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性格

中国古代文人性情命运的文化启示2009年01月06日 星期二 20:49引言

“文人先观神骨”，文人的处世态度精神信仰等性情对其命运有决定性作用。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稳固，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的思想对文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但同时宁静淡泊、虚以待物的道家思想也形成一股潜流，润物无声的引导着许多文人。或立修齐志、读圣贤书，或淡泊明志、通玄妙理。不同性情的文人有迥然不同的命运。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并最终确立。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得以由读经走向仕途，命运起伏比较大，因而最具有代表性。研究对比唐朝及后世文人的性情与命运，大致可分为“人不如文”和“人文相当”两种情况。

第一章 人不如文

1．什么是人不如文
人不如文，即文人命运悲苦且早逝，其文却历千年而不衰。比如文章恣意汪洋，人却辗转飘零的初唐四杰。
2．初唐四杰文才高，位卑微
2.1初唐四杰作为著名的文学集团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初唐四杰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集团。他们“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对于革除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气象，起了重要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荫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初唐四杰以独具特色的文风，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2.2王勃不苟于时，“或溺”而亡
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依次序，先说王勃。“取巍科则有余，享大年则不足”，是苏小妹对王雱的评价，用在王勃身上一样合适。
王勃太有才华，而且他也从小知道自己太有才华，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杨炯在《王勃集序》中写道: “勃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王勃文场变体便是他不够于时的表现，而这也真是一件很有勇气的壮举，因为唐太宗也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诗风的痕迹，而大臣上官仪也自然而然也秉承陈隋的遗风，以“绮错婉媚为本”，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但王勃却贬斥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所以王勃变体不仅站在上官仪等朝廷重臣文学泰斗的对立面，估计就连唐太宗也是不高兴的。尽管王勃文场变体确立了五言律诗的体式，对推进近体律诗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文场变体也让他得罪了不少重臣，从而对他以后的悲凉境遇埋下了伏笔。
使王勃第一次获罪的是那篇让人哭笑不

得的《檄英王鸡》。王勃时任沛王李贤王府侍读，沛王与诸王斗鸡为乐，王勃就洋洋洒洒的写出了“牝晨而索家者有诛，不复同于彘畜；雌伏而败类者必杀，定当割以牛刀……”。虽然当时王勃年轻，但是以他的学识才华及缜密心思，一定也知道唐朝自开国，从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其兄建成、弟元吉而获得政权开始，诸王之间争夺皇位、互相攻讦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唐高宗李治本也经历了类似事件，一定会对这种君臣父子及兄弟间的关系特别敏感。可是王勃仍由着自己的心思仗着自己洋溢的才思，写下“于焉锡之鸡幛，甘为其口而不羞；行且树乃鸡碑，将味其肋而无弃。”的句子，也难怪他会招致祸患。王勃丢官并非偶然，也不全是像杨炯在《王勃集序》里说的：“临秀不容，寻反初服”，除了才高被嫉之外，也与他的不苟于时有很大关系。
出身没落官宦之家的王勃，也许更适合在清冷的月光底下韬光养晦游戏笔墨，而他偏偏要和终军一样请缨杀敌和宗懿一样乘长风破万里浪。于是最终一不小心就以让人心碎的惊艳照在了滕王阁上空，一照就是千百年。“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尽管开始时阎公不情愿，但最后也被王勃的才华折服，因为在王勃笔下，滕王阁不再是李元婴饮酒作乐佩玉鸣鸾的玉台观，而是清冷傲然的站立着的，对物换星移的历史的见证。不能说是王勃成就了滕王阁，还是滕王阁成就了王勃。寂寞的滕王阁上没有帝王君子，只有阁影斜斜的躺在水里荡漾，对着栏外空自流的江水，江水的褶皱里藏了绝代的才子王勃。如今的滕王阁是王勃的阁，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他将滕王阁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王勃离开洪州往交趾后不久就失足掉进了海里，据说所乘的船便是被王勃扫了面子的阎公所赠，绝代的才子最终“或溺”的下场，真是沉痛啊。
2.3杨炯恃才傲物，无故被贬，身死盈川
杨炯是四杰里面最恃才傲物的一个。他曾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他说自己排名在卢照邻之前感到惭愧，很显然这是故作谦虚，真正的用意是不甘屈居王勃之下。杨炯十岁应神童举及第，待制经文馆。高宗上元三年又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所以他也是才华过人，有骄傲不羁的资本。可是这杨炯仗着才思过人，逮着谁都要调侃戏谑一番，因而得罪了不少人。比较夸张的一件事是，他曾经把那些峨冠博带、人五人六的大臣们称为“麒麟楦”。大臣不解，问“麒麟楦”是什么意思，杨炯就一本正经的解释，大臣们就是披着麒麟皮的驴。这还了得，杨炯忘了驴发怒的时候老虎

