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_以狄更斯的_大卫_考坡菲_的三个译本为例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
现了他妻子的纯洁、 美丽的形象， 也表达了对妻子深 深 的爱 。林语 堂对 之 进 行逐 字 翻译 ， 留 了 中国独 保
特 的文 化 。在译 文 中 ， 还 用 异 化 的 翻译 策 略保 留 林 了许多 其 他 的 中 国 特 有 的 文 化 词 汇 ， “ 股 时 如 八
宗 教信仰 是每Leabharlann 国家文化 的重要 组成 部分 。原
文 中的“ 阳” 中 国佛 教 文 化 中重 要 的 术语 。 中 阴 是
文” “ 、 童媳 ” “ 明 １ 、 马褂 ” “ 饨 ” ， 、 清 ３” “ 和 馄 等 向西
方 读者 介绍 了 中国特有 的文 化 。
国 的佛 教信徒 把世 人所 生存 的世 界 称 作 “ 阳间 ” 他 ， 们相 信人死后 ， 灵魂 会 在 另一 个 世界— — “ 间 ” 其 阴 继续 生存 。布 莱 克 将 之 翻 译 成 “ｈ ｅｈｒｗ ｒ ｆ ｔｅｎｔｅ ｏｌ ｏ ｄ Ｈ ｄｓ ａｅ”—— 一个 希腊神 话 中人死后 ， 魂所 去 的地 灵 方 ， 西方读 者认 为 中国古人 都相 信希腊 神话 ， 让 曲解
绍 了“ 鸿案相庄 ” 这个 中文成语所涉及 的两个 主人公 ，
理解和接受 ， 在对《 浮生六记》 的翻译过程中主要采 用 了归 化策 略 。他 以 自以为不 致 让 人含 混 的顺 序 ，
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
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控制力不尽相同。借用陈 思和无名和共名的理论对意识形态加以历史性的分析，就 可以了解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的不同影响。当
作者简介：黄培星，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口译专业硕士在读。
个人的独立性掩存时，称作“无 名”（陈思和，2001：71）。
以我国为例，中国近代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 属于无名时期，没有主导的意识形态，但三民主义、集体 主义、自由主义等多元的意识形态共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名 时期就开始了。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在无名和共名时期各不相同。 在共名时期，意识形态和权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受 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利用的程度深；在无名时期，翻译和意 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翻译过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比较不确定。
四、结语
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决策与读者对译本的接受都有着内 在影响。自“文化转向”提出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 开始关注和研究意识形态，包括对意识形（下转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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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作者分享背景知识，包括文化预设的信息，这会使他 们感到难以理解。这就要求译者一方面能够发现原文的文 化缺省性，并对读者的知识结构作出判断；另一方面，也 要求译者发现原文的文化缺省性，并对读者的知识结构作 出判断。选择合适的方法，为读者建立认知联系。（1）直译。 第一种：不需解释的直译。由于文化缺省是语言中的一种 文化负载现象，翻译必须遵循文化融合的趋势使文化交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等。因此一些文化缺省就被逐字 翻译成目标语文本，不需要任何解释。第二种：直译加注。 许多具有文化缺省性的文本都是文化特有的，几乎不可能 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直译加注是处理这 个问题的有效方法。（2）意译。读者对源文化的熟悉程 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读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程度。如 果源文化元素是如此特定于语言或文化，以至于很大程度 上无法尝试将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译者就应该采用 意译，而不是强迫源语文本的形式在目标语言上，以避免 尴尬的目标文本。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改变原文的形 象和形式，从而获得源文化元素所包含的意义的忠实性。 原文的文化形象在自由翻译中丢失了。意译的优点在于它 简洁易读。（3）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是指放弃原有文化 形象，过滤影响语篇连贯的文化缺省并用通俗易懂的言语 来表达。
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转换策略--对《金瓶梅》两个英译本的描述性对比研究
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转换策略--对《金瓶梅》两个英译本
的描述性对比研究
夏宜名
【期刊名称】《海外英语(上)》
【年(卷),期】2013(000)002
【摘要】通过对《金瓶梅》两个英译本的部分章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该研究旨在从历时的角度对同一民族语境下，译者受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翻译策略转换方面的差异，以期更全面的了解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系统和翻译策略转换之间存在的关系。
【总页数】3页(P134-135,154)
【作者】夏宜名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59
【相关文献】
1.文学翻译与文化缺失——以《金瓶梅》英译本中"哭"的翻译为例 [J], 李志华;姬生雷;傅之敏
2.《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从译者转换策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 [J], 杨凯
3.对《黄帝内经》两个英译本中部分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的描述性研究——基于语料
库的实证研究 [J], 杨璘璘
4.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转换策略——对《金瓶梅》两个英译本的描述性对比研究 [J], 夏宜名
5.运用比较美学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色彩——对小说《边城》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J], 李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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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_以狄更斯_大卫_科波菲尔_的三个中译本为例
第32卷第3期2008年5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 iangtan U n i ve rsity(Ph il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 ences V o. l 32N o . 3M ay . , 2008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以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的三个中译本为例*童∀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湘潭∀411105摘∀要:文学翻译在跨语言的文学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的最高标准是#化∃。
由于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作进行文化过滤, 使文学翻译无法实现彻底和全部的#化∃。
正确认识文化过滤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不仅有助于译者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翻译中的#化∃, 也对我们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外来文学和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的三个中译本为我们认识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关键词:文学翻译; 文化过滤; 文学交流; 大卫科波菲尔!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 03-0110-06∀∀文学翻译, 即将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过程或行为。
