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城市化一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

衡量城市化一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

但是，仅靠这个指标无法区分两种城市化进行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是：一、既有城市，尤其是既有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二、新的城市出现，并吸纳了大量的人口。

现在国内大多数城市化分析和研究都只关注第一种方式，因此强调户籍制度对农业人口进城的阻碍作用。

本文并不否定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但本文更重视第二种方式，从而更关注户籍制度对城市人口走出所居住城市的阻碍作用及土地制度的重要性。

清末以来，中国已出现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城市化进程。

那一次城市化的主要进行方式就是涌现出大量的新兴城市。

这些城市主要分布于清末以来的开放口岸、新建交通要地及租借地——这其中的经济解释将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列举部分这些城市的名称就可以使人立刻理解它们的出现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长春、青岛、烟台……这些新出现的城市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

相比于原有的城市，如六大古都——北京、西安、南京、杭州、洛阳、开封，新兴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吸纳人口能力、城市建设水平、影响能力等诸方面可以说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化速度要远远高于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由于逐渐建立起城乡分治的社会制度，本来应该由经济力量主导的城市化转而完全由行政力量决定。

城市化的发展大为减缓。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当中国又一次面临城市化的问题时，行政力量决定城市发展却已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定势。

人们往往以为城市化就仅仅意味着政府打开城市的大门，允许农业人口进入城市。

农民肯定应该进城，这是没有争议的。

无论是从合法性的角度，还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农民进城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不存在农民不进城的现代化。

三农问题也只有依靠城市化才能真正解决。

但是，必须认识到，城市化的进程并不是由农业人口一方推动而成的，而是城乡双方互动的结果。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恰恰是城市一方。

讨论这个问题就要从户籍制度的双重限制效果说起。

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这是许多人看的到的现实。

但被人们忽略的是，户籍制度同样限制了城市人口的迁徙自由。

对于现在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居民来说。

户籍与大量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直接相联系。

这样的结果是：城市居民放弃现有的户籍，离开城市，另寻发展机会的成本非常之大。

加之城市户口一旦放弃就很难恢复，这种成本可以说是无穷大的。

因此，除非有更大的收益，比如移民海外，或迁居到更发达的其他城市，城市居民绝少自愿放弃城市户口而移居他地。

即使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在外地工作生活，也一定要以保留原有的户籍为条件。

由于这种成本收益的结构，户籍制度对城市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实际上更有效、更彻底。

相反，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虽然也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某些时候还表现得十分严厉，但由于这种限制与农业人口的成本收益结构相左，因此只能依靠国家力量强制实施，实际上效果十分薄弱。

大量农业人口已不可阻挡地进入城市。

换句话说，户籍制度在控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时越来越软弱无力，但同时却又使得城市居民不愿意离开城市。

这无异于走进了一个“局”。

城市的恶性膨胀和城乡的继续对立不过是这个“局”的诸多负面效果的一小部分而已。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生活费用越来越高，这很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趋势。

在此条件下，那些本来可以在其他地区生活得不错的人由于坚持生活在大城市中，往往沦为城市贫民。

而且，由于要保障他们的住宅等基本生活条件，还要占用大量的宝贵资源——如城市中心地段的土地，并且人为地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

不过，形成城市人口的动态平衡，以解决城市膨胀问题，虽然是我希望出现的良性局面，但这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城市人口的外向流动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要从城市和乡村的区别说起。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十分明显，毋庸讨论，但重要的是对这种差异如何进行具有理论意义的概括。

这是一个可供专题研究的项目。

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直接引入结论。

本文在这里使用社会分工的概念。

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就在于社会分工程度的差异。

城市是由复杂分工网络构成的综合体，而乡村则立足于低分工水平的自然经济。

分工水平的差异，造成城乡之间的在创造财富的能力上的差异。

同样大小的地域，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千百倍于乡村。

同时，城乡在外部形态上的差异也来源于分工水平的高低。

城市是一个严密的分工协作体。

城市居民的许多生活事务是由专业部门来完成的，表现为城市中有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业。

以修建马路时须铺设的地下管网为例，目前在城市中，至少需要铺设七种管线：上水、下水、热力、燃气、电力、电信、排污雨水。

其他的一些管线也开始出现，如有线电视、热水等等。

每一种管线都代表一种分工结构，代表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

除了市政管网以外，治安、消防、邮政、广播、医疗等等都具有规模化的网络特征和分工特征。

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分工结构、商业模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城市。

可以说，越是现代化的城市，分工结构越复杂，城市居民个体自给自足生活的可能性越小，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越高。

而乡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

乡村居民可以关起门来独自完成绝大多数日常事务。

公用事业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换句话说，乡村居民只是简单地聚集在一起居住，乡村的结构是简单的，组织化程度很低。

而城市居民则被种种复杂的分工网络、商业模式组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有机体，组织化程度很高。

