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_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_潘德荣

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潘德荣孙义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B0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2－0037－05

潘德荣（1951—），德国鲁尔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瑞士Lu-zern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诠释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以来从事西方哲学与诠释学的教学与研究，对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及其本体论基础有深入的探讨，近年来开始关注中国诠释传统的构建问题。

孙义文（1981—），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比较。

一、诠释学在中国

孙义文：潘老师，您好！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0年，明确以“诠释”、“解释”、“释义”作为文章标题的期刊论文每年都超过3000篇，每年又有30多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标题中用这些词语，其中竟然还有很多是自然科学的。甚至，我们去搜索引擎上搜索词语“诠释”，可以得到超过一亿的相关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用语，有关诠释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任意、荒诞地解说文本，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并用“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样的话语作为自己回应批评的武器。这种随意性解说不免最终走向相对主义，您认为诠释学是否应该为此负责？

潘德荣：我认为造成如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以为“诠释学”只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这一条进路，而没有认识西方诠释学的整体。这个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要由我们这些诠释学理论的翻译者和研究者负责。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学者开始引介西方诠释学，当时没有引起国人注意。直到1983年李幼蒸先生在《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述》（续集）上发表介绍伽达默尔、利科尔的文章，同年又在《哲学译丛》发表了美国诠释学家帕尔默《诠释学》的部分译文，学界才开始关注诠释学。之后的30年间，诠释学研究逐渐升温：诠释学领域内的帕尔默、施莱特尔、海德格尔、奎因、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人的相关论文和部分著作被相继翻译。在90年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阿佩尔的《哲学的转变》、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等等译著相继问世。这些译著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把握西方诠释学本身的内涵。

按照帕尔默的说法，诠释学领域有三部经典：Joachim Wach 的《理解》（Das Verstehen，1926）、贝蒂的《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普遍解释理论》（Allgemeine Auslegungslehre als Method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原文为意大利文，发表于1955年，德译本发表于1967年）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其中只有《真理与方法》出版了中译本。我们知道，《真理与方法》是本体论向度的诠释学，而其他两部则是方法论向度的诠释学，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学界少有人问津。其实，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理论界，本体论的诠释学并非是诠释学研究的主流，相反地，方法论传统的诠释学倒是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至于我们忽略诠释学方法论的原因何在？这倒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问题。

综观诠释学史，我们特别偏爱的是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伽达默尔的诠释理念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强调的是理解的意义之生成性、主体性，以为不同的理解之间无对、错之分，而只是理解方式上的差异。这种观念确实是诠释学的，但并不是诠释学的全部。

事实上，我们已经“误解”了作为整体的现代西方诠释学，以为当代诠释学就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一脉的本体论诠释学，而方法论诠释学是被本体论诠释学所超越的、扬弃了的、没有生命力的旧有传统，因而只具有思想史的价值。

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本体论诠释学以其新颖的诠释观念强烈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传统观念，推动了一元理性向多元理性、从传统的本体论向生存论的本体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化，而淹没了诠释学的方法论诉求。

孙义文：由此可见，外来思想资源的引入，最初与翻译家们的工作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者们主导了我们对外来思想资源的利用。对于许多只能或较多依赖译本的研究者以及我们这些正在努力学习哲学的学生们来说，后续的研究工作就会受制于译者们的工作兴趣。这30多年中国的西方诠释学研究也一定受到这期间翻译作品的影响吧？

潘德荣：是的。迄今30年的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研究首先是从对于西方诠释学著作的译介开始的，可以按十年一段分为三个时期，在时间上体现了对于诠释学引入进程中首先浅层次关注面，然后深层次关注点，最后深层次关注面，特别是在近几年国内诠释学界加深了对诠释学内各学派的理解与认识，更多地从各学派的论著原文出发，更加注重对西方诠释学本身的

关注，打破了上10年本体论诠释学独霸天下的局面，积极探讨诠释学的理论构架。在广泛接触西方诠释学，深入研究之后，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学者们开始将西方的理论同本土思想或者西方其他流派的思想相结合，进行更高层次上的整合，以建立更具有时代特色的诠释学理论。

孙义文：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毋庸置疑地处于显要的地位。三十多年来，您和各位诠释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推动了西方诠释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发展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以它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国内的理论研究，几乎促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内的大部分学科与之共鸣，学者们有机地将诠释学与各种思想资源进行了整合。比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人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否可以采用一种诠释学的方式？甚至有人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诠释学。俞吾金教授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学”。在中国哲学方面，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就开始探讨有关如何建立或者重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无论是海外华人学者，还是国内的西方哲学学者们，都加入其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形成的思路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黄俊杰的“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以及汤一介先生重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

