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研究

台湾问题研究

——浅析“二二八事件”，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了67年了，它在台湾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道伤疤。而在大陆，知道的人却很少。我是偶然接触到这样一件历史，带着好奇去追索。专门为此找了一部梁朝伟拍的，以此事件为背景的老电影《悲情城市》，至今还时时去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迎合着不同人的要求，不同的政治立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文将通过一个比较中肯的态度分析，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二二八”

一、“二二八事件”概述

狭义上的“二二八事件”，仅仅指的是1947年2月27日的台北缉私血案以及次日的民众请愿血案，属于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体制外的群里性冲突事件。而随后，台籍精英介入事件处理，要求改革省治，16县市民众声援发展成为波及全台湾的民众抗争运动，这就是广义上的“二二八事件”。它是一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体制外的政治运动。

1947年2月，此时台湾光复已经有一年半年之久，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剧转型，台湾重建面临巨大的困难。陈仪接手治理台湾以来，虽极尽心力，依然避免不了行政低下，贪腐频出的现象。大陆籍官僚垄断了台湾省的主要权力，台籍精英参政困难。统治政策束缚了台湾民企的发展。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滞外台胞返籍，对台湾社会构成巨大隐患。台籍精英要求撤废行政长官公署，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尽快实现县长直选，还政于民。台湾社会危机加重。二二七缉私血案成为了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台湾危机爆发。1947年2月27日，台北圆环发生缉私血案。就像现在的城管追捕小贩一样，或许这样的事件在当时的台湾早已屡见不鲜。可是这次，比平时会稍微严重一些。当日傍晚，缉私人员佯装买烟，强行没收台北小贩林江迈的走私香烟，林氏苦于生计，苦苦相求，并发生了肢体冲突，林氏被打昏厥。当时群情激愤，周围群众看不过眼，追打缉私人员。其中一名缉私员，逃跑途中开枪误伤路人，致其死亡。次日，死者家属纠结民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声势浩大，要求“惩办凶手，杀人偿命”中途不断有群众加入，大家受专卖局警察欺压已久，途中捣毁了台北市专卖局，袭击了台湾省专卖局，问题却未能得到及时回应解决。最终大批民众来到长官公署请愿，要陈仪拿出解决办法。陈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想尽快驱散群众，化解危机，不想在总署门口导致民众与卫兵冲突，当场击毙一人，击伤两人，官民冲突进一步加剧，局面失控。此时的群众抗争方式不再是敲锣打鼓、喊喊口号，而是打砸抢。危机迅速波及整个台北市，并且出现了台湾人殴打外省人的现象。陈仪苦于兵力有限未能有效控制，全市大多数警局，专卖局，贸易局等机构被捣毁。后来民众又攻占台湾广播电台，对全台民众播音。事件如同狂风暴雨迅速波及全台湾。至此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

陈仪苦于无兵，为了迅速恢复局面，并通过台籍精英安抚群众。据蒋渭川回忆：2月28日下午，“我回到店中已有许多商人及邻居父老等候在店，听说宪兵团长张慕陶两次来拜访，并留下一函，拆开才知道他是奉陈长官之命，请我出来收拾大举”[1][1]蒋渭川：《二二八事变始末记》，《蒋渭川和他的时代》，第4页下午2时张慕陶送蒋渭川到台湾广播电台安抚群众，传达长官决议。3时，陈仪发表广播讲话，再次呼吁台北市民。当晚，台北军警戒严。二二八事件很快波及全岛，3月1日部分县市已经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政改。“请废止长官公署制度，改为省制，实施省、县、市长选举；改组台省高级人员，启用省内人才。”[2][2]《3月1日中央社讯》，《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6页。此时的二二八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群体冲突事件，逐步演变成台籍精英趁机要求省政改革，台北市自发成立处委会，以此和政府谈判。5日下午5时半，“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简称处委会，其筹备会议在中山堂举行，到会筹备委员40余人，律师陈逸松为临时主席，制定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3][3]《二二八事件研究》，褚静涛，第291页。此时的处委会，有民间政府组织的样子，不过组织相对比较涣散，政治意识并不是特别成熟。陈仪迫于压力，力图尽快使台湾恢复到二二八之前，不断退让。此时台湾岛内各县市，抗争不断，政改之呼声此起彼伏，局部冲突也时常出现。也就是岛内的十六县抗争，积极声援二二八。台籍精英要求改革台湾省治，请求中央派大元赴台处理，并制定了处理大纲四十二条，然而这样的呼声中央是不能容忍的。陈仪起初是想通过和平解决，后来事情不断复杂，远非陈仪所能控制。陈仪不得以请命中央，但陈仪并没有将事件归于自己施政之失，反倒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并将责任推给岛内的流寇乱匪（共党），这是老蒋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事家，处事策略自然利落。采取了先派兵维持秩序，后中央宣政抚慰。蒋介石对台用兵，并未直接军事镇压，而是启用二十一派兵回防。国民党军队迅速控制台湾各交通要道，处决台籍精英。陈仪、柯远芬等人不经程序滥捕滥杀，加之岛内军警伺机报复，还有随后的清乡运动，触及无辜者真多，