它在跨语言的文学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能阅读原文的读者是少数, 大多数的读者都是通过译本来阅读外国小说的。
与一般的翻译不同, 文学翻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传递信息, 更在于再现和创造文学艺术的美感。
钱钟书曾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1]19-20追求文学翻译中的#化境∃可以说是所有翻译家的理想。
但是,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却无法实现这种彻底和全部的#化∃。
一种文字的作品在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时, 因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所译作品的内容进行选择、改造、移植、添加, 也就是对原作进行文化过滤。
基于不同译本的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研究外国文学译介的转换策略
基于不同译本的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研究外国文学译介的转换策略作者：柳杨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34期【摘要】文章主要是针对不同译本的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转换策略的研究。
通过对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译入语语境和外国文学译介之间的关系，仔细的研究了外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民族文化意识。
不仅有助于认识外国文学译介中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还通过对不同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内在特点对宏观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了解。
【关键词】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社会意识形态在对外国文学进行译介时，其对于本土文学作品创作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译介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民族意识形态对译介的影响却没有进行相关的研究。
本文主要针对狄更斯《大卫·考坡菲》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对比的方式对其中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外国文学译介转换方式进行论证分析。
从而进一步对意识形态影响下译介的内在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意识形态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本文仅对政治、宗教和伦理道德进行分析研究。
并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特定背景下外国文学译介的主要特点及其文化原因。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译介转换策略的文化价值取向本文在进行译本的选择上，本文采取了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
一是1914年由林纾、魏易和译的《块肉余生述》、1982年由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以及2003年庄绎传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
在对这三种文学样本中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翻译转换策略取向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意识形态对策略选择的文化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差别，20世纪初主要的文化价值取向偏向于“归化”，而在20世纪末主要取向于“异化”。
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都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时期，这段时期内我国民族文学进行两次“开放思想”的运动。
从宏观理论上分析，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必然持“接受”的态度，但是，其结果却不尽然。
意识形态与“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
意识形态与“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摘要:“五四”前后的三十年间(1899—1929)中国出现了两次外国文学经典输入的高峰。
这两次输入中,从输入动机到输入内容和策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论为研究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转型期,五四革命特定的政治形势为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环境,更加凸显出外国文学经典输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干预和控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对输入动机、输入内容和策略的操控。
关键词:意识形态;五四;外国文学经典输入回顾外国文学经典输入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两次输入的高潮。
这两次高潮以五四运动为界,第一阶段(1899—1919)为萌芽期,第二个阶段(1919—1929)为发展期。
在这两次高潮中,外国文学经典输入数量多,内容广,更重要的是,从输入动机、内容和策略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更替。
以五四革命为界,经历了输入动机从迎合改良的需要到适应革命的需要,输入内容从以政治小说为主到社会生活小说的兴盛,输入策略从政治性改写到以直译为主的变迁过程。
为什么会有这样动态的更迭呢?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论为研究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看来,外国文学经典输入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具备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这双重操纵机制。
外部机制在文学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联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内部机制在文学内部发生作用,主要受诗学和社会观念制约。
①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
②换言之,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其代言人确立一系列的价值参数操纵文学经典输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转型期,五四革命特定的政治形势为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环境,更加凸显出外国文学经典输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干预和控制。
中西文化差异下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对策.docx
中西文化差异下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对策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国人和世界的距离拉近了。
中西方的物质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也有很大的发展，国人对西方文学作品也有了强烈的需求。
那么，如何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把艺术性很高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给国人，使国人阅读到高品质的英美作品，这就要求译者讲求翻译策略，翻译出既易于国人品读，又不失品质与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一、中西文化差异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中西文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普通国民也有了与欧美公民共同生活、交往的机会。
