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理论意义(一)

伟大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对于 中国 共产党来说，意义都是多方面的。

仅从近 现代 中国的思想 发展 史尤其是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一个直接的重要作用，就是激发了中共党人文化 “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

这一觉醒不仅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具有关键意义，实际上对于中共后来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

关于这一 问题 ，以往的中共党史 研究 者和思想史研究者似乎都有所忽略，故本文特将其郑重提出，并作出我们初步的考察和 分析 。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抗战以前中共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长期轻忽及其原因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历史 的、地域的、种族的、语言的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别具一格的民族特性，它是各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化潮流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样文化特点的总称，是与文化的 时代 性相对而言的另一重要的文化属性。

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民族性’觉醒”，除了包含这一 内容 之外，还涵括了正确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一般认识与态度，以及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化”思想意识的形成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宗旨，因此，早期的中共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也是 政治 上的民族主义者。

但在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却并不简单地认同于民族主义的目标。

一方面，他们明确认识到了“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但另一方面，又强
调“宗法 社会 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

[1]所以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文化上的主要任务或基本方面不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首先在于彻底地反封建。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文化批判的锋芒突出地指向封建主义和复古思潮，甚至于不惜呼吁与资产阶级建立“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邓中夏语）的原因。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他们又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对其消极成分进行批判上，而忽略了对其积极因素予以认识和揭示，从而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化的偏颇倾向。

当时，中共党人比较重视的是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问题。

对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继承性，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成就，总体说来，是相当轻视和忽略的。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于还常常以文化的“时代性”来说明、取代，有时乃竟以其去根本抹煞不同文化间的“民族性”区别问题。

在这方面，瞿秋白对 “东方文化派”的有关批评，堪称典型例子。

在反驳梁漱溟等认为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别”而非“程度
之异”时，他明确指出：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 经济 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

----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与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

正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

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

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

[2]
毫无疑问，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时代性”的本质差异的说明，自具深刻性。

在当时对批驳“东方文化派”的保守论调，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他因此将两者间文化“民族性”的区别视为可有可无，并以前者来淡化乃至于取消后者，把东西文化差异的全部根源有意无意地归结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却是机械的，简单化的。

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中共党人漠视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及其论证特征。

那么，早期的中共党人何以会忽略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呢？在我们看来，除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因素影响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

首先，是他们直接承袭了五四前期“全盘性”反传统的文化激情和部分思路的结果，也就是说，那种“全盘性”反传统
的“五四”思维惯性，在他们身上仍然发挥着作用；其次，则与他们“五四”后所面临的思想论争“情势”有关。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封建保守论调和资产阶级 理论 的攻击，而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潮中，强调中国的“国情”和文化
的“特殊性”，乃成为一种时髦，他们正是以此来抹煞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般 规律 ，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结论的。

因此，在同他们的论辩中，共产党人不免“投鼠忌器”，不去深究、甚至不愿谈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或“民族性”问题，也就不足为怪。

这种对文化“民族性”的某种程度的忌讳，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公然打起“民族主义文学”等旗号来围剿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时，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在策略上，他们往往是以强调文学或文化的阶级性来淡化文化民族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乃要归因于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尚普遍不足一点。

实际上，前述几点也都与此有关。

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后，最先接受的是 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作为 方法 论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就要稍晚一些。

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后，他们最初主要掌握的还
只是唯物史观，其整个体系的完整内容，也就是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主要还是1927年以后的事。

再加上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有一个与民族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过程，等等，凡此都造成了中共党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思想方法论的不足，从而使得他们在 应用 唯物史观时，还明显带有机械僵硬的毛病，无法理性地面对和深入解释文化的民族性，无法正确地分析和对待文化传统与历史遗产问题。

不过，指出早期中共党人总体上忽视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并不意味着就认为他们对此毫无觉察和感知。

事实上，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求得民族独立的实际运动中，激于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内在需要，他们偶尔也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的必要性之意识。

如瞿秋白，就曾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的角度谈及于此。

他指出,在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冲击时，人们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错误态度：“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或竟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汨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3]。

可见他当时多少已感觉到了应保持某种“民族文化个性”的问题。

此外，杨明斋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时候，蒋光赤、沈泽民、邓中夏等人在考虑建设新文学的时候，也都对此问题有过偶尔零星的触及。