大有白色恐怖，处置过度之嫌，给台湾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19日，白崇禧一行乘专机来台代表中央政府宣慰，以宣示宽大为怀的方针，稳定人心，对军宪警产生了约束作用。至此二二八事件风波始平，不过留给台湾人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二、二二八事件定性

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不断对二二八做出各种解释，其中有“暴乱说”、“起义说”、“文化冲突说”、“派系斗争说”、“省籍冲突说”、“阶级冲突说”、“台独说”等，凡此种种，从某些方面和立场来理解也不无道理。笔者本着客观公正，不在政治活历史学术某一个孤立的方面，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不在使二二八成为一种伤痛的回忆，而是作为新时代台陆和谐史鉴基点。我更倾向于将其定性为是台湾人们自发的爱土爱乡的省政改革运动，其中不乏官民冲突和阶级对立，但是并非省籍冲突、族群对立等。

暴乱说。二二八事件中民众乱打与国军滥杀，被害人包括阿山（外省人）半山、（台籍精英）和台湾民众，偏执的解释干脆将其简单化，国民党往共产党身上推。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指其参与事件的人们是暴徒，此事件为暴乱，台湾人长期被人本人统治，被奴化，受共产党和野心家煽动。台民暴乱说无疑有助于国民党统治台湾，令台人不赶有反抗之心，也为当时蒋介石派兵镇压提供了口实。大陆曾经一度在二二八问题上将其说成是城市暴动或者起义，无疑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起义说。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的反蒋武装起义，是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国民党暴政，反贪官污吏的行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环节。这一说法完全是政治立场的需要，不能反映二二八事件实质。当时台湾光复不足一年，国共内战始发，台湾人对大陆的政治认识不不是十分明朗。

文化冲突说。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在思想上受到日化，不肯认同足够；在文化上，也不同于祖国。大陆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低文化的外省人统治现代文化的台湾人，激起了双方的冲突。[4][4]李莜峰：《解读二二八》，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90—108页。这一论断的发明者最早为以陈仪为主的大陆籍官僚。他们认为台胞奴化太深，不认同祖国文化，排斥外省人。不可否认，50年的台海分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制度风俗确有不同，但这样的冲突是可调和的。文化冲突说未能揭示二二八事件的本质，也无法说明其复杂性。

派系冲突说强调，缉私事件闹得不可收拾，派系冲突不可小看，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陈明通认为，“国民党中央，行政长官公署即本土社会三个层次的派系腐化与斗争，是陈仪无法落实她的战后复兴工作，并导致了二二八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5][5]陈通明：《派系政治与陈仪治台论》,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第289页。在台湾接收与重建过程中，国民党内个派系以及岛内各地方派，的确因其集团利益或阶级利益发生了摩擦，派系冲突说有助于对二二八事件复杂性的认识，却忽略了统治阶级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共性和妥协性。

省籍冲突说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外省人统治本省人，所以发生冲突。当时，大陆籍军公教人员与台胞因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存在冲突，但并非“你死我活”的排斥性矛盾。省籍冲突说说完全将二二八事件简单化。政府的失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着的矛盾，族群冲突则是制造了人民间的血仇。二二八的受难者包括本省籍和外省籍，应归于当权者反应过激、滥用权力、而非族群压迫。

阶级冲突说，可以说为大部分民众所接受。台籍精英与当权的大陆籍官僚有阶级利益上的冲突，也与台湾的工农大众有矛盾。仅仅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一个维度划分光复初台湾个阶级，并将客观阶级设定为就是认同阶级，行动阶级，把二二八事件的官民冲突简单化，无法解释何以不同阶级的人会走到一起，共同反对官府，而广大的工人、农民却很少参与二二八事件。

台独说，海外“台独人士，出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需要，掩盖官民冲突的本质，称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对大陆人的统治”的省籍冲突，是“台湾民族反抗中国民族的一场民族冲突，来为台独提供依据。在二二八事件初期，就有人打出“赶走中国人（外省籍），我们要独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的的口号。持台独说观点的人无视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都是汉民族，不存在民族矛盾，抹杀官民冲突的阶级性，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站不住脚跟。

二二八事件由缉私血案而迅速扩大，由经济而政治，由自发而组织。他不是出自于个别人所为，是台湾人民对光复一年多来政府施政措施不满的总爆发，由台湾17县市民众的抗争运动构成。台北市是发源地和中心，16县市对台北市起到了呼应与激荡的作用。由于二二八事件十分复杂，我们不能轻易下判断，以免造成对历史的亵渎。本着爱国爱家，民族民主的精神。我们更愿意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是台湾同胞争取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民主自治，当家做主的“爱国爱乡”的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