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研究一、人类学(Anthyopological)的研究对象与目的研究对象：1、人（man）——生物人organism、文化人cultrate[kəltʃə'rɑ:ti]、社会人2、文化——人所创造的文化（Culture）包括物质文化（包括受人活动影响的生态环境）、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3、广义具象——包括体质人类学（人体学）、考古学（史前学）、语言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狭义具象——包括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4、各国的本土特征不同：（英美）（欧洲）狭义具象：北美：文化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欧洲：民族学因此，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只是各国的称呼不同，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一样的。

即：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人体学史前学==史前考古学中国——先后受到欧洲和北美的影响，学科名称和术语使用一直没能统一。

各种划分出入较大。

1）学科分类上：一度将人类学划归生物学。

1992年，人类学被划为民族学下，成为其七个二级学科之一。

后经修订，人类学又被划归社会学之下，成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

其中一些独立学科被打散在不同一级学科之下。

不同称呼但内容相同的学科被划分在不同学科之下。

如：民族学仍然为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放在民族学的括住内。

2）误解也比较多。

如：民族学被等同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研究。

汉人社会研究则被拉入社会学之中。

3）公众形象与认知度非常低。

中国长期把人类学等同于“古人类学”。

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

这个印象与我们中国50年来知识谱系的规定有关。

人类学还给外界一种接近于“ 考古学”的形象。

似乎只是对古物或原始的东西感兴趣，有一种好古主义的心态。

这恐怕来自以前中国人类学的“南派”（蔡元培），他们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中研院为中心，做古语言、古文化、古民族研究。

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担任过人类学系主任，因而考古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公众形象。

人类学的第三种形象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研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科依据。

人类学的这三种形象，不能说是公众对于人类学的歪曲。

可对行内人来说，我们所做的，与人们印象中的，还是有所不同。

对人类学的认知也比较低，不仅不被公众认知，也不为大学、学者认知。

4）学科内部缺乏共同学术语言和价值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基本阅读书目，缺少共同关注的概念体系。

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历史原因。

学科命名实际上也是一种秩序构建。

人类学被介绍进中国就形成了当时中国的学科秩序。

以民族学（欧洲大陆）、文化人类学（美国）或社会人类学（英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人类学，形成了不同学术特点的南派与北派。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人类学界流传着“北吴南杨”的口碑。

意思是说，“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先生为首，包括其弟子林耀华、费孝通等学者，主要受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理论主张的影响．致力于近代民族社区现状和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而“南派”则由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杨成志先生挂帅，包括民国时候的中研院民族学所以及南方的一些大学，如中山、厦门等。

其理论较杂，受早期进化论、美国历史学派以及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法的影响。

可称之为中国历史学派更多注重考古、史前的研究。

这关联到人类学的两个传统：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这两个传统传到中国，就是南派和北派之分，南派以蔡元培为代表，他1926年的《说民族学》一文，观点是从德国传来的。

做少数民族研究，北派以吴文藻的社会学为代表，变成乡村社会学。

费孝通被他引到人类学，是因为社会学要中国化，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学化，照费孝通的说法，人类学研究的是乡土性。

到解放后就变了。

新中国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殖民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被切掉。

民族学保存下来，是因为苏联有，中国模仿了。

连费先生也转到民族学院来了。

赶上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等，还算比较幸运，做了不少调查研究。

到了60年代，中国和苏联闹翻，民族学也成了修正主义不能叫了。

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没有民族学，只有民族问题研究。

这个过程到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

在这期间，这些从燕京大学到民族学院的老先生，民族学也不敢做了，做什么呢？做原始社会研究。

那样才安全，离现实越远越安全。

改革开放后，学科重建过程中，今天所称的民族学更像是民族研究。

民族研究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除了人类学以外还有个ethicstudy，研究印地安人、美国的华裔、拉丁裔这些人。

而民族学的叫法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出现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今天有很多人更愿意把民族学叫成人类学。

这也与利益相关。

研究目的：人类生存的原生态是无法进行技术复制的，人类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惯习、决定惯习的文化也同样无法复制。

赫兹菲尔德指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透过那些自称为永恒真理的华丽词藻去揭示隐藏其后的种种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行为。

