我国国家权力制约的内容及其方式“议行合一”制度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就是民主集中制，其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而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行使国家权力。

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15项职权，归纳起来大约有四类，即立法权、人事权、审批权和决定权。

由于这些权力都与行为规范有关，故称为规范权。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既是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又是直接组织和监督国家执行机关的最高权力机关。

就是说，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内产生出隶属它领导、接受它监督、对它负责的执行机关--“一府两院”，来贯彻执行最高权力机关根据人民意志制定的法律。

这种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领导下，由执行机关各司其责的工作制度，不仅能够保证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且有利于人民代表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对包括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内的国家机关，以及包括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从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地位，真正在法律制度上、组织原则上和工作职能上，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切实的保障。

人民的权利决不许滥用，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对掌握权力的不法分子进行罢免并给予法律制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的党政干部经不起权力的考验，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自然也遭到了各级人大的罢免。

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腐化堕落受到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罢免就是明证。

这在本质上体现了人大以权力对权力进行的制约。

我国的行政权掌握在人民政府手中。

在国家是国务院掌握行政权力，执行行政国务活动。

在地方是各级人民政府执行行政权。

国家的行政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并授予，各级地方的行政权力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并授予，人大常委会成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职务。

行政权对人大负责并受它监督。

行政权有两个特点，一是执行，二是管理。

所谓执行，就是执行全国人大的决议和法律。

所谓管理，就是统一管理国内的行政事务。

与其它权力相比，行政权的实力很强，它兼有领导经济建设和从事国家管理的双重职能。

但是，行政权力的利用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膨胀，它的实践活动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方面，国家的、也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人民的一般意志，要通过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得到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人民的具体意志和要求，又要通过行政机关反映到国家权力机关中来。

行政机关在国家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中起着桥梁作用。

正是由于行政机关的桥梁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能够保证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完整管理过程的实现和良性循环，使国家的法律、政策和计划及时得到修正、补充和完善。

行政机关的活动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任何时候都只能以人民利益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人民授予的权力去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

如果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搞以权谋私，那不仅是对人民的背叛，而且也会葬送无产阶级政权，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审判与制裁。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确实有一些干部，一旦大权在握，就忘记人民，渐渐地脱离人民而注重追求个人的私利，由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成了人民是他的意志执行者，由社会的公仆成了社会的主人，最近揭露出的因腐化堕落受到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官员陈希同、无锡老干部倪品良、原丹东市市长常义等等，都是权力放纵与私欲膨胀的典型。

他们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以权谋私、行贿受贿，以权换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这些滥用行政权力的腐败分子自然也被人民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与制裁。

我国的司法权由人民法院和检察院行使。

按照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这个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审判权、检察权，使国家权力机关和审判、检察等机关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地工作。

宪法还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审判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我国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专门负责惩治违法和犯罪行为。

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三权分立原则，检察权大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行政权的。

在我国，检察权是独立的，以国家名义行使法律监督权。

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最高体现，那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统一性、权威性就决定了我国的司法机关只能在权力机关的领导下，代表人民去行使对少数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能。

在我国，因为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和权力纷争，我国的审判权和检察权就只能作为人民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和保障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服务。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都只能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亦即对人民负责。

这就要求执法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心灵深处崇法，从内心真正感知法律、需要法律并尊重法律，甚至把法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或可以献身的事业，这样执法的效果才会理想；在法律知识上必须知法、懂法，熟悉和精通法律原则、法条规定，才能正确地判断案件并使所办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实践中自觉守法、带头守法；在执法中护法，不受权势、金钱、感情的干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这样，执法者才能为人民掌握好司法权与审判权。

如果执法者硬要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以权谋私，或迫于情势、权势、碍于面子，拿法律原则作交易，那将是执法犯法，既要受到人大的罢免，又要受到行政权力的制裁与法律本身更严厉的审判。

如郑州市原中原区法院院长刘士荣，把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当做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1987年以来，接受罪犯贿赂多次，先后随意改判案件，重罪轻判，轻罪不判的案件达10多起，共收受贿赂款达40798元。

其结果被中原区人大罢免了法院院长，撤销了一切行政职务，开除了党籍并判了徒刑。

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洪永林，在1983年到1991年间，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共计港币90多万元，人民币30多万元。

但最后都遭到了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综上可知，在人大、政府、司法的权力结构中，人大既是立法机关，又是监督机关，行政权与司法权受人大制约，并对人大负责。

三、正确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如前所述，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在这个权力机关中，必须要有政党对它进行领导，它才能正确地行使权力。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实行领导权。

因此，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

党对人大实行领导权，这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争得的人民民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