都敢踢，别说宰相发怒了，于是杨炯因为他爷爷的弟弟的孙子起兵谋反而被发配梓州了，就如同岳飞“莫须有”的造反。
在梓州做过几年参军后，杨炯被提拔到盈川作县令。他在写于这一时期的《和刘长史答十九兄》诗里说：“受禄宁辞死？扬名不顾身”，想必当时的杨炯也是胸怀大志的。史载杨炯 “至官，果以酷称”，杨炯雷厉风行的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比如针对盗贼猖獗，他从调查摸底入手大力整治社会秩序，使百姓有个安全的生活环境；针对吏多枭獍，他严厉打击地方恶势力，惩治那些胡作非为的属吏，致使他们不敢再肆意地骚扰百姓。为了开发衢江对岸荒地，便在江边设官渡，他动员农民去对岸种桑养蚕，还亲自去杭州联系桑苗蚕种，请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帮助联系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他倾注心血最多的，是针对盈川土地干旱之现状，挖溪建塘，兴修水利，而且每每还亲自规划，资金不足就带头捐钱，如修九龙塘，他就将自己为人家撰写碑文所得的钱捐献出来。工程竣工后，为纪念杨炯功绩，百姓将九龙塘改名为“杨塘”。 可是在杨炯上任第三年，盈川气候竟出现反常，夏霜冬雷，在急需雨水的时候偏偏赤日炎炎，大地干涸异常。作为一县之长，他心急如焚地向天求雨。最终“以岁旱祈雨不得，遂赴井而死”。史书上说他是“精诚动天地，忠义感神明”。杨炯耿直桀骜的性格，定是不适合宦海沉浮，他为百姓捐躯使得衢县一带的人民建祠纪念，倒免了他日后官场倾轧的一个难堪结局。
2.4卢照临少年立修齐志,晚年怀愤投水
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晚年因病痛的折磨和际遇的变化，使得建功立业的抱负不能实现，于是含悲怀愤，竟然像屈原一样投水而死，令人扼腕不已。
卢照邻也少从名师，博学能文，也是当时有名的神童。大约在18岁，入邓王府，从事文字工作。王府书多，“有书十二车”。整理图书，抄抄写写，这样一份赋闲的工作，给好学的卢照邻带来了无尽的阅读喜悦。据说卢照邻的记性很好，那么多的书，竟可“略能记忆”。处于学习之中的人，始终如一种飞天的状态，撷取知识的浪花，以开掘无限的精神世界，填补着有限的生命空间。他沉浸在浩瀚文海中，如鱼得水，“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比如他写《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卢照邻文才高古，自号幽忧子，所作之文，笔力雄厚，“时人莫能评其得

失”。邓王对他爱重有加，常常对人说，这是我府中的司马相如啊。
但是，那个对他百般呵护的邓王，英年早逝，卢照邻失却⑦护，后来入蜀为小官。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却不幸染上风疾，先是一条臂膀废掉，后来一条腿也随之瘫痪，真正是寸步千里，咫尺山河，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幽悲饮泣之路。形体的残损，是人生的大失。手足软垂，口眼歪斜，语音蹇涩，步履不正，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重大生理变化，是一个曾经健康的人所无法承受的，如同当头一棒的垂直打击。老天的不公平，常常发生在春风得意之时。得意与失意，人生的落差，霎那间被千百倍地放大了。然而“余家咸亨中良贱百口，自丁家难，私门弟妹凋丧，七八年间，货用都尽。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怜，破产以供医药”。或许正是因为治不好的顽疾和日益贫困的家庭，使得卢照邻有了赴死的念头。及至女皇武则天登基，好友骆宾王失踪，药王孙思邈离世。卢照邻卧在床上，含恨挥杖，打碎了那只日日熬汤煎药的瓦罐子。他就是那只药罐子，外被火苗炙烤，内为苦药浸泡——生理与心理的激烈交锋，终于到了不和调和的阶段。于是卢照邻自投于颖水，卢照邻的自决，是实践死，是以死求生。
2.5骆宾王耿直桀骜,获罪入狱,兵败失踪
骆宾王是四杰中最为勇敢的一个，幼年即资质颖悟，聪慧过人。七岁能吟，名噪乡梓，被誉为神童，也许是这样养成了他桀骜耿直的性格。
骆宾王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仪凤三年，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在狱中写了那篇著名的《咏蝉》以自况。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雾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何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遇赦得释后投奔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称帝，作下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瞾叫檄》“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后来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资治通鉴》说他与徐敬业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

