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渊明隐居的看法

对陶渊明隐居的看法————读《陶渊明集笺注》有感最先接触到陶渊明的就是语文教材中的《饮酒》、《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田园居》等作品。

这些作品中，字字都散发出那种清新平实的风韵，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仿佛未经雕琢，自然地流露着他特有的古朴之风，可以直接间接的看出陶渊明渴望隐居和热爱隐居的心情。

现在大多数人对陶渊明的第一感觉都是“隐居在世外桃源的五柳先生”。

在古代，很多文人都把成为隐士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

我在想，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是浑浊不堪的官场没有操守和良心的生存之地？是世俗社会容不下他们的清高和骄傲？他们这么做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还是一种无言的抗争？那五柳先生呢？作为一名隐居之士，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隐居呢？关于陶渊明的性格爱好，在他的著名作品《五柳先生传》中作了自我介绍。

文章中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并自谓：“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

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

造饮必尽，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曾不吝情。

”他当上彭泽县令后，“公田之列，足以为酒”，上任后即下令把300亩公田全部种成酿酒的秫谷，以保证常有酒喝。

他曾私下对人说：“能让我常醉于酒，平生之愿足矣。

”由此可见，陶渊明一生不图名利，不慕虚荣，就是特别喜欢喝酒，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

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

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

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

”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

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

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三国归魏，司马氏专权，曾经的宏谋远图、血撒沙场化作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没有了乱世枭雄，取而代之的是将权术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小人。

就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无数文人墨客选择了逃避现实，而将宝贵的生命耗费于空谈玄学、追求虚幻中的长生不老之上。

陶渊明这等隐逸之士的诞生似乎是时代的必然，然而我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同于同时代、同阶层人物的精神与思想。

陶渊明生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

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而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

他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

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

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

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年冬因母亲病逝，便回寻阳举丧了。

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

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

到了第二年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就辞官归隐了。

至于这次辞去县令的原因，《归去来兮辞》说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这次辞官，便是陶渊明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再未入朝为官，而是专心守住一方寸土，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陶渊明远离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躬耕自资”，恣情与山水之间，忘却对于现实黑暗的失望之情，他爱菊，便在宅边遍植菊花；他嗜酒，而且每饮必醉；他好读书，却又不求甚解。

他的思想与行动都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太多的不同，而他又不似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文人那样放荡不羁、抛弃一切礼法；陶潜绝对不会赤身迎客，绝对不会与金石为伴，更不会向往长生不死。

他仅仅出于现实的失望，更出于自己独特的志趣，而放弃了出仕的道路，他看轻生死，不计得失，安贫乐道；但从他归隐后的一些诗文上仍可看出他对于“俗世”的关注，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根基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却又融会了道家的老庄哲学，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正因为陶渊明远离政治，接近劳动人民，才使他的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在文艺形式上，都走着与当时贵族化的文坛相反的道路。

他反对剥削，歌颂了劳动，并身体力行；他发挥了五言古诗优秀的传统，高度发展了民歌传统上白描的手法；在数量上及诗歌的接触面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及当代的诗人；他的成就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宝贵的收获。

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

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

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

他的文字中寄托着他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期盼。

例如他最后一次辞官时写下的《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

字里行间又仿佛潜藏了深刻的人生悲凉。

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又如著名的《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心目中完美的理想社会：与俗世隔绝，男耕女织，鸡鸣犬吠，其乐融融。

但他又将这个社会架空于“避秦时乱”而隐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现出他回归本源的愿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之中还透出一丝哀愁。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

推之于今，陶渊明不仅以他在文学世界中表现出的追求自由、自然、潇洒飘逸的生活态度感染着生活忙乱嘈杂的现代人；他的思想也仍存在着积极的一面——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不去刻意地追求功名利禄，即使有一些失去也不必感到绝望，只要内心中保有最原始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也可以是幸福的。

可是何以陶渊明会成为后世的士大夫推崇和认同的对象呢？陶渊明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享受这种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待遇，却在死后因苏轼等人的弘扬，真正确立起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他对人生的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文人构筑了一个精神家园。

我不禁要问，封建时代的中国，真的容不下正直的知识分子吗？的确，在封建社会，正直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他们深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一开始都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他们的尴尬不在于他们想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于他们在成为国家公务员后依然坚持着这种人格上的自我要求。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以皇权绝对权威、权利高度集中于皇帝、家国同构为主要特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得到加强。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建立军机处，这种制度发展到了巅峰，也走向了反动，特务统治便是这种反动的最明显标志。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皇帝是天的嫡子，他接受上天的委托来统治人间，国家是皇帝个人的产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即使在有德明君的心中，这种观念也是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

再加上统治者把“忠君、爱国”为主要政治理念的儒家思想确立为帝国的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着民众的思想，约束着民众的行为。

既然国家是皇帝个人的产业，忠君爱国又成为每个人的信条，那么，整个国家机器是否应该服务于皇帝个人的兴趣爱好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前途和命运是否取决于皇帝个人心情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圣明的君主任用贤能的臣子，在老百姓的辛勤劳动下，开创了封建时代的盛世，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但这样的君主只是少数，一般出现在王朝的开创期。

出于这样的基本观念，再加上缺乏相应的权力监督机制，官场上的贪污腐败、欺上瞒下、阿谀奉承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这样做你就不能得到君主的欢心，你就没有乘凉的大树，你就没有升官发出才的机会，你甚至没有安身立命的空间和保障。

你就注定要受到排挤和诬陷，让你感到官场上没有你的空间而离开。

就说陶渊明，他也是多次做官，而又多次辞官，最终“不为五斗米折腰”，在辞去了彭泽县令后，最终选择了归隐。

“刑天武干戚，猛志固常在”，他的最初理想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进入官场后，并不想立刻把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和责任感抛到脑后，他们不想让这种良心和责任感被官场潜规则打败，他们不耻于这样做，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人格修养。

不幸的是，他们的力量太弱小了，纵然他们自认为有很强的原则坚定性，而他们的“敌人”又是那么的强大。

“于是，十年寒窗、博览群书，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放弃了抵抗。

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这种消除当成了志向。

”（余秋雨语）而把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出卖给官场潜规则，又是他们所不耻的。

想在官场生存，就必须“近墨者黑”，想保持人格的独立和高洁，官场就不是理想的选择。

鱼与熊掌似乎不可兼得。

为了坚守那份清高和原则，一些人选择了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以这样一个看似高尚的借口心安理得地和尘世说再见，而且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响亮。

是的，在家天下、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制度下，正直的知识分子若想在仕途得志的同时坚守住心里的那份清高与高贵，确实不太容易。

很多隐士在归隐之前都是满腔热血、志向远大的，然而他们身上固有的傲气却早已注定了他们的尴尬处境。

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人格的高贵，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