现在，人们的生活语言中时不时会加入外来词，如朋友调侃对方某事落伍了，他会说“out了吧!”外国语言给国语注入了新活力，丰富了民族语言。
但对各自发展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中西文化融合部分还非常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和现代的意识形态纷争有关［1］。
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些人排斥西方，讥讽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常常听到这样的质问:“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现在想来是多么的可笑。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儒家文化，虽然遭受“文化大革命”掘地三尺的摧残，但损失的只是可见的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屹立不倒。
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中国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孔子学院，向世界推广、传播儒家文化［2］。
西方文化的根基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随着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而开始被引入，曾经和儒家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这些冲突迟滞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中西文化差异在文学作品里主要表现在饮食、人物性格、思维习惯、婚丧习俗和各国不同的历史渊源［3］。
饮食文化上，中国的饮食文化渊远流长，有许多菜系，配以茶和酒;英美西餐则比较简单，大多是预做好的，类似中国现在的快餐和自助餐，配以牛奶、果汁、葡萄酒，比较实用，这提高了西方人的生活效率。
人物性格上，国人讲求含蓄、持重、不愿表现个人，大有讲求内功之意;西方民族则性格豪放，张扬个人英雄主义，但并不是国人讲的释放，一切似乎都受天主制约着，这在西方名著中表现最突出［4］。
译者的意识形态对英语新闻汉译的影响
译者的意识形态对英语新闻汉译的影响作者：李水艳来源：《文学教育》2013年第07期内容摘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年代久远，但是译者的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讨论和研究却少之又少。
本文主要从对原文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来体现译者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并通过实例研究处理不同意识形态而采取的不同的翻译方法，主要包括重组，删略和增译。
关键词：意识形态英语新闻翻译策略译者一.引言作为翻译文化与研究的先驱，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界创造了“革命性的”系统。
他强调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
而一切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操纵文本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
”[1]显然，勒菲弗尔介绍的翻译理论反映了他的操作范式，解释了根植于目标语文化的诗学原则和意识形态下，改写是如何进行的。
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为译者指明了新的方向。
翻译研究不再专注于提供翻译技术以实现两个不同文本之间的“对等”，而是超越语言范畴探索新的影响因素。
而勒菲弗尔在后来的研究中，更强调意识形态的操控作用。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勒菲弗尔再次解释说，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译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译者的作用就是目标语文本的创造者和源语文本的演绎者。
因此，译者的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以下主要从译者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
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处在何种情况下，总会对翻译产生巨大的影响。
政治局势越紧张，翻译就会受到越多来自译者本身政治意识的约束。
政府是新闻翻译的赞助者，靠规则和法规影响译者的活动，而这些法规体现的是政府自身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府强加给人民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却拥有巨大的力量。
“赞助人鼓励出版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翻译，他们也可以很有效地阻止出版他们认为不被接受的翻译。
”[2]而译者的文化意识形态，由于受本国文化的影响，任何译者都会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正如巴斯内特所指出的，“不同文化间文本的调换需要慎重考虑意识形态对这种调换应用的影响。
文学文体学视角下《大卫·科波菲尔》的重译研究
文学文体学视角下《大卫·科波菲尔》的重译研究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一生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多篇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
其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凭借跌宕起伏的情节和诙谐有趣的语言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誉。
小说讲述了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凭借自强不息的勇气和百折不回的毅力最终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
这部小说对塑造青少年的个性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已是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目之一。
《大卫·科波菲尔》在中国有着长达110年的重译历史,涌现出大约280余种中文译本,其中约有23种全译本,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对其译本进行了研究。
但目前运用重译假设相关理论对《大卫·科波菲尔》的翻译进行的研究少之又少。
重译假设的核心内容是初译总是以文化或杂志刊登需要的名义,对原作进行同化,后译或重译则是面向源语文本的一种回归。
也就是说相对初译本而言,后译本更贴近于原文,更倾向于再现原文的风格特征。
本文运用里奇和肖特的文学文体学的研究方法,选取《大卫·科波菲尔》的五个中文译本为语料,通过分析哪个译本更贴近于原文,以验证重译假设的真伪性。
本文选取了林纾和魏易,董秋斯,张谷若,宋兆霖以及潘华凌的五个中译本,然后分别从词汇、修辞、语相三个层面对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发现,整体来看,后面四个重译相对于第一个译本而言,在这三个层面更加接近原本,可以视为是一种对原本的回归。
但后译本之内,不能呈现越来越接近原本的稳定规律。
因此重译假设在总体上有效,部分表述又因而后译本所呈现面目的不稳定性
显得不甚科学严谨。
领导,请尊重我的专业
领导，请尊重我的专业“小雷，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流体力学？”“是的，领导。
”“那好，去帮我倒杯水。
”“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流体力学是……”“请你谈谈非等熵的稳态可压磁流体力学方程在持续等离子体约束受控热核聚变中的应用。
”“领导，饮水机在哪？”“小张，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通信工程？”“是的，领导。
”“那好，去帮我充点话费。
”“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通信工程是……”“请你将这个数字基带信号用差分相移键控（DPSK）方法调制成数字带通信号并求出相干解调系统的带通滤波器输出端的信噪比及误码率”“领导，充多少？”“小于，听说你在英国读研专业是环境工程？”“是的，领导。
”“那好，把我办公室地扫了。
”“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环境工程是…”“How the value of aromatic content varies in being analysed by dispersive and non-dispersive infrared spectrophotometry? ”“领导，地扫好了拖布在哪？”“小彬，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勘查物理学？”“是的，领导。
”“那好，去帮我把门前的泥铲了去。