”科学或自然科学无法解释人类的行为，人类学欲揭示人类的实践行为规律，或解释、理解人类的实践行为，他研究人性（生物性、社会性、文化性）、人创造的文化和社会。

这些深层次的东西透过风俗习惯、乡土制度等方式隐约地表现出来。

长期从事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往往会淡化所谓文明的优越感。

草根社会的智慧并不能被喧嚣的都市文化所抵消。

人类学家用实地调查的方式去检验所谓人类常识的真伪，从而使种种伪饰得以剥落，他们更多的是在做一种保卫边缘的工作。

在边缘不断遭到侵蚀和同化的危机中，人类学家对边缘的叩问显得孤立无缘。

常识之所以成为常识，是因为它有其精神源头，并在符号和仪式行为中不断地被表二、学习人类学的实践意义研究不能反映巨大变化前沿成果基本依靠引进2008-02-18 陈熙涵文汇报 <人类学研究后继乏人>当代人类学研究趋势是什么？人类学究竟对现实社会有何影响？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为“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举办的研讨会上，哈佛人类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潘天舒指出，国内学界对人类学研究还不能反映40年来人类学的巨大变化，人类学科前沿科学成果基本要靠从国外引进。

转向重点社会问题此次出版的“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第一辑三本著作涵盖了哈佛大学顶尖人类学家的最新力作。

医学人类学鼻祖、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阿瑟·克莱曼的《道德的重量》，以人文主义的关怀揭示了人类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女人类学家鲁比·沃森的《兄弟并不平等》，以香港新界的一个村庄为案例，用阶级分析研究中国家族传统。

与会学者认为，丛书第一辑反映出人类学研究正倾向于深入到当代普通人生活和社会中，解决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人类学正在转向重点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时医学人类学在这一领域正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发挥难以替代作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该丛书的主编张乐天教授认为，人类学正逐渐深入到当代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但是，国内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的人类学著作的引进相对比较缓慢，人类学对于当代中国尚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不仅大众不了解，就连学院中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学，尤其是当代人类学也不甚了了。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指出，人类学研究在我国自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后，似乎就后继乏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被并入社会学范畴，地位很低，与此相反，欧洲等地却对人类学研究表示出极大兴趣。

“见微知著”成为趋势那么，人类学是否真的遥不可及？人类学究竟如何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该套丛书的编辑之一张吉人举了两个例子：二战末期，美国攻打日本本土的时候，面临大批日本军人宁死不降，美国人深感困惑，于是请著名人类学家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直接改变了艾森豪威尔欲废除天皇制的决定，并最终写就了赫赫有名的人类学代表著作《菊与刀》。

而在不久前，复旦人类学系接受了知名电脑企业IBM邀请，对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农民的消费习惯进行了研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帮助其产品和销售实现本土化。

可以说，“见微知著”，正在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发展变化的特征之一，阿瑟·克莱曼在为该丛书作的序言中写道：“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美国、欧洲各国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正面临深刻变革，与来自各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如何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文化背景，人类学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达和操作。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 2007年06月19日12时1分星辰在线目前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人类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其内涵却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甚至连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尚未达成共识。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它在中国公众的印象中为什么与历史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混淆不清？一门学科的公众形象对于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专业研究者对此有什么样的应对？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和本报联合召集了一次以“人类学的公众形象”为主题的座谈。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朱晓阳（北京大学），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等多名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并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

1 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

■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今日中国的人类学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三个急需探讨。

首先是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

其次，学科内部缺乏共同学术语言和价值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基本阅读书目。

甚至有人以为，人类学者不需要读书，去做田野就可以了。

再次，这门学科在中国缺少共同关注的概念体系。

在个别圈子内部，似乎有一套相互趋近的词汇，圈子之间，差异极大，五花八门，有的从中国方志提炼中国人类学概念，有的从意识形态、从古史提炼概念。

学术的多样性固然是优点，但一门学科如何既有共同的语言，又是多元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学科就毫无规则可循。

中国长期把人类学等同于“古人类学”。

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

这个印象与我们中国50年来知识谱系的规定有关。

人类学还给外界一种接近于“ 考古学”的形象。

似乎只是对古物或原始的东西感兴趣，有一种好古主义的心态。

这恐怕来自以前中国人类学的“南派”，他们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中研院为中心，做古语言、古文化、古民族研究。

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担任过人类学系主任，因而考古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公众形象。

人类学的第三种形象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研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科依据。

人类学的这三种形象，不能说是公众对于人类学的歪曲。

可对行内人来说，我们所做的，与人们印象中的，还是有所不同。

我们所做的人类学，有这么一些特点。

首先，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学问，但不是研究这些的惟一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