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综观骆宾王的一生，其前进道路，有着两条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作为一位作家，他前进的道路较为顺畅。但作为一个官吏，政治上却处处遭受挫折。这两条道路，又是粘合在一起互相影响、交错前进的。其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往往成反比形式表现出来。即政治上下沉的时候，文学上就呈上升态势。如早年宦途不遂，隐居齐鲁，就创作出大量描写闲情逸致、诗酒游冶为主题的隐逸诗，掀起了一生创作的第一个浪峰，博得了很高的声誉。明代著名诗评家胡应鳞，学者吴之器，以及《骆临海集笺注》的作者、清人陈熙晋等，为骆宾王写传记时，虽赞扬骆宾王的文才，但更崇拜他的人品气节。如此德才兼备的旷世奇才最后却落一个失踪的下场。


第二章 人文相当

1．什么是人文相当。
人文相当，即文人自身的心灵世界与所创作作品的精神意蕴互相融合、互相促进。比如李白傲岸、文章豪放；柳宗元淡泊、文笔清新；苏轼达观、诗词洒脱。
2．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超世。
李白是站在盛唐诗坛高峰之巅的伟大诗人，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诗坛第一人。曾巩评价他说“子之文章，杰力人上。地辟天开，云蒸雨降。播产万物，玮丽瑰奇。大巧自然，人力和施？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末势尤壮。大骋阙辞，至于如此。意气飘然，发扬宏伟”。
李白少年时代就观奇书，游神山，好剑术，贺之章誉之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李谪仙”。唐玄宗时期只让李白待诏翰林，做文学侍从之臣，李白的大志无法实现，然而他傲岸不屈的性格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三年后李白因遭谗毁，自请还山，离开长安。他游山访仙、狂歌痛饮，以派遣怀才不遇的忧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曾应邀入永王李璘幕府，又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咏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迈诗句。永王军队为唐肃宗消灭后，李白也受牵连入狱，后来在流放夜郎的途中遇赦。到六十一岁时，李白依然请求从军入幕，希望能有“一割之用”，却因病在途中折回，未能如愿，六十二岁时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冰阳家。
虽然李白一生坎坷不得志，但是酒入豪肠，三分化成了剑气，七分酿就了月光，绣口一吐就是半个

盛唐。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追求没有被人的心智所阻隔的天地，最求完美的不容有丝毫卑屈的人格，因而在他笔下，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外化。他眼里黄河，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眼里的长江，是“登高壮阔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算不得多么高峻的天姥山，在他笔下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未必真有那么险峻的蜀道，在他眼里竟是“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根本谈不上壮观的庐山瀑布，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即使境遇坎坷，李白依然以自己吞吐宇宙的豪气，赋予自然景物以崇高的审美价值。
3．柳宗元政治失意，文笔清新俊爽。
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加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呆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朋好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失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化有一次凝聚除了高峰性的构建。
后来，柳宗元奉召进京，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偏远的柳州。柳宗元凄楚南回，途径汨罗江，但是他并没有理所应当的像被放逐的屈原那样悲悲戚戚，而是奔赴柳州，利用自己小小的官职挖井修路、办学种树。所做的这些都按照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实情做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做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尽管“云带雨，浪迎风”，但他依然闲适的“回棹碧湾中”。
4.苏轼自求外放，达观淡泊，吟啸徐行。
苏轼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洒脱奔放，其词一改唐五代以来儿女情长、悲欢离愁的主题以及柔媚纤巧的语言风格，以其宽阔的胸襟、雄大的才力，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及表现手法，开一代豪迈之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表现出全新的面貌。
读苏轼的词，很难与三次被贬仕途失意的文人形象联系起来。苏轼一生，从政约四十年，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坎凜地度过的。但政治的挫折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被贬黄州期间，苏轼曾三