”“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勘查物理学是……”“请你谈谈怎样分析取水井的岩心资料和地质资料以及测井曲线的响应特征来识别岩性，并通过泥质含量来建立模型。
”“领导，铲在哪？”“小雨，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是的，领导。
”“那好，去帮我扯块保鲜膜来。
”“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高分子材料是……”“请你用格里菲斯脆性断裂理论来描述一下脆性高聚物的断裂规律。
”“领导，我马上去超市。
”“小李，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是的，领导。
”“那好，去帮换一下灯泡。
”“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电气工程是……”“请你谈谈变速恒频双馈风力发电机带载柔性并网下强耦合的高阶非线性系统。
”“领导，梯子在哪？”“小雷，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的，领导。
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角度比较《大卫·科波菲儿》两个中译本
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角度比较《大卫．科波菲儿》两个中译本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舒兰指导教师颜林海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文看作译文的“绝对标准”，认为译者应该摆脱主观干扰，客观地再现原文，使译文忠实于原文。
因此，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本对比之上，所遵循的翻译最高准则则是“忠”。
这种传统译论的积极作用在于从理论上强调翻译的客观性。
然而，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会受到其它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做到绝对忠实。
“文化转向”在翻译界的提出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翻译学者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与翻译紧密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开始重视文化、历史等非文本因素对翻译可能产生的影响。
作为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菲弗尔详细讨论了这些历史、文化因素中的两种——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译者的影响，并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鼹种意识形态和两种诗学观即译者自身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自身诗学观、社会主流诗学观的影响。
无论哪种意识形态或诗学观占上风，它对翻译的影响都会体现在译作中。
本篇论文的作者就从“文化转向”的提出和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译者的影响着手，对张谷若和董秋斯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进行对比，探索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诗学观的影响中，到底是哪种意识形态或诗学观占了上风，以及它们的影响在译文中的体现。
通过对比旨在提出：对于一篇翻译作品的评价如果只是基于源文本和目的文本之间单纯的语言文字上的对比，实际上是不全面的。
．翻译评价还应该充分考虑到诸如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这样的历史、文化因素对译者的影响。
关键词：比较；文化转向：意识形态；诗学观；影响“；Ａｂｓ仃ａ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ｉｃｈ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ｓｔｏｆｆｔｈｅｙｏｋｅｏｆｔｈｅｔｙｒａｎｎｙ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ｘ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ｈａ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ｘｔａｓ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ｔｅｘ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ｔｈｕｓｆｏｃｕｓｅｄｃｈｉｅｆｌ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ｘ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ｔｅｘｔ，ｔａｋｉｎｇ‘‘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ａｔｉｔａｔｔａｃｈ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ｉｎａｖａｃｕｕ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ａｒｅｉｎｅｓｃａｐａｂ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ｅｘｔｒａ—ｔｅｘｔｕａ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_以狄更斯的_大卫_考坡菲_的三个译本为例
从表 1可以看出 ,三个译本在策略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林纾的译本 85. 83%为归化 ; 张译 、庄译则一致是 99. 33 %为异化 。表 2的相关分析进一步显示 , 20 世纪初的林译本与 世纪末的译本及其策略差异趋势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为. 794,说明文化价值取向差异程度 很高 。由此可见 ,两个时期在策略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 20 世纪初与 20 世 纪末都是积极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时期 ,我国民族文学两次掀起“开放思想 ”、“学习西方 ”和 “走向世界 ”的高潮 。从宏观理论角度分析 ,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必然持“接受 ”的态度 , 在译介中充分移植新的文化形式与内容 。然而研究结果显示 ,这两个时期外国文学译介中 对包含意识形态语言内容的转换策略在价值取向方面却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此可见 ,不同 的文化取向与特定语境下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的社会虽然有“开启 明智 ”的意识 ,存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 ”的思想 ,但开放和接受的程度还很有限 。在我国当 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林纾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坚守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 、文学 立场 ,在文化心理上 ,他们不允许也没有弱势和自卑之感 ,面对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 ,他们仍 然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应对西方文化观念 ,从中显示出更多的是他们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坚 守 ,即“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 ”⑦。林纾在《块肉余生述 》序言的最后也写道 :“……不必心 醉西风 ,为欧人尽胜于亚 ,似皆生知良能之彦 ;则鄙人之译是书 ,为不负矣 ”( 2) 。很明显 ,基 于这样的文化立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翻译观就是外国文学译介中的必然选择 。在 意识形态方面 ,千百年封建文化的积淀造就了一个相对保守和敏感的民族 。因而 ,译者在译 介外国文学 、传递西方文化的时候 ,一方面担心来自外来文化中的异质因素对现有意识形态 造成破坏 ;另一方面 ,传统的文化思想根深蒂固 ,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介过程中进行文化过 滤 ,用译入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规范来对原文进行文化操纵和改写 。因此 ,林纾在翻译过程 中使用了以归化为主导的翻译策略 ,对原文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写 。
浅析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译介的影响
