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看张学良的品性

张学良对自己在西安事变后的评价

张学良对自己在西安事变后的评价张学良生涯里，有三个“三六”。

一个是“一九三六”，他在这一年发动西安事变，挟蒋抗日，“把天捅了个窟窿”。

另一个“三六”，划开他一生两段。

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监禁，从浙江奉化开始，先后移监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的郴州、沅陵，贵州的修文、开阳、桐梓和四川的重庆，辗转流离，终于1946年11月2日被转至台湾，幽禁于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

张学良这天日记说：“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

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八点四十分抵武昌徐家珊机场加油，十二点一刻抵台北松山机场，余始知是到台湾……下午二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五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

”其时，张学良生涯中出现第三个“三六”——伴随他的赵一荻当年三十六岁。

贵州之前的张学良，绝对孤寂。

从贵州始，著名的赵家四小姐追随到他身边，陪伴寂寞英雄。

张、赵由此开始了他们台湾幽禁阶段的早期生活。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清泉幽禁岁月1946-1960》一书中，有两幅相邻的照片。

一幅是张学良在窗前读书，另一幅是赵一荻在用缝纫机缝制衣物。

这段时间里的记事簿、日记、信函、口述、照片……成为后人研究张学良的珍贵史料。

张学良被幽禁后，读书不辍，并有了研究明史的想法，且兴味日浓，不时托人从外面买书，还列出书单，请毛人凤帮助寻购。

据说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的治史兴趣后，专门请了一位明史专家，到张学良的山中居所，行“伴读”之责。

宋美龄还曾托信差转送给张学良大量家书。

1955年初，张学良感受到一种入台以后前所未有的寒冷。

是年春，赵一荻因咽部出问题，不得不动手术。

是年夏，她开始连续尿血，发烧时体温高至39.5摄氏度，四肢冰冷，颤抖，被送到台北中心诊所，检查结论是膀胱炎或肾盂肾炎。

赵一荻为此住院两月之久，张学良一人待在井上温泉，开始了“两地书”。

当时的台北和井上之间，未通公路，音问不便。

赵一荻托人带回的信，不能及时送达。

张学良人物评价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

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

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

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

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

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

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

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

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

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

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

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

1930年10月11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

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关于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欢迎观赏。

张学良，曾统帅中国当时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中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军事实力仅次于蒋介石。

周恩来对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十分尊崇，称其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而张学良却因为“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从陆军上将跌至阶下囚。

历史的发展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笔者试图从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和他自身的遭遇来看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得与失。

杨虎城，从反清、反袁、反内战直到“扣蒋兵谏”,无一不透露出他“除暴安良，护家卫国”的革命精神。

在“西安事变”中他绽放了军旅生涯最绚烂的一刻，与张学良共同主导的这场“兵谏”加速了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进程，但绚烂之后的寂灭却成为他的遭遇。

杨虎城是政治场上的老手，对于“兵谏”后的政治角逐如何能够效果最大化，他有着自身独到的考虑。

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困境局面1936 年冬，张、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困境要着手解决：与中共商议的“西北大联合”困难、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蒋介石的督战压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主战压力等。

对此，他不得不竭力做到不露迹象，等待中共方面的时机或苏联方面的指示，亦或者期待蒋介石能将其调入抗日战场，以走出眼下的困境。

(一)张、杨的爱国思想为“事变”埋下伏笔。

从张学良自身来说，强烈的爱国之心同其指挥的内战形势相矛盾，内心备受煎熬。

张学良是一名拥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军事将领，其内心最期盼的是蒋介石执行联俄联共抵抗日本的战略方针，以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对于同红军作战丝毫没有积极性，这使得军命在身的张学良处于煎熬之中。

东北军中下层将士也对驻守西北不满，强烈要求打回东北。

随着绥远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东北军内部来说，中下层将士力主抗日报国，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给张学良增添了自下而上的压力。

为此他在11月 27 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中写道：“今前锋即接(绥远抗战)，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

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然而我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

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

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的态度

作者：于军
出版物刊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8-18页
主题词：张学良;南京;将军;蒋介石;西安事变;领导;战线;民族国家;履行诺言;内战
摘要： <正>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和尊严”便于他领导全国共同抗战,也为促使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不至于反悔”,张学良在宋氏兄妹和政府的保证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于12月25日亲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

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到南京后,不仅不履行诺言,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并调大军压迫西安。

张学良将军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始终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故乡的惨状”。