游赤壁，写下一词二赋的千古名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面对图画一般雄奇壮丽的山川景物，不禁追怀历史往事，“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三国古战场，他观赏江山风景，怀念英雄业绩，感到自己的心情都为之震荡了。但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苏轼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付之流水，于是他不禁黯然神伤，发出“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苏轼的词内容矛盾复杂，感情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情礼赞、对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的忠心倾慕，又有人生如梦的消极感喟，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百里的宏大境界上，在浩淼的时空框架中发出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恼引向高远之处。然而，他的词的基调都是积极的，追求理想的精神胜过了消极思想，虽然平淡自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苏轼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承受官场和文坛一起泼来的污水，但他依然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衰烟雨任平生”如此达观的句子，于是他的从容洒脱、坚守自我也使他达到了一个后人所仰望的高度。


第三章 文化启示

1.人不如文的原因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尤其是唐以后，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由读经走向仕途，因而更加推崇儒学建功立业的思想。
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唐代统治者在推崇道教的同时不否认儒学的价值，并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一种同统治阶级积极创业、励精图治的要求相适应的奋发向上、刚健有力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这一点在诗人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已有明显的表现。“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历年滋久，递为文质。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基本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由于初唐四杰继承的是北方儒学以恢复王道、推行仁政、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所以他们不但与南朝门阀士族只知以"衣冠礼乐"相尚、盛谈性命玄理

、罕关世务的处世态度异趣，且与龙朔诗人"才优德薄"、轻儒弃道、追逐名利的人格不啻天壤之别。初唐四杰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又和他们所受的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的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下，四杰认识到自己乃秉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天地中的至尊和主体，所以他们天生就具有人格上的崇高感，总觉得自己代表着社会良心，亦难于向世道和人心妥协。所以四杰其文才高，其位卑微；文章恣意汪洋，人却辗转飘零；文历千年而不衰，其人命运悲苦且早逝。
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因此，文人受儒家影响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当他们的这种理想破灭以后，如果不能淡然处之，追求新的生命价值，则难以摆脱郁郁而终的结局。
2.人文相当的原因。
古代文人不可避免或多或少的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能在失意时以道家思想为旨趣，虚以待物、淡泊明志的人，才能达到心与道冥、物我一体的至高无上的境界。
在士大夫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要数李白。他“五岁诵《六甲》”，五游神仙”，成年后又和东岩子、元丹丘等道士为友。在《冬夜于随州紫阳 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他说道：“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 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志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 求名山”。后来，李白也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道教不仅影响了李白的人生态度，还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后人 称他为诗仙，除去他飘逸出俗的诗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思想中的道教信仰。李白的诗歌中充满了道教神话典故，以及同道教思维模式相联系的浪漫 主义的风格和激情。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典型地表现了李白的诗仙风格。道教的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同李白的 风格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他的《静夜思》和《将进酒》等诗篇，都用朴素 自

然的话语表达了浪漫主义激情。清幽的意境是隐居修道者所追求的。在与 自然风光的朝夕相处中，澄心净虑，自觉与自然相融无间，使人获得返朴归 真的“真趣”，这些道教的意境给予李白极大的启示。
柳宗元读圣贤书，立修齐志，但也受道家淡泊功名利劳碌、与世无争的人生观影响极深。他在《东明张先生墓志》中说：“匪禄而康，非爵而荣。漠焉以虚，充焉以盈。言而不为华，光而不为名。介洁而周流，苞涵而清宁。幽观其行，与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乎婴。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独浩浩，端以一生”。
道家思想对出身儒学世家的苏轼影响也是积极的。老庄的人生虚无思想和无是非观等等，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流露，如《次丹元姚先生韵》云：“浮云知几何，仅值一釜羹”。《用前韵再和孙志举》云：“回视一世间，了无一事真”。但这类作品在苏轼集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对他创作产生不断影响的，乃是道家的清静无为、无为而再为的思想，看穿忧患因缘自适的思想，傲视荣华富贵返璞归真的思想，以及朴素辩证法思想。苏轼善于把老庄的这些教义同儒家的理论完善的结合起来，作为行动的准则，以应付宦海沉浮多变的政治环境。因此才得以吟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千古名句。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剎那间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3.儒家与道家的比较。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