浅析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译介的影响陈娇【期刊名称】《海外英语(上)》【年(卷),期】2015(000)011【摘要】In the 1970s,western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began to shift their attention from linguistics to cultural learning.Lefe-vere,on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cultural school,introduced the concepts of ideology and poetics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He considered that the translators were manipulated by the main ideology and poetic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ology,this paper selects some examples from 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to give a further study of the effects the ideology caused in translation,and found that it influenced the choice of original text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degrees.It also reveals a new perspective of manipulation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And hope these efforts may offer some help for translators from a new perspective.%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从语言学领域向文化学领域转变.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勒弗菲尔将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勒弗菲尔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该文选取了意识形态这个角度,结合《鲁迅小说选》中的个案研究,对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译介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操控文学作品译介的其他因素,也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总页数】3页(P123-125)【作者】陈娇【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相关文献】1.从意识形态影响翻译角度看穆旦译介选择 [J], 杨丹2.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汉译中的影响\r——以张译《面纱》为例 [J], 张白桦;庞娇3.二十世纪苏俄文学作品译介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J], 董丹4.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国际传播研究——以葛浩文翻译方法和文学译介为例 [J], 张立峰5.浅析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译介的影响 [J], 陈娇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葛浩文的目的论与文化翻译策略
葛浩文的目的论与文化翻译策略王汝蕙 张福贵 中国文学的外文译介对我国本土文学以及中国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然而,在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对译介的影响及其形态特征却未得以充分的研究与认识。
①文化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从古至今,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上百种之多。
笔者较认同德国社会学家和翻译学家格林(Heinz Gohring)对文化的定义:“文化就是我们所知、所行、所感,可以拿来判断社会里个人的举措行事,是否合乎这个社会的常情的;又或者是我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拿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乎常情,而不至于因为违反社会常情而承担后果。
”②文化即是一种融汇了各种能被国家传承的精神文明状态,其现象较为复杂,而语言恰恰是其种种复杂现象中的一环,语言与文化之间始终保持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曾指出:“文化可以理解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
”③而在英语和汉语的词汇表达上,分别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当两种语言产生不对等的含义时,通过运用翻译策略进行译介,这些含义丰富的词便是文化负载词。
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早期阶段,中国小说在美国单本译介较少,仅有老舍的《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猫城记》;陈若曦的《尹县长》等。
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期,大量中国作家作品进入美国人的视线,其中莫言“御用”翻译家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译介了大量中国小说到美国,共50余部,如: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商市街》……苏童《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米》;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贾平凹《浮躁》;毕飞宇《推拿》《青衣》《玉米》等等。
这些在中国受到追捧的作品在美国同样得到了较高的关注和反响。
20世纪80年代末,葛浩文第一次接触莫言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信给莫言表达想要翻译此书的愿望,莫言欣然接受。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文学名著复译的必要性——以《德伯家的苔丝》两个中译本为个案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文学名著复译的必要性——以《德伯家的
苔丝》两个中译本为个案
崔学荣
【期刊名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32)005
【摘要】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译者有不同意识形态,因此,文学名著复译是必要的.【总页数】3页(P122-124)
【作者】崔学荣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河南新乡453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46
【相关文献】
1.从目的论角度看文学作品复译的必要性——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J], 付丽云
2.视角与文学翻译研究——托马斯·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及其四中译本的个案研究 [J], 李泉洁
3.互文性与习语的翻译——《德伯家的苔丝》及其中译本的个案研究 [J], 孙演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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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翻译伦理角度分析《德伯家的苔丝》两个中译本 [J], 常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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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翻译策略和意识形态对译文诗歌的影响
浅析翻译策略和意识形态对诗歌译文的影响——以《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为例On A Faded Violetby Percy Bysshe ShelleyThe odor from the flower is gone, Which like thy kisses breathed on me; The color from the flower is flown, Which glowed of thee, and only thee!A shriveled, lifeless, vacant form,It lies on my abandoned breast,And mocks the heart, which yet is warm, With cold and silent rest.I weep ---- my tears revive it not;I sigh ---- it breathes no more on me; Its mute and uncomplaining lotIs such as mine should be.咏一朵枯萎的紫罗兰著：雪莱译：查良铮这一朵花失去了香味，它象你的吻，曾对我呼吸；那鲜艳的颜色也已消褪，不再闪耀着你，唯一的你！一个枯萎而僵死的形体，茫然留在我凄凉的前胸，它以冰冷而沉默的安息折磨着这仍旧火热的心。
