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宜良花街节的历史

花街是我省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节日花街起源于明代。花街古称花市,亦叫做花会,是我省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一。明谢肇《滇略》卷四“俗略”记载：滇民以市为景,游人纵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绵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一岁凡十二市。从以上引文可知:（一）花街是“滇民”,亦即我省特有的传统习俗。谢肇于万历年间(15７3—１６２0）任云南右参政,说明至少在明代中叶，我省的花街习俗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其历史距今已有4０0年以上。(二)花街节“以市为景”，发生地点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城镇街市间,说明花街习俗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商业经济特色。较之云南另一类在山野间举行不具备商品经济性特色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采花山节等，已进入到一个较高的发展层次。(三)滇民以市为景,游人纵观,还说明在这类新兴的民俗节日中，繁华热闹的街市场面也被视为一种景观,一种特殊的社会人文景观。广大游人不仅是节日的参与者,也是节日景观的构成者,表现出一种新颖的价值观念。（四)在上述的“一岁凡十二市”中，除二月的花市外，八月桂市和十一月梅市,实质上仍属于花市,即以特定花卉品种名称来命名的花市。这3个花市,已占全年1２市的四分之一。说明在汉族花卉文化的积极影响下,云南特有的花卉资源和历史上各兄弟民族固有的爱花习俗在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终于综汇融合而成为了新的民俗，并发生了新的飞跃，在我省民间的生活习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花街习俗在明代中叶得以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它实质上是明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我国传统真诚的农耕文化以和平为本的特质的精彩体现。明初以来,大批汉族进入云南实行屯垦,为云南经济的勃兴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云南的农业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历史性进步，商业贸易随之日趋繁荣,城镇街市也逐步发达起来,终于出现了“一岁凡12市”的繁兴局面。这就是这种以市为景,商品经济性特色日渐鲜明的花街习俗得以形成的历史性原因。此外,云南特有的气候自然条件和花卉资源,以及由此而造就的云南各族人民传统爱花的习俗等,也是花街节得以产生的重要历史性基因。这一点，《滇略·俗略》载述得十分明确。其云：滇中气候最好。腊月茶花已盛开。初春则柳舒桃放,烂熳山谷。雨水后，则牡丹芍药杜鹃梨杏相继发花。民间自新年至二月，携壶觞赏花者无虚日,谓之花会。衣冠而下，至于舆隶,蜂聚蚁穿,红裙翠黛,杂乎其间,迄暮春乃止。其最盛者,会城及大理也。离开上说任何一方面的条件，花街节就无由发生并存活下去。花桥—宜良花街节的产物和历史见证在我县关于花街节的传统习俗中,“花桥”这一沿用至今的历史地名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花街节的产物，也是花街节历史性存在的有力见证。按花桥位于县城热闹繁华的清远街中段,横跨于穿城南去的文公河上。此桥原名清远桥,今街道名称即因桥而得。有趣的是，作为标准地名的清远桥既然可以衍生出“清远街”来,那么作为此桥俗称的“花桥”,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化为“花街”了。这是我县的花市或花会为什么也叫做“花街”的直接原因。据《宜良县志》记载,文公河开浚于明代嘉靖年间(1５２2—1566)，下距花街习俗已见于记载的万历年间约半个世纪。文公河的开凿，从根本上奠定了宜良作为“滇中粮仓”的历史地位，也为花街节的发生提供了丰实的物质基础。与文公河开浚同时或稍后修造的清远桥随之而做为花市的主要场所演化成“花桥”,这乃是合乎情理的事情。由此可以断定，宜良县花街节的产生和发展,与全省性花市习俗处于完全同步的地位和水平上。根据有关记载和调查资料表明,花桥不仅是县城最繁华的集市地段,也是旧时我县最主要的花卉市场。清乾隆３２年(1７６7）《宜良县志》载有孔宗舜《匡城元夕》诗说：谁移火树列花桥,万朵银花影动摇。美景喜逢成夜市，高歌新调响云霄。月明楼阁空中见，春暖壶觞到处招。来岁今宵晴也否,好教无睡理诗飘?诗中记述的火树银花，美景夜市，春暖壶觞云云,正是上引《滇略·俗略》所记“携壶觞赏花者无虚日”的最好注脚。