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二次革命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次重大事件，让我们来看看此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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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的背景1912年2月，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同盟会在南北和谈之际，早于隆裕太后的诏书成立临时政府。

南方独立各省最终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

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

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陈其美势力称搜出与国务赵秉钧的通讯。

当时种种证据，都指向袁世凯是暗杀背后的策动者。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

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赵秉钧。

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由段祺瑞代理。

孙中山于事发后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讨伐袁世凯。

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意图扩充军队。

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

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

6月，袁世凯动作频频，先是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又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日本黑龙会保护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原因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张继、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后，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孙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

孙中山听后，便于次日赴基隆。

就当时的而言，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但外交上却反对接纳，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

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后，也乘船前往神户。

在孙中山航行期间，日本政界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终于妥善得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

当时宋嘉树(即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

数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

8月16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

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他认为是“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呆了近3年的时间。

在日本定居后，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

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

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

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

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

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

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

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

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

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二次革命存在的不足1912年年底，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一度很友好。

孙袁这段“蜜月”?是真心共造共和，还是貌合神离?不少政治家长于权谋。

他们的政治行动是真心还是假意，很难判断。

动机不必深究，重要的是如实描述他们的行动。

1912年的孙袁关系，必须记住几件事：第一：从这一年初制定《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到1913年春草拟《天坛宪法草案》坚持内阁制和极力扩大国会权力，孙文和国民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不外是束缚袁世凯的手脚，把尽可能多的实际权力夺到自己手中。

第二：1912年8月孙文、黄兴赴京与袁世凯会谈，他们达成的协议表面看来是双方进入蜜月期，实质是体现了利益交换却忘记了巩固基本制度的重任。

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是这次会谈的主要成果;内容是：“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对这八条稍加考量，不难发现它有两大缺陷：一是只字不提要坚持民主，坚持法治，不能再像不久前那样由总统下令，军政执法处肆意杀害总统、副总统的政敌。

二是忘掉了地方自治。

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国最后10年的新政时期，当时的朝廷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会在欣然接受之余，指摘这样的纲领太不尊重地方自治的既定国策了。

应该指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

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依次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居然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

第三：孙文以专修铁路为己任，由政治家向企业家转换，且把国民党理事长交给宋教仁代理，不理解共和制中反对党的责任。

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确实极为重要。

问题是政治家在这些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

他们应在这个领域扫清工商业发展的障碍，构筑自由、安全、法治、廉洁、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工商企业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

对于政治家认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亦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励企业家去建设和经营。

如果越俎代庖，直接经营工商事业，只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从政治领域淡出，无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为工商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能导致不利工商事业发展的现象泛滥，反而阻滞经济发展。

二是以现职官员的身分去经营工商企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特权，有意无意地把官僚作风带入企业，不管主观动机多么善良，现代企业必然程度不等地蜕变为腐朽的官僚企业，投入的大量资金转化为回报率很低甚至长期亏损的沉重负担。

因此，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以直接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工商企业为基本纲领，显然意味着社会角色的混淆和误入歧途。

孙中山执意孤行，“二次革命”实属军事冒险随着1913年刺宋案的发生，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逆转。

孙中山主张武力反袁的意见，国民党内部怎么看?宋案发生时，孙中山刚好在日本，回到上海已是案发五天后。

他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力主发动二次革命，戴季陶支持，大部分人反对，反对最力的是黄兴。

会后征求意见，时任广东、湖南等省都督的胡汉民等人也极力反对。

甚至表面上对孙文亦步亦趋的陈其美也不愿听从。

他在一封信中谈到当时情况：“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之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

”(参考：《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9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 反对者的主要理由，一是力量对比太悬殊，必败无疑。

二是民国成立后民心思定。

三是通过司法系统解决之路尚未断绝。

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有没有对于革命的具体规划，比如说战略上的，武装斗争策略上的?孙文不懂军事。

对“二次革命”既无具体规划，更谈不上有什么战略、策略。

应该指出，这次行动是一次军事冒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法认定它是一次“革命”。

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就可以举兵推翻合法政府，这是把政治和国家命运当儿戏。

国民党战败之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他怎么回顾二次革命?这一次革命，给了他什么样的启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不但没有承认自己决策错误、虚心总结教训，反而推卸责任，并且言行更趋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