我哭了，眼泪不使它复生！我叹息，没有香气扑向我！唉，这沉默而无怨的宿命虽是它的，可对我最适合。
一朵枯萎的紫罗兰著：雪莱译：江枫一这朵花的芬芳已经消隐，象你的吻对我吐露过的气味；这朵花的颜色已经凋殒，它曾闪耀过你所独有的光辉。
二一个萎缩、僵死、空虚的形体，搁置在我被冷落的胸襟，以它冷漠、寂静、无声的安息嘲弄我依旧热烈的痴心。
三我哭泣，泪水不能使它复生；我叹息，你不再向我吐露芳泽；它无声无息、无所怨尤的命运，正和我所应得的没有什么区别。
在译介学的译本研究中，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被广泛借助。
意识形态对董秋斯译作《大卫·科波菲尔》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董秋斯译作《大卫·科波菲尔》的影响作者：张晓娟来源：《艺术科技》2015年第12期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上升为文化上的反思。
本文借助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分析意识形态对董秋斯译作《大卫·科波菲尔》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0 引言翻译从语言层面上的语言分析与对比研究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社会语言活动，是穿行于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传介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处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让译入语文化中的读者和源语读者产生相同的阅读感受。
翻译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
因此翻译实际上是对原文的一种摆布。
”[1]他强调：“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两种文化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的因素之一。
”[1]本文试图分析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对董秋斯翻译《大卫》时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操控。
1 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董秋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与杰出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方面成绩卓越，翻译著作颇丰。
1947年董秋斯翻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以下简称“《大卫》”），由上海骆驼书店初版。
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促进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董秋斯的翻译选材偏向写实主义的作品，体现了一个翻译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斯坦培克的《红马驹》、爱尔文·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等都是写实主义的作品。
50年代的翻译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一样，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千真万确”的情形。
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重译
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在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重译的目的是为了让作品更好地适应新的读者群体，同时也解决了原译中存在的问题和瑕疵。
下面将根据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进行详细阐述。
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涉及到很多著名作品。
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是英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有挑战性，也有机遇。
重译莎士比亚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莎士比亚的作品所使用的古英语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因此需要将其翻译成现代英语。
然而，这种翻译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古英语转化为现代英语，还需要考虑到语言习惯、修辞手法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例如，英美文化中的某些词语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
因此，在重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时，需要结合目标读者的背景和文化来选择适当的翻译。
重译莎士比亚还需要考虑到剧本的实际表演情境。
戏剧作品是为舞台表演而写的，因此重译时需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欣赏体验。
例如，在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使用了大量的押韵和诗歌，这些因素在重译时需要保留并适应舞台表演的需求。
在英美文学重译领域另一个重要的经典作品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
这部小说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复杂性。
在重译这样的经典小说时，需要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在重译小说时，译者需要注意到语言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作品的语言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作品的氛围和意境。
因此，在重译时需要尽量保留原作的风格和语言特点，以便读者能够真正体验到原作的精髓和情感。
此外，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还涉及到一些文化意象和符号的转化。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会对作品中的意象和符号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解读。
因此，在重译时需要结合目标读者的背景和文化来重新诠释并传达这些意象和符号的内涵。
总而言之，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
意识形态操纵下The Good Earth的两个汉译本比较研究
意识形态操纵下The Good Earth的两个汉译本比较研究意识形态操纵下《大地》的两个汉译本比较研究《大地》是美国作家珍·奥斯汀于1931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
该小说描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展现了农民家庭的艰辛与奋斗。
在长时间的阅读与讨论中，本文将就意识形态操纵对《大地》的两个不同汉译本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意识形态操纵。
意识形态操纵是指通过选择性引导、宣传和解释来影响公众对特定政治、社会或经济观念的认同和态度。
在文学翻译中，意识形态操纵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传递工具，常常受到译者个人立场和背景的影响。
针对《大地》这部小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汉译本，其分别由A译本和B译本完成。
这两个版本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操纵影响，从而导致了译本间的差异。
首先，在语言选择方面，A译本更加注重保留原文的风格与表达方式。
译者在将文本转化为汉语时，尽可能保持作者原始语言的特点，试图呈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
B译本则更倾向于按照中国文化的特点进行翻译，将部分文化内涵融入译文中，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