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结论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儒家主张积极入世，道家主张消极避世，这两种思想在历代文人的心中矛盾着，交织着，斗争着。中国人得势时都往往自觉信奉儒家思想，同时儒家思想也往往是他们人生的主要思想和支柱，这支持他们昂扬进取奋发有为。但当时事不遇时，一般而言道家思想便成了他们的安慰，他们各自悠游天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这在中唐以后的古代文人中尤其普遍。因此，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纵观唐以后历代文人，只有将儒家积极进取与道家淡泊明志两种思想统一于一身的人，在失意时接受道家甚至是佛家思想的调剂和慰藉，做到达观乐天，才能做到人文相当，从而达到一个让后世仰望的高度。反之，如果一意奉儒，则往往太刚则折，性命难保，落得个人不如文的悲惨结局。在我国封建集权社会中，这既是文人士子阶层特殊社会地位宿命的必然，又是他们个体生命修为空间别无选择的指归。
我们觉得，即使在今天，以道家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儒家入世的态度做文，依然会带给我们许多人生启迪。做人时宁静淡泊，快乐而自在；做文时汪洋恣意，积极向上。这是比较唐后文人性情命运所得出的文化启示。

中国古代文人性格个人日记 2009-03-15 22:56:50 阅读116 评论6 字号：大中小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在品读类文学作品时，不仅能欣赏到文字语言之优美，内涵意蕴之深刻，同时也能感觉到各不相同的文人性格。
中国文学的基本形式是诗词曲剧、小说及各类散文、对联谜语等，每个时代都会有占主导地位的类型，通行的说法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但每个时代的文人性格基本上是相似的，主要就是那么几个类型，他们各自的性格往往决定其人生命运，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1. 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理想浪漫主义文人。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千古传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是一代代后人敬仰的对象。但我对这类文人的性格最感兴趣，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

的了解与分析，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或报国无门，含恨而死；或颠沛流离郁郁而终。屈原和李白都是才高八斗胸怀壮志的人物，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从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的是一群阿谀奉承，极尽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之能事的小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显然不容于时代，难以进入中央决策高层，得到帝王赏识重用。李白只是被李隆基当成宫廷诗人，喝酒听戏，欣赏欣赏高雅诗作娱乐娱乐。至于屈原则是惨遭流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反映出不得志与郁闷。屈原在离骚中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委曲求全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像他这样坚守原则和文人的骨气、为官的责任，操守道德固然为后世所敬仰称颂，但个人悲剧却无法避免，于国家于时事并无所补。而李白号称诗仙，他的作品的确很有仙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极度潇洒。但细细读来，李白并不是真正的潇洒和浪漫，他的代表作无不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人生的不如意，愁恨的繁多与理想的难以实现。像《将进酒》，前面说了一大堆很潇洒很超脱很豪情的话，但最后一句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乃是借酒消愁，逃避现实。《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前面写了一通看上去很风光霁月的句子，到后面来了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显然主题是为了表明自己心迹，暗叹世事艰难，壮志未酬。而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免有抱负实现之路难于上青天之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叹形单影只，知己难逢。至于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类就更是直诉愁情烦事，浪漫主义背后是深深的哀愁与不得志，诗仙有的其实是颗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由其性格决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古今总是存在差距，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剧命运，中国古代如是之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叫人惊叹，而命运却令人惋惜。
2. 以苏轼、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豪放乐观主义文人。他们是北宋豪放派诗词的代表，苏轼更是诗词文赋上的全才，这类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

也并不好，同样没有能够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其作品体现了真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世界、生活的热爱，既反映国家大事、历史文化又描绘自然山川、人生情怀，其风格豪情大气而不失稳重理性，折射出他们的光明磊落与乐观向上，乃是值得人钦佩的英雄豪杰。
3. 以陶渊明，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出世归隐主义文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归隐思想，或是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行事怪异出人意表，崇尚清谈，自得其乐，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这种文人实际上是属于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也不愿适应社会的高人、怪人。他们的作品超脱不俗，从不涉足政治俗世，着眼于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园风光，描绘诗情画意的生活，抒发内心的宁静平和。这一类的文人往往写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态的纯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圆转自如，注重个人内在修养是最贴近的，也与书法、绘画、园林建造等其他艺术形式最能相通。他们这样的性情和生活其实也不失高雅滋润，有其叫人艳羡之处。
4. 以杜甫、范仲淹、关汉卿等为代表的现实入世主义文人。这类文人是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们置个人命运荣辱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兴衰悲喜之后，用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国家命运而鞠躬尽瘁。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现象，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汉卿的《窦娥冤》，无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作名句，而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品质更是万古流芳，这类人物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5. 以柳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为代表的平民小资主义文人。他们都是婉约派的代表，这类文人在政治上既没有屈原李白之类的报负，也没有杜甫范仲淹之类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不会来个归隐田园，梅妻鹤友。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触和那种小资生活的情趣，是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爱好，做学问、谈学术，探究人类的感情世界。这类文人其实摆脱了中国文人政治化与文学传统模式内容的约束，千百年来，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所垄断，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学作品表达的多是政