[4]不过，总的说来，抗战以前，至少
是“新启蒙运动”爆发之前，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意识，至多还只能说停留在本能的不自觉的“潜意识”层次，既缺乏从正面对其合理性存在和积极价值加以发扬光大所进行的理论阐释，也没有从方法角度，对其服务于新文化的途径提出什么明确设想。

有关的言论往往只是一些片言支语而已，甚至于绝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不过是被置于一种潜在的逻辑前提的地位，而并没有被明确而正式地提出来加以论证。

此种情况，可以说大体延续到“新启蒙运动”爆发之后不久。

二、抗战前夕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初步觉悟及其机缘
中共党人比较自觉地意识到文化“民族性”问题的重要，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

不过，从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唯物辩证法传播的渐次深入，“华北事变”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及共产国际所指示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乃至1935年初国内爆发
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论争的某种刺激，在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左联”内部，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因素和动向，它们可以看作是稍后中共党人深沉而强烈地体
认文化“民族性”的某种思想背景与前奏。

尝试着辨证地去看待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是唯物辩证法给予中共党人及其 “左翼”文化人的最初“赐予”。

30年代中期，鲁迅和艾思奇等人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揭破封建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鲁迅此期虽然一如既往地“战斗着”，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以及对旧文化中优良成分实行“拿来”态度的必要性。

他曾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过与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应该吸收一切既有文化有益成分”的相同看法：“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在文艺上，他主张要有选择地采用“旧形式”，认为这“正是新形式的发
端。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具体谈到木刻版画的发展时，他更体现出对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态度：“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致李桦·1935、2、4》。

）。

后期鲁迅的思想，正如艾思奇1937年所评价的：“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

（《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形式与内容》，《论文化和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第210-211页。

）可以说，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始重视文艺“旧形
式”的意义，从“大众化”角度来认同“民间文化”的价值，构成了鲁迅后期认知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特点之一。

由于和中共之间的特殊关系，鲁迅的这些思想，不仅当时就被艾思奇等左翼文化人和中共党人所吸收，对于此后中共体认文化的“民族性”，更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937年后，几乎所有讨论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中共党人，都要不同程度地提到鲁迅在这方面的榜样或引用他的文字来论说问题，可谓明证。

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宣传运动也活跃起来，它体现了辩证唯物论与文艺“大众化”思潮两者之间的合流。

共产党人艾思奇、柳湜、何干之等是致力于这一活动的著名代表。

特别是艾思奇，影响尤大。

1934年11月10日，他在《形式与内容——答廖明君》一文中，曾这样切入到有关文化遗产继承的理论问题：
内容与形式能互相转化，内容与形式之不能机械地分离，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即新形式的发生，必须是由旧形式中的内容发展而成的。

----在旧形式里，不消说总有着旧的内容，但同时也有新的内容在其中发展着。

蛋的内容是卵黄卵白，但鸡雏也就在这卵黄卵白中发生，文言文最
适合封建的内容，但同时也有反封建的倾向在潜滋暗长。

新的形式就从这旧形式中潜滋暗长的新内容发展而成的。

我们要利用旧形式，并且可以利用旧形式，原因就在于这种关系。

利用旧形式的目的，并不是要机械地将那旧的外壳套在新的内容上，决不是要将新内容囚闭在旧形式中；反之，是要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内容，使这内容终于会突破旧的外壳，而显现出自己特有的新衣裳。

----所以，利用旧形式与探求新形式决不是两件绝对对立而不相干的事，利用旧形式也就是探求新形式的开端，前者实在是要达到后者所必经的阶段。

由此出发，艾思奇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所谓“文学遗产的接受问题，也可以就此解决了”的结论（《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形式与内容》，《论文化和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第210-211页。

）。

这种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切入，
以“形式”来包容和说明继承文化遗产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和独特的理论内涵。

日后高涨起来的所谓文学和文化“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同此种思路实际上是相互承续的。

与此相一致，在中共党人那里，后来“民族化”的明确提出，其初期的思想基因，也可上溯到30年代中期的“大众语”运动乃至早期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化”思潮中。

