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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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
发起“二次革命”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7月18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 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 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 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强行宣布独立
8月13日，拥袁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 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 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结果
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应桂馨、赵秉钧不久即被灭口，宋教仁案不了了之。 由宋教仁遇刺引发兵戎相见的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袁世凯在事件中的责任是不容旁贷，事后的历史亦证明了他的野心。 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并且没有兵权。政治基础不牢，武装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他们冷冷清清，孤军奋战，甚至连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优势的武力，很快把讨袁军打败。
两个营垒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 主要影响
深层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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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南京的革命临时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选袁世凯出任，以换取袁及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 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五国银行团代表合影
帝退位。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袁世凯则被认为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孙中山于事发后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国民党人等认为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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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相关评ຫໍສະໝຸດ 主要结论 主要内容 二次革命前中国格局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
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
两个营垒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主要影响
深层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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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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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前中国格局 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
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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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失道寡助是二次革命的根本原因
主要内容
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这些心怀天下的革命党人弄到最后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袁世凯做了嫁衣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底是这片土地上的不二法则抑或是中国人的宿命？！ 最令人悲哀的是，由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发起的这次革命，大部分的国人对此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在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鸣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论定、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应该对此负责。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响。 反过来说，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是天赐良机？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