在1937年元
旦“告东北军将士书”中,他告诫他的将士们要振起精神,坚强意志,认清目标,巩固战线,“来为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

解读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政治思想变化

浅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

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而在这件事变中的关人物-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与参与者，并且关于张学良的这种行为，不同人有不同的评价。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评价（一）张学良人物初探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陆军元帅。

中国奉天省（今辽宁）海城人，生于台安县桑林，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学良自幼天资聪颖、活泼顽皮、胆大妄为、善于观察人物、喜爱写作，所以在他幼年时就能下笔千言。

张学良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收的是家教，不仅仅有旧的文化功底，而且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也对张学良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张学良年轻时个人品质就被议论，而且指挥打战的能力也为人诟病。

张学良为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

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

这样一个吸毒成性、沉湎女色，子承父业的公子哥，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被看好，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

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历史趣谈：历史上的张学良是好人还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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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识分享历史上的张学良是好人还是坏人
导语：2001年10月，101岁高龄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因病去世，一个影响了中国在20世纪发展进程的国民党将领，一个毁誉交加的东北少帅，离开了我们的世
2001年10月，101岁高龄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因病去世，一个影响了中国在20世纪发展进程的国民党将领，一个毁誉交加的东北少帅，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而他生前的风流情史，他对国家的贡献，他承担的罪名都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称赞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诋毁他是民族罪人，各类说法纷杂不一。

那么张学良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们该如何评断呢？
张学良晚年照片
1928年，张作霖因被日军报复而死，他的儿子张学良开始担任东北军总司令，掌管了东北大权。

担任总司令之后不久，张学良不惧威胁和利诱，毅然决定服从南京政府，改旗易帜，力促中国在民国时代的统一局面。

在这一点上来说，张学良是功不可没的。

在东北易帜以后，东北各省日渐抵制日本的侵蚀。

终于，日本军队极端势力忍不可忍，为了保住其侵略利益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军队制造阴谋，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权。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张学良选择了不抵抗政策，这成了他一生的耻辱，也成为人们评论张学良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一个主导因素。

其实，就论当时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和军队实力来说，要想要抵抗日本的侵略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打，那将是民族罪人，国家的耻辱，所以他当时的不抵抗，其实是一种妥协，也让他在之后内心一直背负着这种罪恶感和耻辱感。

所以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上，张学良正是因为背负着以前的罪名，不忍心国家再受灾难，所以即使自己面临着被软。

张学良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

037史海钩沉张学良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张学良将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民族斗争空前激烈的历史时代所出现的一位杰出伟大的民族英雄。

然而，九一八事变却让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

时隔5年，张学良毅然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使他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不朽的抗日英雄。

笔者试图从张学良自身思想上的变化，浅析张学良将军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从不抵抗将军到抗日英雄的思想转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将军早期亲历的一次重大并影响他一生的政治事件，张学良在当时处于手握兵权、举足轻重的权力地位上，对这次事件所做的处理，使他成了不抵抗将军，一度被全国指责的千古罪人。

下面就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从思想上分析如下。

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错误估计，使张学良产生隐忍轻敌思想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但张却不以为然。

6月末，发生万宝山事件，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宜亟力避冲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意识到苏、日军力强大，由此产生退避强敌的思想1905年5月中东路竣工通车就一直由中苏共管，主权未按照规定交还给中国。

1929年张学良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

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无力支持，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这次经验，让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受到打击，也让他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支持东北对外抗击强权。

而东北军的实力，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国单独作战。

这种思想也是九一八事变当日他下令不抵抗的原因之一。

中原调停，东北军留守不足，张学良产生自保求生思想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东北军作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方面军，其军事实力不次于任何一方，举足轻重，各方皆极力拉拢。

论张学良将军

论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这位曾在中国历史上极具震撼力的人物。

当我品读他的一生时，内心颇有感触。

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这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走进张学良将军。

东北易帜，是奉张割据东北地方政权一件大事，易帜以前，张是关外王，易帜以后，就成了地方政府，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了。

从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张学良之果断与民族气节。

因为在决定这个问题时，内有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容易的事。

回首1928年的东北，日本军阀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原期必然引起东北内部之混乱，可以乘乱攫取东北更多的权益，岂料张学良能平静无事继统大业，局势稳定，使日本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鼓励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党之招降拉拢，由日本大力支持。