治社会历史、个人志向抱负、自然与边塞风光等，极少涉及人类内心情感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平民化、人文化。是他们用自己细腻的感情和笔触，捕捉到身边的一点一滴，写出了更加全方位的中国社会与百姓生活。
6. 以司马相如、严嵩为代表的功利实用主义文人。这类人从品格上讲是比较低下的，他们一切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求出发，或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一味迎合奉承；或干脆做违背良心道德的伤国害民之事，沦为文人中的败类，历史的罪人。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能够有良好的人格操守与道德品质，这类人的作品一般来说中规中矩，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也有一些宫廷诗、应制文还是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的。
除此之外，中国文人当然还有其他性格，也难以一一归类，许多人兼有以上两三种性格，其中还不乏性格偏激，特立独行的怪人，但无论如何，中国文人作为文化领域的主要创作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他们的这些性格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也对现代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追思其人其事，想象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可享受与借鉴的财富。


古代文人的性格及其缺陷 分类： 读书摘记 2007-04-13 13:24
学习中国古典文学，难免要接触大量的古代优秀作家尤其是诗人。他们的处世态度、精神品格和生活情趣，一定会对学习者产生巨大得影响。而这些古代的文人们的思想性格大多又存在着一些不足，或者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再值得提倡，比如“蔑视权贵”、“恃才清高”、“消极避世”等。如果我们不能够引导学习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辩证地对待批判地继承，就会使其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从而脱离社会、不融于俗，不利于将来在社会上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古代中国文人的思想情趣、处世哲学进行一番研究，并喻之于学习者，使明辨而慎取之也。


文人的“怪”：文学属于艺术，所以文学家也应算是艺术家；艺术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艺术家总要区别于生活中的普通人——无论衣着、发式、语言还是思维方式及行为。所以，大凡艺术家总得有些“与众不同”才行，文学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与众不同”，怎能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从而吸引读者呢？从这一点来看，文学家，就其性格来说，在一般人的眼中多少都点“怪”，这再正常不过了。


伟大的爱

国诗人屈原在“涉江”中这样描写自己：“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虽然这只是象征性的描写，也多少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怪”的迹象来。


东晋时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就更怪的有点儿出格了。据说他又一次赤身裸体地呆在家中，别人见了，责怪他何以不穿衣服。他却说，我的屋子就是我的衣服，不是我没穿衣服，而是你们钻到我的衣服里边来了。这倒有点像“接舆髡首”、“桑扈裸行”——违逆世间伦理道德，以反常的行为表明与社会与统治阶级的不调和。


又如李白，在大家都要通过科举应试的方式步入仕途，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时候，他却不屑于此，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条“游历名山大川，遍访名人贤士，先造显赫名声，而后平步青云”的路子。杜甫赞其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这当然可以叫做“豪放”，但多少有点儿怪吧！


明清时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天生傲骨，疾恶如仇，爱吃狗肉不爱财。他以画竹而闻名，号称诗、书、画三绝。但别人要想得到他的一幅画是很难的，尤其是有钱和做官的。他甚至在自己门前题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凭他说旧谈友谊，只当秋风过耳边。”后来有一位姓姚的财主费尽心思，使用狗肉计，才骗得一幅，板桥得知中计，以“三绝不齐”为借口取回并题诗一首曰：“有钱难买一竹根，财多不得绿花盆。缺枝少叶无多笋，德少休要充斯文。”其中暗寓“有财缺德”四字。狗肉吃了，竹画画了，何必再题诗一首，把人伤透？可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郑板桥了。就连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早年也与同乡归庄被合称为“归奇顾怪”。
有个性是好的，否则千人一面，岂不太没意思？没有个性的人，岂能写出有个性的文章？只不过“个性”也要有一个限度，太离谱儿就会被称为“怪”。那别人对你可就要“侧目而视”了。


说恃才傲物：文学作品要想感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从表达情感的角度而言，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是力求真实、充分，以真情感人。在文学领域，虚假的感情是没有市场的，这与生活中不同。


文学追求的是“真、善、美”，现实生活中却有更多的“假、恶、丑”。生活中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伪装，不肯全以真面目示人。于是，虚情假意、尔虞我诈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了。文人们呢，为了出人头地，十年寒窗苦读（有的人远不止十年），到头来只知圣人之言，不谙世间人情。按现在

