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人性”——以《萧萧》为例

我所理解的沈从文笔下的“人性”

——以《萧萧》为例

华师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俞明海

沈从文的以描写湘西原始民风的作品，向来被赞誉为“歌颂人性的至美”、“表现人性美的力作”、“人性美的赞美诗”等等。沈从文在其《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中的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由此可见，在其湘西小说中，沈从文先生重在强调的是“人性”。而小说《萧萧》作为沈从文的展示湘西原始的民风和朴素的人性的代表作品之一，自然而然的表现了其“神庙”所供奉的“人性”。

《萧萧》所写的便是一个童养媳的故事。“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

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才十三岁，可她的“丈夫”断奶还不久。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懂得为这婚姻愁烦。在为夫家做变相的免费劳工的日子，尽管婆婆象一把剪刀，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却根本阻止不了萧萧一颗长大的心。在大自然的荫护下，萧萧长大了。在那如做梦般的夏日光景，萧萧偶尔听到了女学生，那神奇的另类。惶恐后，竟模模糊糊地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女学生。

十五岁，萧萧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花狗用山歌长开了情窦，胡里糊涂地受引诱失身、怀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面临着被“沉潭”或“出卖”的严厉惩罚。出事后，萧萧曾想收拾东西到，跟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但终未成功。就在绝望之中，她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她并没有受到婆家人的“规矩”严惩，奇迹般地活下来。最后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名叫牛儿。牛儿十二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唢呐吹到村前时，新娘在轿中鸣鸣的哭着。小说是这样结尾的：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初读此文，为萧萧的不抗争感到惋惜，会对这种蒙昧命运的轮回悲剧感到悲愤，并由此

而对沈从文所谓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感到不理解，甚至反感。萧萧不懂得去反抗她的婚姻，也没有强烈的贞洁观。对于命运，她只是顺从，只是蒙昧的接受，毫无怨言。她的所谓的“上城去‘自由’”，也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无自主性的，只是按自己的性子的行事，根本就没有自我意识的争取自由，后文的“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就是力证。而更令人悲愤的是，萧萧的这种蒙昧命运悲剧在轮回，将会被第二个，第三个“萧萧”重演。

然而，结合《边城》细读、细想之后，我觉得，造成难以理解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的原因是：沈从文先生所谓的“人性”，与我们是所理解的“人性”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先生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的生命力。

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萧萧的自然成长、蒙昧顺从命运，正是沈从文先生所谓的自然的“人性”。在沈从文先生绝多数的湘西小说中，其所谓的“人性”，实际就是自在蒙昧的原始生命形态存在。这种“人性”，其人往往是缺乏主体意志的自在存在。《萧萧》中的萧萧为另一世界的“女学生”心动，幻想自己做女学生的情景。“女学生”对于萧萧来说，显然是新奇事物。但实际上，这一“新奇”事物在文章中的出现，只使两者的差距显得更加明显，只更突出萧萧的蒙昧无知的自然状态的存在。将萧萧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对比，萧萧绝不会像现代娜拉那样出走。因为在萧萧是世界里，人的主体意志是消失了的，人只是原始生命形态的存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沈从文先生这样写的目的当然不实在突出萧萧的愚昧与无知，而是侧面强调萧萧的自然“人性”，强调自己神庙所供奉的“人性”。

为什么我们会难以理解、认同与接受沈从文先生的“人性”观念呢？

关于人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的两大属性。自然属性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生命力，侧重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属性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创造力，侧重于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对于人的这两大属性存在较多的片面认识。常常把人的自然属性直接等同于“动物性”，从而对于文学中人性描写中的人的一些自然属性的描写（比如“食”与“色”）当成是作人“动物性”的描写。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误区，以前的一些评论才对沈从文的人性描写作出了“活生生的春宫图”、与30年代的黄色歌曲是“姊妹篇”的结论。在人的身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有机统一，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共同构成人性的复杂内涵，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我们“文明人”所认同的“人性”，就是要伦理道德，要高扬个体精神，追求人的自由

发展，追求人的主体觉醒与主体意志的爆发，一如子君所言“我是我自己的”。我们认同的“人性”，是“现代化”的“文明”的“人性”。

而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张扬的是人的强悍的生命力，肯定了人作为大自然的精灵所应该享受到的自然属性的欢乐，鞭挞的是人的虚伪、懦弱、自私。沈从文先生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的生命力。与浪漫主义者高扬的人性不同的是，沈从文先生的“人性”，崇尚的是自然的人性，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

沈从文先生在其《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对自己字典里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的叙写，一直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主旋律。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具有一种自然生命的美。湘西的人们似乎“没有深沉的感慨,也不作高远的遐想,一切都听凭本能和习惯,自自然然地做去”。

读沈从文先生的湘西小说乃至其他小说，如果不能理解其理解的“人性”，如果不能明晰我们自己理解的人性与沈从文先生理解的人性的差异，就不可能读懂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体会不出其中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倘若我们在读其湘西小说的时候，固执的带上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人性”，就不仅不能读懂、不认同其价值，甚至会误读沈从文的小说，发出卫道士式的所谓的“我要说,不,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表现了人性的优美健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或者“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推进，为了真正优美健全人性的生成发展，拆毁沈从文的‘人性神庙’吧!”（刘永泰《<边城>人性美的质疑》）的“文明”的“疾呼”了。在读小说，我们要出作家出发的那个角度，带着作家的情感，理解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以自我的标准去衡量作家的创作，去要求作家和作品规顺自己的阅读。

为什么沈从文先生字典里的“人性”会是一种“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的生命力”的人性呢？

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部大书给他的。

他曽经说过：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市人”的隔膜。根本上，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无法沟通的天渊之别。他的什么和情感，已经停留在那个给与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想象中的湘西世界”。在他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文明”是对人性的一种阉割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