诗题所记虽然是“元夕”即春节之夜的景致,然而正是《滇略》所云“民间自新年至二月……迄暮春乃止”的最精彩的缩影。从诗的最末2句看，此俗时已具备一年一度的特点,因而也就具有节日的意义了。而其发生地点,诗中已明白无误地说明是在“花桥”。这样,就使我们上文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可靠性。孔宗舜，《宜良县志·文苑》有载,云:“孔宗舜，寄呈贡学。康熙补博士弟子员。父正儒,值明末流寇入滇,由晟阳移居邑之虎峰村”。明末清初云南曾遭遇特大的动乱,此后不久就出现如此成熟的花街盛况，说明它只能是旧俗的复兴而非现时的创造。宜良的花街习俗必产生于此前无疑。 无独有偶。清康熙初任宜良县教谕的王佐才诗《宜良竹枝词》亦云：行过长街转后街,花桥人笑掷金钗。槟榔红沁胭脂颊,醉唾香黏紫绣鞋。有关民歌的研究资料表明，竹枝词作为古代文人最乐于采用的一种民歌诗体,其内容主要是用于吟咏各地最典型有特色的民风习俗的。诗的首句以长街、后街做铺垫，重点突出了花桥的繁华热闹。笑掷金钗、胭脂颊红、绣鞋香紫云云,乃是富家子女“红裙翠黛”者在街头游乐嬉戏的生活画面。按槟榔成熟已届夏季,“醉唾”则是“携壶觞”的另一种说法。“花桥”正是这样“以市为景”，才被诗人采撷，而加以咏唱的。又诗的首句连写两“街”,按传统的用词习惯，次句的“花桥”完全可以互训为“花街”。这样，发生在夏季的花桥街景盛况,就与我们后来知道的端阳花街十分相像。因此我们曾经认为的“花桥卖花四百年，年年花街端阳节”(１985年春节征联笔者所出联题。朱兴元先生对为:清河流清十载，载载清波文公渠。载《宜良新春楹联集》),当属于不需置疑的历史写照了。宜良花街习俗发生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说，花街习俗在我省的发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基础和历史的必然性，那么,终于将此项习俗持续至今达数百年之久的宜良县，是否也同样具备上述的条件呢?宜良县明清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水利事业的拓兴即文公河的开浚，已如前文所析,这里不再赘言。而宜良气候条件的优越，爱花种花历史的久远，却可以值得详加阐述。宜良在明代以前属于白族先民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康熙《宜良县志》说县境所居“夷民不过倮罗，？人数种”。今西河鱼龙石桥上游一段旧有涵闸名赵家涵洞（在今县畜牧局所在之地)，沿涵洞流水往东界属清远村委会的田亩中（在今永昌街与永安路相交处稍南),旧有地片名称叫“?儿子坟”。?人即白人,是为白族先民。这是元代以前白族先民在县境内居住的重大证据。据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载，当时属于?人聚居区的中庆路(包括宜良县境在内）,“冬夏无暑，四时花木不绝。……水秀山明,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说明早在元代,云南气候条件的适宜和种花习俗的普遍就早已为人们所注目。当其时也，大量汉族尚未进入云南，这些爱花种花的人民属于云南土著,主要的就是白族先民。《滇略》所谓花市之“最盛者,会城及大理也”,是有其深厚的民族渊源的。据民族学资料和史书记载:两宋时代曾一度在云南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大理国王族段氏及其后裔的族属即是白族。云南白族爱花种花,做为皇族的段氏自然也不能例外。据《滇略》、《滇云历年传》等地方志载述,宋庆历元年（１０41)即位的大理国主段素兴雅爱花卉，曾于昆明行宫及城外金汁河等处广植素馨花。此花颇有灵性，能遇歌而舞，段国主意甚宝爱,因以其名“素馨”名之。由于这个缘故，旧时此花在我省种植极广，雍正《云南通志》称为“山野蔓生,家园广植,蕊红花白，质秀芳清”。这个传说，多少反映了云南白族爱花种花习俗的一个侧面。有趣的是，今宜良万家花园素以种花著称的段氏,即是此大理国王族的嫡传后裔。《段氏宗谱·旧序》称：元初宋大理国被忽必烈征灭后,段氏因助元蒙平定云南全境有功,世袭大理总管之职。至明初,朱元璋遣傅友德、兰玉、沐英等征平云南,第１1代大理总管段明被擒解京，段明之弟段坚时年16岁，只身变服逃至宜邑大赤江外(即南盘江以东）,隐居深山。云南平定后，坚始迁居东山下夷里村，取配村民阿氏,小字夜奇。后又移居白夷村(即城东村,今大渡口，此村之名白夷村,说明为傣族先民所居者也)，由是螽斯衍庆，瓜瓞绵延，人丁日盛，因有迁居于弥勒及南屯土官村、白莲寺与万家凹、张官营、大山后者。今白莲寺段姓居多，县志载其旧名“?人村”，即以此得名。直至20世纪中叶,大渡口段氏家族仍沿用取名字派秩序有五言诗云:“苍山发祥远，赤水源流长;存仁宗族盛，积善子孙昌”,数百年遵循不替,亦是该家族渊源所自之力证。而更为奇特的是,相传段坚仓皇逃离大理时,金银细软不及拿取，只随手从马鞍上割下一对金镫携去,深埋于宜良山中松树之下。数年后，复往山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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