的话讲，就是素质发展不够全面，适应社会、人际关系方面的智能开发的不够充分。于是，这些文人学士们刚刚步入仕途的时候，往往是豪情万丈，心比天高。他们渴望将自己若干年来所学的“文武艺”，报效于“帝王家”。于是献策论，进忠言，分析社会弊端，提出改革意见，真可谓“意气风发”。正如小马初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然而理想与现实毕竟有着很大的差距：一方面，他们这些主张毕竟不是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而得出，难免有些不切实际；另一方面，这些刚刚步入仕途的文人们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说话写文章锋芒毕露，直指社会痼疾，既触动了大多数人（地主阶级）的利益，又难免招致“恃才傲物”之讥。如屈原，贾谊，甚至东坡。


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最初曾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三闾大夫以及左徒的要旨。“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此期间，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刷新政治并起草宪令，对外主张合纵抗秦，收复失地。可后来却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史记》中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初，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被疏远，当然有楚王昏庸，旧势力的反对等原因，但他们指责屈原的恰恰就是“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屈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无从考察。但联系他在《涉江》中对自己形象地描绘，以及《离骚》中“举世皆浊兮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兮唯我独醒”的话，可以推断他完全说得出这样的话。


汉朝的贾谊，年轻有为，博学多才，很早就得到汉文帝的赏识。他雷厉风行地提出了很多改革的建议，因而遭到朝中大臣们（周勃、灌缨等）的反对，文帝只得让他改任长沙太傅（这当然还是信任）。这里是否也有恃才傲物的成分呢？我想，他不缺乏才气，也具有充分的信心，更得到了汉文帝的充分信任，可以说具备了成功的所有条件。但如果让多数人觉得这个人太恃其才而傲物，有点儿锋芒毕露，其仕途往往不会成功。因为人是有嫉妒之心的，所以年轻人说话做事的时候还是谦虚谨慎，收敛一点为好。


要说苏轼，那可真可算得古今第一大才子，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但因为政治上与新党和旧党都合不来，所以仕途不顺。据《警世通言》记载，那一年苏轼于湖州为官三年期满，回京述职，先去拜见老丞相王安石，恰巧丞相不在。苏轼进得书房，见书案上有两句诗：“西风昨夜

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心中暗道：想当初我在京为官时，这王老先生下笔三千余言，竟一气呵成，文不加点，学识之广博，无人能比。现在竟连一首绝句也不能一气完成，难道真是江郎才尽了吗？况且，就这两句也是胡诌。这菊花属火，善与寒风鏖战，迎霜斗雪，决不屈服。即便衰朽枯干，也要抱死枝头，决不落地，如何能说“吹落黄花满地金”呢？我不妨给他续完，于是提笔写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不久王安石回府，发现了苏轼补的诗，很怪他的无礼轻薄，自以为是，决定给他一点教训，第二天就把他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苏轼到了黄州才发现，这儿的菊花果如王诗所言，深悔自己当初的轻率。这虽然并非史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有才是好事，但若自负才华横溢而显出傲气，或看不起他人，或举言轻率，或锋芒毕露，反而会招致祸端。所以，不管你又多大的才气，都应该坚持“为人第一谦虚好”的为人准则，这样才会使你的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
关于蔑视权贵：人没有生下来就蔑视权贵的，也没有人天生的就不愿为官，现在也是如此。古代文人，读的是孔孟之书、圣贤之言，必然也会接受儒家的入世思想。在那个时代，一般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要想出人头地，读书可能是唯一的途径，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会文武艺，报效帝王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他们怎么会“蔑视权贵”呢？


但是，历史上确实有很多文人有过“蔑视权贵”的言行，又当如何解释？
笔者以为，所谓“蔑视权贵”主要是逆反心理在作怪。就如同葡萄好吃，但如果我吃不着，就干脆说它是酸的一样。我们这里试举陶渊明、李白和刘禹锡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陶渊明的祖父即东晋开国元勋陶侃，以武功位至封侯。东晋社会的“门阀”贵族势力非常强大，连皇帝也要让其三分，而且，这个阶层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陶侃虽然军功卓著、封侯拜将，但他的地位是靠刀枪拚杀出来的，论出身，依然低微寒酸。所以，这些门阀们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像陶侃这样的的“暴发户”，一旦陶侃死去，其后人被排挤、被歧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据说陶源明的父亲还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职，到了陶渊明，已经是一贫如洗了（当然比一般老百姓要优越的多），他的出仕，有不得已的成分。于是，在他做彭泽县令，督邮要他“冠带相迎”时，终于激发了内心的激愤情绪，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区区向乡里小儿”的豪言，并挂印而归。其实那话说白了就是：你