这种不同的语言选择方法体现了译者对原作意图的理解差异，但也可能对读者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其次，在人物刻画方面，A译本更加注重对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描绘。
译者试图通过准确地翻译对话和描写来传达人物的情感状态，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动机和追求。
而B译本则更注重对人物的社会背景和角色关系的刻画。
译者通过增加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描述，使读者更能感受到人物所处时空背景以及其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反应。
最后，在主题和价值观方面，A译本更加强调个体的努力和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译者通过对农民家庭生活的描写和对主人公与自然的关系的强调，表达了劳动和奋斗的重要性。
而B译本则更关注社会及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译者试图通过对农民反抗和社会不公的揭示来反映社会问题，呼吁对社会环境和政策进行改革。
张谷若《大卫·考坡菲》译本的审美再现
张谷若《大卫考坡菲》译本的审美再现吕文丽;李晓红【摘要】翻译不仅是忠实地表达原文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原文的美在译文中成功再现.美学价值的再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翻译策略——等化、深化还是浅化——的选择.本文以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为例,从音韵美、修辞美和形式美三个角度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美学效果进行分析.【期刊名称】《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13)004【总页数】4页(P93-96)【关键词】翻译美学;音韵美;修辞美;形式美【作者】吕文丽;李晓红【作者单位】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外语系,山西吕梁032200;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唐山063009;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唐山063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翻译本身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更多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
翻译本身就是对美的理解、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家茅盾曾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领域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有其独特的美学内涵。
在进行文学翻译时，译者不仅要将原文的内容与形式忠实的表达出来，而且还要使读者在读译文时，能和读原作一样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笔者认为张谷若先生的《大卫·考坡菲》就是狄更斯David Copperfield 的美学价值再现的代表性作品。
一、理论依据翻译美学思想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古今中外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实践家以及学者都对此进行过精辟的阐述，并得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德国的哲学家鲍姆加登是美学的鼻祖，早在1750 年他就在Aesthetics 一书中对美学做了详细的介绍。
而后美学被引入翻译学，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就产生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翻译美学。
在我国，翻译美学理论堪称博大精深。
古代中国美学译论以“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圆满调和”的统一为主流(刘宓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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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译 张译 庄译
表 2 三个样本策略趋势的相关分析
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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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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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译 . 794 . 000 . 000 1. 000 1. 000 . 000
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
———以狄更斯的《大卫 ·考坡菲 》的三个译本为例
姜秋霞 郭来福 金萍
内容提要 :本研究通过描述外国文学中译本在转换策略上的特点 ,客观分析了外国文学译介 过程中本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转换策略的影响 ,从而深入探讨了译入语民族文 化语境与外国文学译介的关系 ,有效认识了外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意识形态 的冲撞与和谐 。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我国 20世纪初与 20世纪末三个外国文学中译本中包 含意识形态的语言内容在转换行为上的特征 ,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 1)本土社会意识 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宏观文化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 2)意识形态的内在 结构对译介转换的“改写 ”程度及“改写 ”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此项研究不仅有助于认 识社会文化语境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与作用 ,同时也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译 介转换策略的内在特点有效认识文学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结构 。 关键词 :社会意识形态 外国文学译介 转换策略 改写 作者简介 :姜秋霞 ,翻译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 向 :翻译学 、英语教学论 ;郭来福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金萍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 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外国文学 )《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 关系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
T itle: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on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 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D avid Copperfield Abstract: Through looking into the translating strategies adop ted by three translators, of two dif2 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ir translating of the ideological contents in D avid Copperfield, this paper m akes a descrip tive and more comp rehensiv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on translated literature from both macro and m icro points of view. It concludes that ideology influences the cul2 tural orientations in the translators’choice of translating strategies, and that the“rew