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方抗衡。

可谓“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

日本处心积虑要侵吞中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基本国策，是决不会改变的，日本军阀是把中国的满蒙看作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对东北的侵蚀，决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日本对张学良威胁利诱。

可见，武力权势无法使一个人改变自己的信念及对祖国的忠诚。

张学良心中明白：换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要挟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与他，做一个傀儡。

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再者，先大帅尸骨未寒，岂能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

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理对付日本，换旗以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张就这样冲破了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东北易帜。

从此，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力量继续存在，这样，中国完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统一。

且不说家仇，试想，如果张学良将军在日本的诱惑下同意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政权。

众所周知，东北是日本打开中国的门户，如果日本阴谋达成，内外勾结，日本将以东北为根据地，进一步加快侵略中国内地的步伐。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张学良作为该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张学良自身的影响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文将从张学良个人的经历和西安事变的影响两个方面，探讨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首先，回顾张学良的经历可发现，他是一位具有深厚军事才能的军事家。

曾多次在国共内战中领导国民党军队取得重要战果，而他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抵御日军进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尽管张学良是国民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物，但他与蒋介石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事变发生时，张学良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希望通过这次事变来改变国民党的政策。

他迫使蒋介石与他进行了会谈，并通过与共产党合作的方式，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

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事变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了临时的合作。

事实上，这次临时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临时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也促使了广大民众对军阀主义和专制独裁的不满，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创了新的局面。

尽管西安事变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复杂性和问题。

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并生活在政治舆论的阴影下。

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也并未获得国民党的积极响应，反而加深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因此，尽管此次事变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困境。

总的来说，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事变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纷争。

尽管此事变带来了一些机遇，但也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政治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

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西安事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张学良的政治角色，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张学良的功过是非

张学良的功过是非西安事变；《申报》；国统区；影响分析今年是“西安事变”爆发80 周年，它的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结束，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拉开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张学良作为事变的主要组织发动者，一直以来受到尊重，被誉为民族英雄。

但是，近年来对张学良的非议日渐增多：从民族大义，到才华能力，再到人品人格，被批得无一是处，更被说成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本文将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尝试对张学良的功过是非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看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史学界争论颇多。

一则争论是否应有统一的标准，二则争论如果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

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基本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应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历史人物的言行，看其对社会历史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

阻碍即否定，促进即肯定。

张学良登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主政东北。

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集国仇家恨、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形势十分险恶。

南京政府希望他改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

而日本人要他实行“自治”，如不听警告，则日本就要自由行动。

经过长达半年的和平谈判，张学良于1928 年底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五色旗。

“东北易帜” 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东北易帜其本身求统一、求抗日的历史趋势，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做出的第一件有深刻影响的大事，是他一生中最令人称道的爱国壮举之一。

” [1]然而，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不仅使他自己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使我东北大好河山不战而亡，顷刻沦陷。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已经下了不抵抗的禁令。

对张学良的评价

对张学良的评价张学良，中国近世史上的风云人物。

如果没有他和他所做的事的话，中国的历史肯定要改写。

就事实而言，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

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我认为，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

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

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在我看来，少帅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

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少帅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

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

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The final edition was revised on December 14th, 2020.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

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

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

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

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

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

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

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

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

”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

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

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

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

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

张学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一位爱国者

张学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一位爱国者。

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围绕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这三件大事展开的，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它符合了从分裂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它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主要从西安事变来了解张学良的。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并发表了八项救国抗日主张的通电。

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主张，西安事变对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软禁并失去了人身自由。

2001年10月15日(当地时间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因病逝世，享年101岁。

周恩来评价其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 又称“双十二事变”, 距今已经70年了。

这一事变对于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大量史实来看，张学良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在当时局势十分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一方面多次发表讲话让国内外人士了解事变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也积极与各方面取得联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后来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粉碎了日本和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显示了中国各阶层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愿望，表明了中共团结抗日的诚意，宣告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破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但是，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也使当时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西安事变的这个过程中，张杨二将军的目的是希望尽量用不流血的方法来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可是很遗憾，结果并非他们想的那样，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安事变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其功始终是大于过的。

张学良个性浅析

张学良个性浅析一提到张学良，人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西安事变”。

而时下，关于张学良的书籍、评论也有很多很多，褒奖的，批判的，人们众说纷纭。

其实无论如何，对待历史，我们首先要保持的态度必须是客观，事实就是事实，结果就在那里,历史已经书写。

我们不必像骂一个罪人一样去侮辱他，也没有必要把他一生夸耀的那么传奇，只需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去透视他的人生，品味一个平凡人的功与过……不过本文章中，笔者仅就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中的种种行为对张学良的性格特点做以浅析，发表自己的拙见。