瞧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李白的思想比陶渊明积极多了，他自信、乐观，一心想得到皇上的重用，以施展自己的经国大略，后来终于如愿地被招为翰林大学士。但玄宗皇帝并不是看中了他的政治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御用诗人，供自己开心。这令李大诗人深感失望。更主要的，它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浪漫、洒脱、不拘小节的性格难以改变，终于得罪了权贵。于是他自己也觉得再呆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只得请求辞去。之后便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稍后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又写道：“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显然这是忿而不平情绪的发泄，要说李白骨子里就蔑视权贵，恐怕前后矛盾太大。


刘禹锡曾与柳宗元等一起参加王叔文变法，失败后与其他八人都被贬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地方官。十年后，刘禹锡从朗州调回京都，很是看不惯京城里那些靠阿谀奉承爬上来的谄媚官员，作《游玄都观》诗一首以讽刺之：“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那些被讽刺的人看到这首诗，定了他一个“诗语讥忿”的罪名，于是刘禹锡又被贬到更远的连州。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京城长安，旧事重提，又作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此诗颇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味道。其不向恶势力妥协，蔑视权贵，决不屈服的精神实在可嘉，但结果又如何呢？


谁都不愿被蔑视，权贵们更想得到他人的尊敬。你胆敢公然蔑视他，他就要给你好看。另一方面，“蔑视”是对权贵们打击排挤自己的一种回应，如果自己官运亨通，一帆风顺，自然也就没有“蔑视权贵”一说了。
思想的多元性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非儒、道莫属。汉朝以后 ，随着佛教的引入，逐渐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从本质上说，儒家比较强调“入世”——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要遵守和维护社会的秩序，甚至为统治阶级服务，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者安身立命的准则。道家则强调“出世”——它希望人们远离尘世，清静无为，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佛家则寄希望于来世，认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人生在世就是受苦，应当虚心奉佛，普度众生，以登西天极乐世界……总体说来，儒家比较积极进取，佛、道相对消极一

些。


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对于各种思潮，文人们是最积极的接受者。在他们“寒窗苦读”期间，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入世”的功名利禄与“出世”的精神自由都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而且，儒家的“独善其身”、“随遇而安”与道家的“安贫乐道”、“清静无为”未必就没有可沟通之处，于是，两种（有时是三种）思想体系在他们的头脑中既对立又统一地相容在一起。这是许多古代文人思想上的一大特点，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上也有其合理性。


一般说来，在他们刚刚结束苦读、经科举而步入仕途的时候，正处于人生的风华正茂的时期，这时的他们自信十足，抱负远大；诗文之中慷慨激昂，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如李白：“我本楚狂人，风歌笑楚丘。”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反映。但是，由于他们太性情化，不会隐藏自己的喜怒爱恶，故得罪人是经常的事，所以他们的仕途往往坎坷崎岖，遭遇贬黜更是家常便饭。这时的他们又往往会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此时，道家的消极避世思想就占了上风。当然也有信佛的，如王维。苏轼的思想之中也有一些佛家的成分。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前后期思想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就如同当初三种思想在他们头脑中既对立又统一一样，不能一刀而切之。如李白，在被玄宗“赐金放还”后，内心一度极度苦闷，决意“骑白鹿”“访名山”，但他还是时刻都在关心着国事，那首《早发白帝城》就是明证。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旧党上台，他又被调回京城，而且官职还有所提升，但他又不赞同旧党的“尽废新法”，自请外放。在历任地方官时，还是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可见他并未完全消极避世。而且早期的他就有“以佛助儒”的思想，只不过这时期的他原有的释、道思想占了优势而已。像王维后期一心事佛，无是无非，毕竟属于极个别现象。

总之，古代文人的思想性格是复杂多样的。总体来看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性格，有可接受的，也有应该批判的，学习者应有自己的辨析能力，力求“取其糟粕，取其精华”。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否则，动辄“蔑视权贵”、“恃才傲物”，后果一定是可悲的。那些文人们的下场还不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么？当然，由于不满社会现状而“消极避世”、“退隐山林”，也不是积极的态度。我们应该努力培养积极向上的健全的人格，更好地融入社会，这才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相一致。