riting”strat2 egies adop te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deological paradigm 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2text and T2text ideological norm 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ndividual paradigm s on the other. Key words: ideological norm s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w riting Authors: J iang Q iux ia is p 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 iterature, Northwest Norm 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 Her academ ic fields are translation studies, English teaching. Em ail: jiangqx@ nwnu. edu. cn. Guo La ifu is lecture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 iterature, NWNU (Lanzhou 730070, China). J in P ing is a
从表 1可以看出 ,三个译本在策略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林纾的译本 85. 83%为归化 ; 张译 、庄译则一致是 99. 33 %为异化 。表 2的相关分析进一步显示 , 20 世纪初的林译本与 世纪末的译本及其策略差异趋势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为. 794,说明文化价值取向差异程度 很高 。由此可见 ,两个时期在策略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 20 世纪初与 20 世 纪末都是积极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时期 ,我国民族文学两次掀起“开放思想 ”、“学习西方 ”和 “走向世界 ”的高潮 。从宏观理论角度分析 ,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必然持“接受 ”的态度 , 在译介中充分移植新的文化形式与内容 。然而研究结果显示 ,这两个时期外国文学译介中 对包含意识形态语言内容的转换策略在价值取向方面却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此可见 ,不同 的文化取向与特定语境下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的社会虽然有“开启 明智 ”的意识 ,存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 ”的思想 ,但开放和接受的程度还很有限 。在我国当 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林纾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坚守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 、文学 立场 ,在文化心理上 ,他们不允许也没有弱势和自卑之感 ,面对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 ,他们仍 然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应对西方文化观念 ,从中显示出更多的是他们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坚 守 ,即“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 ”⑦。林纾在《块肉余生述 》序言的最后也写道 :“……不必心 醉西风 ,为欧人尽胜于亚 ,似皆生知良能之彦 ;则鄙人之译是书 ,为不负矣 ”( 2) 。很明显 ,基 于这样的文化立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翻译观就是外国文学译介中的必然选择 。在 意识形态方面 ,千百年封建文化的积淀造就了一个相对保守和敏感的民族 。因而 ,译者在译 介外国文学 、传递西方文化的时候 ,一方面担心来自外来文化中的异质因素对现有意识形态 造成破坏 ;另一方面 ,传统的文化思想根深蒂固 ,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介过程中进行文化过 滤 ,用译入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规范来对原文进行文化操纵和改写 。因此 ,林纾在翻译过程 中使用了以归化为主导的翻译策略 ,对原文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写 。
本研究在前期对“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研究基础上 ③ ,通过实证描述论证勒弗 维尔有关社会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影响作用 。一方面 ,通过对比不同历史 阶段即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下的转换策略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异同 ,有效论证社会意识形态 对外国文学译介的文化影响与语境作用 。另一方面 ,通过描述样本中包含意识形态信息语 言结构的转换策略 ,分析意识形态影响外国文学译介的改写方式与改写程度 ,从而进一步深 入研究意识形态影响转换策略的内在特点及其多元化结构 ,并从一个侧面认识文学译介系 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结构 。研究的具体问题如下 :
第一 、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影响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文化价值取向 ? 第二 、意识形态与译介转换策略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即如何影响译介过程中的“改 写 ”方式 ? 本研究选取 20世纪初和 20世纪末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译者的中译本为研究样本 , 它们分别为 : 20世纪初林纾 、魏易合译 (以下简称林译 )的《块肉余生述 》( 1981) ④、20 世纪 末张谷若译 (以下简称张译 )《大卫 ·考坡菲 》( 2003) ⑤、庄绎传译 (以下简称庄译 )《大卫 · 科波菲尔 》(2000) ,英文原著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年版 D avid Copperfield。之所以 选取这三个译本为研究样本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 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末是我国 历史上两个具有时代特征的阶段 ,在社会文化观念及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 ,选 取这两个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对比 ,能够有效对比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下译介文化 价值取向的特点 ,更好地审视译入语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在译介转换策略生成中的作用 。 其次 , 20世纪初和 20世纪末是中国文化以及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两个时期 ,都掀起了一 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其中外国文学译介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20世纪初的文学译介活 动是一种文化话语 ,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识 ,如反帝意识 、改革自强意识以及西学意识 。20 世纪末 ,民族文化的开放意识 、西学意识等使文学译介活动再次承载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话 语 。此外 ,所选的三位译者分别是这两个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译者 ,在我国的文学发展以及 社会文明进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 本研究首先摘录出译本中能反映意识形态内容的翻译实例 ,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由于 意识形态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 ,为方便统计 ,使研究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仅限于描述分析 文本中能反映意识形态三个主要方面的语言内容 :政治 、宗教和伦理道德 。这三个概念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