其关注的焦点，最初都是文学形式、语言形式，尤其是民间形式。

思想方式的改进一旦与严重的民族危机背景相互结合时，便会对中共的文化政策和策略发生某种积极影响，而有关的政策和策略形成后，又势必反过来对于文化思想的演进产生相当的反作用。

华北事变后，中共在文化民族性问题上的策略改变及其影响，颇值得今人玩味。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它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驻共产国际的左联代表萧三，在8月给左联同人的信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必须改变忌
讳“民族主义”口号的文化策略的问题，指示同人“对付敌人应用以毒攻毒及利用其招牌的方法，比方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陈瘦竹主编 《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第232页。

），可见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同年10月，王明将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以中文在国外出版。

次年3月，又在国内出版了单行本。

在该书中，他“发
明”了两个关于中共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而醒目的提法，虽然还仅仅只是两个 “提法”，并无更多的说明和论证，却足以引起当时党内外人士的关注，其一为，“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
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原文带着重号）；其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
了”（见《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页。

）。

以往，中共总是被文化保守派和国民党政府视为破毁民族文化传统的罪魁祸首而大加挞伐的，而现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竟开始公然以中国“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自称，这岂不令人 “惊异”？！虽然，这在中共，主要还停留在斗争策略改变的层次上，但它却无疑透露出中共文化思想萌生某种转变的重要信息，预示着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即将作出重大的调整。

从后来新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伯达等人在强调文化民族性问题时对于王明此言的郑重引用中，我们不难体察出他的这一提法所具有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1935年后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是经历过一个从“策略”到“真知”的转换过程的，尽管这一过程时间并不长。

而在这一转换过程中，1936年秋冬所爆发的新启蒙运动，又起到了一种标志性和转折点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一部分文化人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和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发动了一场与抗战政治相匹配的、以实现“文化联合阵线”为前提的文化运动。

共产党人柳湜、艾思奇等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鼓吹者。

不久，该运动发展成为了更具有思想意味
的“新启蒙运动”。

1936年9-10月，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文，正式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

参加该运动的主将，除了张申府（中共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后退党）之外，多是共产党人。

他们是艾思奇、柳湜、何干之、胡绳等。

按照陈伯达最初的解释，新启蒙运动的宗旨是继承和超越“五四”，
它“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可见其最初还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针砭汉奸、日寇乃至国人自己泛起的封建复古的“沉渣”为主要动机。

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从“文化统一战线”的角度对该运动的目标、任务和性质的认识渐渐有所调整，使之更趋完善化。

他们认为该运动既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运动”，还是理性运动和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何干之193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见《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39页1）。

特别是他们对该运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性质，以及创造中国民族现代新文化“目标”的正确把握，可以说直接地导向了此期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当时，构成为这一“觉醒”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基础的，乃是辩证地看待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

在这个问题上，陈、艾、柳、何等人一方面明确表示：对于其中“封建残遗的毒素，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艾思奇语），因为它们“ 目前 正成为敌人和汉奸用来愚昧中国国民的有力工具”（陈伯达语）。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有意识地强调，对于旧传统思想文化，除了须进行“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之外，还应该重视整理、发挥和利用其中积极的合理性的一面。

如陈伯达就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全部推翻中国旧文化的传统。

而且，有启蒙运动以来，一切启蒙思想家都会极力发挥过些最好的文化上的国粹。

如中山先生和谭嗣同、康有为的发挥‘大同’思想，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曾经整理过或发挥过一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如钱玄同、顾颉刚、徐炳昶、郭沫若等都努力发现过或在发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真面目。

如说保存真正的国粹，那末他们都曾做过真正保存国粹的多少工作，而现在我们也正在继承着这样的事业。

我们是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而奋斗的”（见陈伯达文，转引自《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解放》第64期。

）；艾思奇更进一步，他不仅强调传统中仍有可接受的东西，甚至认为在“封建文化”中也有“有用的精粹”，他说：“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

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它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

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不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

我们不需要五四时代那样对旧戏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我们还需要现在被禁止上演的那一些东西。

我们要排斥和忠君同类的盲目服征的思想，但如果有人讲民族气节，我们仍可以接受它。

”（《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见《论文化和艺术》，第23页。

）柳湜则干脆呼吁，要“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国难与文化》，《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