“九一八”事件中——“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在“九一八”事件中，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丑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张学良顺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

而之后，张学良却替蒋介石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自己一直默默地背负着骂名。

后来人们那就把历史上的9月18号当作了国耻之日。

其实，在“不抵抗政策”中这个事件上，一直存在两种说法。

一是，蒋介石的强行指令，张学良不得抗命，只得奉命而为。

二是，这属于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

张学良“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

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如果后一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觉得张学良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多少有些不成熟，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幼稚！日本人想挑衅，还害怕找不到挑衅的理由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而张学良却着实用了忍这一招，想通过此种办法来息事宁人，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直接让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了大便宜！如果他能够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

历史趣谈：怎样正确地评价张学良？他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怎样正确地评价张学良？他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导语：如何评价张学良？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如何评价张学良？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

是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

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

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2、918，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

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

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3、张学良实力强，蒋介石就鼓动张学良去打苏联，收回中东路铁路，结果张学良惨败，他终于看明白了蒋介石的用心，所以渐渐和蒋介石有了距离，大力发展东北民生，东北当时在张家的统治期间生活是很富裕的，沈阳有中国第一条城市轨道客车，第一个现代化体育场，生活常识分享。

张学良人物评价

张学良人物评价以前，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事情和评价，有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更是很多，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教科书里，也没有对他的歌功颂德，反倒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军的头子，做了很多危害国家、共产党的事情。

我总觉得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否有些过于偏颇了。

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张学良的资料和大家对张学良的评价。

发现，果然如此，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

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我认为，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

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

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英雄。

在我看来，少帅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

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少帅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

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人物评说

一、历史评价由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对张学良的历史评价不尽相同。

张学良晚年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

邵铭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

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

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

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假基督徒。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

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从张学良的个性看他与西安事变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Xueliang and XiAn Incident in View of His
Personality
作者：程利王晓丹
作者机构：曲靖师范学院历史系，云南曲靖655000
出版物刊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40-43页
主题词：文化张学良个性西安事变态度
摘要：个性是导致行为以及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由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及人生阅历这些因素长期的交织、冲突、聚合,最终熔铸成张学良与众不同的重恩讲义、勇于牺牲和天真直率、富于冒险的双重个性,这种个性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举止和态度,从而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角色.。

红星照中国第三节谈谈你对张学良的认识

红星照中国第三节谈谈你对张学良的认识赞扬张学良的人，大都要提及西安事变。

仅就西安事变一件事来看，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甚至宣布“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如此杀气腾腾的状态，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反而是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中国军民。

逼蒋抗日的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被迫下野，独立抗日的方振武因“违反国策”被处死，宣传抗日的报界大王史量才被特务暗杀，就连失去家园的东北学生请愿时，也遭到军警的屠杀。

就在这时，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兵谏，抓捕了蒋介石。

在共产党和苏联的调停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张学良本人却因为过于天真相信蒋介石的“人格”被软禁。

这一次软禁，相当于前半生的时间二倍！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大业，张学良献出了自己拥兵20多万的社会地位，海陆空副总司令的高官厚禄，只得到了后半身的软禁生涯，否定张学良的功绩，就等于否定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

否定张学良的人，往往都集中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上。

然而，张学良的不抵抗，其实有很大的苦衷。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向日本nhk记着、作家唐德刚等人明确宣告，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的，不应该退给中央。

就是说，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不可能随随便便丢给别人。

可是，张学良的性格上的软弱和依赖他人，决定了他在东北易帜后长期拥护甚至依赖蒋介石，这也是事实。

张学良早期和郭松龄交往，就说“茂成就是我，我就是茂成”。

到如今，大概是把蒋介石当成了郭松龄那样的长兄和师傅了。

可是，郭松龄在面对日军承诺支持他独占东北时给予了坚决拒绝，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所以，不抵抗命令却是来自于张学良，但是不抵抗主义，却主要源于蒋介石。

早在二次北伐期间，日军侵占济南，制造惨案，蒋介石连连道歉，请求原谅，同时要求国联来制裁日本。

后来东北又先后发生了万宝路事件和中村事件，蒋介石依旧坚持“我没有先动手，我有理，请国联评理”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