因此，建立一个新城市，实际上是要在原来低分工水平的地方发展出复杂的分工网络。

而发展一个城市，实际上意味着使原来的分工体系进一步发展，使分工的复杂性大幅度提高。

也就是说，建立新的城市，不仅仅是聚集起一些人口，建设一些高大建筑物那样简单，而是要建立起能自我维持发展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分工结构。

城市越大，这种分工结构越复杂。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在许多地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复杂分工网络的过程。

分工网络的发展，势必需要大量的人口。

原有的农业人口正是靠着这个过程转化为城市人口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发展分工网络？发展分工网络，需要两个条件：资金和知识。

资金的作用容易理解。

需要解释的是知识的作用在哪里。

发展分工，会引起一对矛盾——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益和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

一定要确保前者高于后者，这样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分工。

显然，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分工企图都能成功的——想想海归们对互联网盈利模式的苦苦探索。

成功的分工结构需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建立起来。

而对于如城市这样复杂的分工体系，更是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试错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可见，经历过试错之后成功建立起来的分工体系，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知识。

如果不具备这种知识，指望着重新经历一遍那漫长的试错过程来建立城市复杂的分工网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希望渺茫、成本高昂的。

我认为，一度在中国搞得轰轰烈烈的“小城镇建设”所以归于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这种知识的重要性。

“小城镇建设”无法解决分工知识的来源问题。

在小城镇中从事建设的人往往是小镇的居民和周边的农民。

他们原本生活在简单分工结构的社会环境中，当然无从掌握复杂分工结构的相关知识。

于是，他们所做的“城市化”就只能对其他城市外观的简单模仿，比如盖一些楼房、建一些马路什么的。

这些建设是否是有效的分工结构？是否是可行的商业模式？无从得知。

同时由于资金缺乏，这些小城镇根本不可能承受试错的高昂成本，自然失败的可能很大。

那么，这种知识存在于哪里？怎样才能加以利用？这种知识存在于具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那里。

越是大城市的人，这方面的知识越丰富。

即使是所谓的城市社会底层，也会对城市的分工结构有切身的感受和直观的认识。

而城市中的中产以上阶层，对城市的认识则更为丰富。

如果他们在异地兴建新的城市，并不需要通过试错从头摸索可行的分工结构，他们只需照搬过去的生活经验，适当加以修改，便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现在一般认为，户籍制度的改革重点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而通过上述的分析则可以看出。

改革的重点恰恰是在这些超大城市中。

因为这些超大城市的居民的分工知识尤其丰富。

他们在传播知识、提供资金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城市的居民难以具备的。

对分工知识的利用不能指望着依靠少数专家提供咨询意见，因为这种分工知识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包罗万象，分散地存在于千百万人的头脑中。

唯一的利用之道就是设法使相当部分的城市居民走出原来居住的城市，迁居他地，在新的地方重建原来的生活方式，从而把这种知识扩散到其他地区。

这样，有条件的中小城市或乡村就有机会成长为新的城市，甚至是新的大城市。

而且，这部分城市居民在外向迁徙时，不但扩散了知识，还能带来资金。

这样，中国的城市化才算找到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种过程是不可能靠行政力量来推动的。

行政力量由于自身的局限，只能关注某些小型人群，而巨大的城市化进程需要的亿万人的深度参与。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财力和能力组织这种深度参与。

只能依靠社会成员自发的趋利避害才能完成这个进程。

现在也许该回顾一下历史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先例是租界。

目前，对租界的客观研究并不充分。

这又是一个复杂的专题研究项目。

不过，即使基于现有的资料，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租界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推动作用。

上海、天津两个最大的城市都是以租界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不是偶然的。

那么，租界的发展给今人提供了哪些启示呢？在租界，欧美人大量到来，并留下来定居。

定居下来的欧美人自然想要尽量复制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以保证原有的生活质量。

这时，他们具有的城市生活经验，也就是城市分工知识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对比一下北京和天津。

北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而天津虽然号称建城600年，但实际上直到1860年开埠通商以前，天津不过是华北普通的一个县城而已。

但在开埠以后，随着租界的开辟，大量的洋人进入。

洋人在租界广泛开展市政建设，也就是仿效照搬欧美城市的分工结构，建设公共道路、路灯、自来水、电灯、公共治安体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市政建设发展很快。

租界逐渐代替老城区成为现代天津城市真正的中心区域。

到民国时期，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舒适程度而言，天津已超过北京。

就市政建设的现代化程度而言，天津已与纽约等欧美大城市同步。

反观北京，虽然是千年古城，但由于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复杂分工结构的建立是很晚的事。

实际上，北京内城的许多地方可以被认为是“都市里的乡村”，公共事业缺乏，现代化程度很低，比如，胡同里的居民往往还依靠水井取水。

可以这样概括上述过程：具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人（租界时期就是洋人）移植他们的分工知识，在原来的荒地或者小县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城市的框架，也就是分工结构的基本框架。

但这些人的数量毕竟有限。

随后，就会有大批的其他人进入，其中很大部分是周边的农业人口。

他们在既有的分工框架内找到各自的位置，并继续发展、丰富、完善这个分工结构，也就是发展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