西方诠释学研究对其他人文学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诠释学在中国影响到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法学、艺术、神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由洪汉鼎先生主编的《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此丛书旨在分学科展示诠释学在各个领域的理论建树，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此外，还有两套诠释学专题研究的系列丛书（论文集）：成中英和我以及陈望衡、杨宏声合作主编的《本体与诠释》、与洪汉鼎与傅永军主编的《中国诠释学》（以书代刊），所收入的论文涉及人文学科各个领域。

孙义文：您在这些年的诠释学研究中，主要的着力点在哪里呢？

潘德荣：在初涉诠释学时，我基本上沿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开示的方向展开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这样定位诠释学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西方诠释学的主流是方法论诠释学。在这一点上，我与伽达默尔的看法是不同的。伽达默尔梳理诠释学的源头，从诸神的信使之名赫尔墨斯（Hermes被认为是Hermeneutik的词源）入手，阐发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赫尔墨斯的职责是传达神谕，从他的名字衍伸出来的“诠释学”就具有这样一种含义，要求听众遵循、顺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必将成为现实。伽达默尔由此想说明的是语言的现实力量，彰显诠释学的实践功能。但是在我看来，既然赫尔墨斯是在传达神的旨意，那么他首要责任就是忠实的传达，要保证对神的旨意之正确理解与传达。从这个角度看诠释学，对语言意义之理解的客观性就成为必要的前提。全部的诠释学史，就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世纪的解经学，在浪漫主义精神推动下形成的现代诠释学，其基本宗旨就是建立理解的方法论体系，以便达到对文本的“客观”理解。因

此，可以这样说，本体论诠释学乃是从诠释学的主流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变种或对传统诠释学的颠覆，并经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而得以凸现。它在中国的情况，套用我们的一句俗语，叫做“别子为宗”。鉴于这种情况，我用了很大的精力完成了《西方诠释学史》（尚未出版），比较完整、系统地勾述西方诠释学各流派及其发展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些研究西方理论的，经常考虑这个理论是否仅仅作为一个我们的认知对象，我们只要把它搞清楚就可以了，还是希望我们的研究对实际有所助益。我以前也零星地探索过中国诠释传统的特征等问题，希望从西方诠释学的角度对我们进行方法论的构建提供帮助，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诠释的经验，在诠释过程中也拟定了一些规则、原则等等，但是终究不成系统。所以想能不能借助西方的哲学构建方式来重新梳理中国的诠释经验，以便系统建立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中国诠释学。最近，我参加了杨庆中教授在人民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在与文字学、训诂学、文献考据学等方面专家的交流中，发现我们的诠释传统中确实有很多独特的东西，是西方诠释学界所不了解的。这是我们独特的思想资源，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中国的”诠释学系统，就要整合各个方面的专家，不同学者群体之间以及其内部的相互合作是必要的。

二、诠释何为？

孙义文：冷静地环顾学术界，80年代以来大批西方的不同学派思想涌入中国，但不少都如昙花一现，就湮没在百家争鸣的嘈杂声中，同样在这场新的西学东渐进程中引入中国的诠释学，是否会遭遇同样命运？换句话说，诠释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具有一种持续的生命力？更加现实地说：诠释学是否能够对于我们当代的生活提供某种启示？根据您新近完成的《西方诠释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诠释学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几千年中不断有思想家进行深入研究“诠释”。在您看来，诠释学到底具有何种特质，使得它能够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并在今天依然生机勃勃？

潘德荣：某种理论被理解与接受，表现出弥久而恒新的生命力，取决我们的精神与社会的需要。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西方诠释学，起源于对古代经典的诠释、特别是对于《荷马史诗》与《圣经·旧约》的诠释。显然，这些古代经典总体上说是排斥理性的，其依据是神谕与神迹，而神谕不是需要人们去理解、以便通过人的理性作出判断与选择的。它们所需要的只是顺从，不得忤逆。

到了希腊化时代，理性崛起，民智大开，单凭神迹显然已不足以服众。这就需要对经典进行理性的反思，诠释学也在这样的机遇中迎来了诠释学史上的第一次发展。其时，学者们对流传于世的《旧约》《神谱》《荷马诗史》等古代典籍的考订、整理与翻译工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对这些作品的梳理与诠释过程中，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道德精神层面的升华，他们在基于理性的诠释与反思中，建立起“崇高”、“善良”、“正义”等重要理念。由此而导致了第二点：人们的信仰上的转变。在此期间，《圣经·新约》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这一事实，表明希腊人对具有唯一性与权威性之神性的耶和华之认同，并通过耶稣的形象（道成肉身）而得以进一步完善。威严的上帝通过耶稣而表现出其仁爱的精神，亦即人人都祈盼的神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